为现当代知识人作谱传的史学思考—以拙编《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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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虞云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第一版,68.00元

 一

  今年是程应镠先生(笔名流金)百年诞辰,我在2001年私家版《流金集·诗文编》附录《事迹诗文编年》的基础上增订编纂了这部《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下称《事辑》)。那个《事迹诗文编年》仅二万字,如今的《事辑》则扩增至30余万字。之所以发心作如此规模的订补,百年纪念因素固然是不容否认的因素,却还有其他原因。其一,流金师家人向我敞开了先师现存的全部遗稿,包括四种日记、若干遗信、“文革”家书、“文革”交代、未刊诗稿与友朋来函等,为这次大规模增订构筑了坚实的基础。其二,自2001年以后,又积累了相当数量此前未见的相关文献,包括师母李宗蕖先生《留夷集》的相关记述,子女友朋的追思与弟子学生的回忆,提供了许多关于流金师的亲历见闻。其三,也是最关键一点,在披阅新材料过程中,我益发感到,有必要改变《事迹诗文编年》相对私人化倾向,把流金师的生平遭际与坎坷命运作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微观个案,以一朵浪花的视角去反观20世纪中国历史的九曲回澜。

  作为史书体裁,“编年事辑”属于梁启超所说“人的专史”中的“年谱”类。据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目》,年谱名以“编年”与“事辑”者,清代以前已有所见,但合而命名的嚆矢之作,或始自张荫麟的《沈括编年事辑》。这一年谱体以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最负盛名而堪称典范,其《题识》自述命名道:“所知粗疏缺略,不敢名曰年谱,故题‘编年事辑’云”,似隐含未定稿或初稿之意。近年以来,“一人之史”的编年事辑时有问世,作者大体两类,一是谱主的弟子或后人,二是与谱主并无直接交集的研究者。关于谱主称谓,前一类编者概以“先生”相称,后一类既有沿称“先生”陈规者,也有直呼其名者。作为编著者,出自程门的我,理应尊称“先生”,但私意以为,频频以“先生”之称见诸行文,不仅让读者感到这部《事辑》具有强烈师门化倾向(这点正是我力图避免的),而且易使自己偏离相对中立的研究取向。纠结再三,决定在编者叙事时略去尊称,好在即便如此,行文仍明确表达出叙述对象的谱主与他者之主客关系。这一做法的主观意图,无非让我作为研究者尽可能保持客观理性的价值取向,以期表明:这部《编年事辑》决非一味颂师的树碑之作,而是旨在为当代学人的立传之作。

    二

  一部富有价值的传记作品(包括编年事辑这种体裁),研究者如何择选合适的传主或谱主?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人的专史的对相》里,梁启超曾提出过具体的建议。归结起来,大体三点,一是要有相对重要的研究价值,二是可以成为新的研究角度,三是必须具备起码的资料。这里,对第一点再作申说。

  流金师出身于官宦世家,尽管出生之时,家道已渐中落,但仍衣食无忧,能进入学赀不菲的燕京大学就学,毕业后也不愁有较好的出路,从事他所挚爱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他大学时代就从事文学创作,参加过北方“左联”,在昆明时期,两度成为沈从文主编文学副刊的助手。他的文学活动持续至1940年代晚期,由于这层关系,他不仅与沈从文的师友之情持续超过半个世纪,与宋淇、凤子、杨刚、碧野、天蓝、陈纪滢等也都有交集。他先后求学燕京大学与西南联大,师长辈里有陈寅恪、顾颉刚、邓之诚、张荫麟、郭绍虞、陆侃如、严景曜、雷洁琼等大师名家;同窗挚友中有丁则良、徐高阮、钟开莱、陈志让、王勉、王逊、熊德基、王永兴等,堪称“坐中多是豪英”。

  他属于“五四”启蒙思潮下熏陶出来的那代知识分子,西方的民主思想与传统的家国情怀构筑起那代知识精英的价值观。但跨入大学之门不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他没有选择不问国难踅入书斋走纯学者或纯文人的道路,而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一二·九”运动,与燕大与清华的学生骨干柯华、龚澎、刘春、赵宗复、周游、葛力、陈其五、陈翰伯、赵荣声、冯契等结下了“与子同袍”之谊。他们中间,一部分走上了职业革命家之路,一部分则成为后来的学界翘楚。

  卢沟桥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幕,他先后在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从事抗战活动。终因痛感在正面战场难有作为,便间关西南,转入教育界。昆明时期,他以师友闻一多、吴晗之介加入了民盟,共同声讨国民党制造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被暗杀,他也上了黑名单,被迫亡命。不久,他以最年轻教授成为上海“大教联”骨干,一方面积极参加争民主、反迫害的斗争,一方面以政论、杂文抨击时政,在第一时间为《展望》撰写《欢迎人民解放军》的社论迎来了政权易帜。

  鼎革前后,他以大学教授兼民盟骨干的双重身份,分别与吕思勉、廖世承、孙大雨、戴望舒、陈子展、张芝联、徐中玉、许杰、彭文应、陈仁炳、陈新桂等有了交集。1950年代中期主政上海师院历史系后,与周谷城、刘佛年、谭其骧、蔡尚思、魏建猷、张家驹、陈旭麓等沪上名流颇有往还。1957年,又与沈志远、陆诒、刘哲民、刘海粟等结为“右派”难友。其后沉沦二十年,复出以后,先后与邓广铭、陈乐素创立中国宋史研究会,作为《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与邓广铭共同主编了《宋史卷》,与京沪两地文史名家周一良、王钟翰、胡道静、施蛰存、陈九思、钱伯城、杨廷福、江辛眉等,或再续旧谊或订立新交(各时段的人际关系颇有重叠部分)。

  他的亲属中也是名人济济,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与台湾政权首任教育部长的程天放是他的同族叔祖,胞弟程应铨则亲炙梁思成;妻舅之中,李宗恩作为1948年首届院士,是协和医院首任华人院长,李宗津则是著名油画家,李宗瀛是《大公报》特派驻港记者。

  综观流金师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与跨界多元的人际交往,他尽管不是梁启超所说“可以作时代或学问中心”的大人物,却也有相当知名度,兼之为后人留下了足资利用的函档文稿,完全适合选为个案,以其跌宕起伏的人生沉浮与关系网络来凸现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波澜诡谲中知识分子的奋斗追求与命运遭际。

    三

  然而,选择这样距今不远的知识人作为个案,在史学研究上却面临着两难的困惑。陈寅恪曾明确主张,史家应该规避以当代史作为研究对象。他的先世是晚清变局的亲历者,自己对清末民初的旧闻掌故也了如指掌,却对学生明确表示:“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这一取向,旨在让历史研究保持客观中立的取向,尽量不掺杂进个人的感情成分,用心是良苦的。惟其如此,陈寅恪的史学论著中没有关于清末民初的研究之作,有之,唯自述家史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既以“其中复有可惜者存焉”,兼以揭示其身历“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

  但是,当代学人是否就应据此完全拒斥现当代课题?似也未必尽然。当代人研究当代史,也有后人无以企及的优势,许多亲历的场景与细节,往往是后来研究者仅凭冷冰冰干巴巴的文献记述难以把握体悟的。此即吕思勉在《历史研究法里》所说:“以当时的人,了解当时的事,只是苦于事实的真相不能尽知,如其知之,则其了解之程度,必出于异时人之上。这就是再造已往之所以要紧。”故而他认为,当代学者在再造现当代的“已往”上负有“要紧”的使命。尤其在当前,史学界对某些特殊事件或特定时段的研究仍难充分展开的情势下,如何将亲历其事、身经其境者的回忆史料与文献函档有效地传之后世,便是当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我不惮寡闻与浅薄,充分利用业已掌握的史料,尽可能真实“再造”谱主“已往”的经历与命运,以期为现当代知识分子留下有意义的个案。当然,如何做到陈寅恪所说的“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真实地“再造已往”这点上,我努力恪守他在《寒柳堂记梦》里提澌的两条,一是“此文所记,皆有证验”;二是“排除恩怨毁誉求一持平之论断”。关于前一点,不仅所有征引文献都标明来历,还对谱主与他人凡有记误与错讹的当时记录或事后回忆,都竭尽所能地作了考索与证验。关于后一点,我在提纲挈领叙述事要时,也尽量只从《事辑》系年文献中提炼事实或要点,而力图避免对所述事实本身作倾向强烈的主观评判(即使内心确有己见)。陈寅恪说过:“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的”(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这一价值中立原则,也是史家应该遵守的职业原则。韦伯曾告诫研究者,必须“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以学术为业》)。这在我编《事辑》过程中也时有遭遇。试举一例,“文革”期间,流金师发落到横沙岛,漫漫长夜面对海浪江涛,却有意境迥异的两首绝句,一首说“海上涛来云似墨,天边雁字月如霜。夜窗犹忆惊风雨,老眼婆娑泪万行”;另一首却说“江涛汹涌横沙岛,海浪掀腾六月天。满目葱茏人换世,红旗飘荡晓风前”。对这一“令人不舒服的”矛盾心境,我只是实录两诗而不作评判,而把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留给读者去咀嚼寻味。

  

  在《文史通义·答客问》里,章学诚将史著分为三种体制:“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他既鄙薄比次之书,并有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不能兼具的取向:“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吕思勉却对章氏之说颇有修正,他认为,在史学研究的最后一步,料理经过考订的史料以成一书的阶段,不妨借用章氏所说的比次之业、考索之功、独断之学,作为各不相同的撰著方式。他进而指出:“学问之家,所以或事比次,或专考据,或则独断者,固由才性之殊,亦或以所值时势之不同,从事于其时之所当务也”(《文史通义评》)。也就是说,史学著述的不同模式,既与史家个人才性有关,也与时势的特定需要有关。他对章氏鄙薄比次之书不尽以为然,在他看来:“盖弘识通裁,亦不能废钩稽纂辑;而学术愈精,分工愈细,钩稽纂辑亦不能谓非一业也。”他甚至推重比次之业的地位与作用,堪与考索之功、独断之学鼎足而三:“唯比次之功,实亦卓然自立,初无惭于考据,而通则原理亦必自兹而出焉。”他的意思很明确:卓然自立的比次之业,应该既以考索之功为基础,更以独断之学为鹄的。

  这部归入年谱范畴的《事辑》,当然属于章氏所谓的“比次之书”。之所以最后成书时,选择比次材料的史著体裁,一方面当然自觉以我个人目前的才性与认知,尚难客观冷静地出之以传记之体;另一方面,更是充分顾及某些历史事件与特殊时段的评断,目前还有许多言之有忌的约束。既然如此,通过比次史料,保存一代文献,不失为明智理性的选择。我不敢自许这部《事辑》有章学诚推许的“独断”与吕思勉期待的“通裁”,但在抉择、比次史料的过程中,仍企望以朴实本真的文献记注与史事考索,“欲往事之不忘”,同时也具体而微地蕴涵着我对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认识与价值判断。至于已否达到章氏所高悬的“藏往似智”的目标,虽心向往之,却不敢自信。

    五

  最近,饶有兴味地读到王明珂在其《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的题记,以荷塘与蛙鸣来比喻历史整体与历史记忆的微妙关系:

  如在一个夏夜,荷塘边有许多不同品种的青蛙争鸣。不久我们会被一个声音吸引,一个宏亮的声音,那便是“典范历史”;被忽略、压抑的其他蛙鸣,便是“边缘历史”。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在于倾听它们间的争鸣与合鸣,并由此体会荷塘蛙群的社会生态:一个隐藏的景。

  他强调应该以“反思史学”对“典范史学”进行补正、批判与反思。

  王明珂所说的“典范史学”,与从古迄今的主流史学(或曰官方史学)有相似之处。这层意思,鲁迅早就说过:

  “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鲁迅说的“官史”与“野史”,也许可以对应“典范史学”与“边缘史学”,尽管没有那么史学理论化,但道理是相通的。

  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的“边缘史学”,也曾小荷初露,虽然一再被“典范史学”的镗鎝之声所掩盖。冯骥才编过《一百个人的十年》,将100个普通人在十年“文革”期间各不相同的经历汇为一编,“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除此之外,关于反右派斗争、“三年自然灾害”、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运动、“五七干校”等历史事件,也颇有边缘性的回忆或史著问世。当然,他们在做这一工作时,未必都自觉上升到“边缘史学”的理论层面。

  惟其如此,王明珂对“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的理论思考无疑富有启示价值。他认为,一般人习以为常的“典范史学”所书写的“并不一定是最真实的过去”,只不过是权力中心视野所青睐或关注的记忆与过往;而“反思史学”尤其应该强调对那些被主流历史书写有意无意遗忘的非主流记忆、边缘记忆、底层记忆;这样建立起来的多元记忆,才能构筑起真正为全民族认同的共同记忆。

  综观流金师以及与之交往颇契的同学友朋所构成的知识精英群体,有两个颇为关键年份与关键事件: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从《事辑》不难发现,他们都是“一二·九”运动的弄潮儿,面对“救亡压倒启蒙”的内外大势,先是投身抗日救亡,而后又主动拥抱新民主主义革命,期待迎来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国家。政权易帜以后,他们也都期望为新政权贡献自己的知识与才华,绝大多数知识精英在“鸣放”期间的言论,无非是自以为际遇升平年代,由“五四”思潮植入的启蒙根性再次勃发,初衷还是希望以直言议政为新政权有所献替,却出乎意料地折翅于“丁酉”之殇。谱主与他所交往的知识精英,在各自领域都有相当知名度,但毕竟难以比肩他们名满天下的师友沈从文、闻一多、吴晗、周一良等人。由此说来,对这一知识群体的历史书写似乎也可归入“边缘史学”的范畴。倘若能为经历新旧时代的沧桑剧变与世运播弄的100个边缘知识人作成年谱长编或编年事辑,留下100份资料详实而足资征信的边缘记忆,对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才庶几可能构成真实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六

  一部成功的历史人物编年事辑,实际上就是人物传记的资料长编,在编纂法上理应汲取中国史传的成功经验。在这一方面,流金师自己就既有理论的思考(《谈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有个案的实践(《范仲淹新传》与《司马光新传》)。我在编著这部《事辑》时,自觉借鉴他强调的思路与用过的方法。

  任何人都生活在各自有异的社会关系中,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充分了解他和其他人的关系,才能认识这个人本质的东西,才能见其本色。这是完全契合“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社会学基本原理的。职此之故,这部《事辑》不仅着力比次有关谱主行事思想的文献资料,而且有意辑集与他关系密切的师友同学的来往书函与酬酢诗词,旨在他与所属知识精英群体的关系发掘中,在同一群体的浮雕背景中衬托谱主的个案形象,使其在广阔真实的社会联系中更具立体感。

  任何人又都生活在世运安排的特定时代中,研究历史人物,必须把握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既要知人论世,也要据世论人,洞察时代对他的影响,认识他的时代局限。作为个案的流金师同样如此,他的个人命运与人生抉择也与他所亲历的时代脉动休戚相关,必然受到社会潮流的卷挟与历史走向的左右。惟其如此,我在编纂《事辑》时,力图对决定其命运的时代变动与历史事件,诸如“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昆明“一二·一”运动,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反右与“文革”,也都在叙事纲要中给以客观中性的交代,以期在时代变动中安顿谱主,在谱主命运中折射时代。

  历史上没有完人,而人又是最复杂的,研究历史人物,尤其要求全面。流金师最反对“因研究的偏颇而造成传主形象的不完整”(《就〈司马光新传〉答客问》)。我正是遵循这一原则来编纂他自己的《事辑》。在《事辑》里,我既编入了他面对“右派”指控之初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的家属回忆,也辑录了他以怨愤痛苦之心违心认领自己确是“右派”的日记片断,没有把他塑述成宁折不屈的斗士形象。我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尊重历史。

  流金师撰写人物传记,只是努力把“事实叙述清楚,不作渲染也不发议论”(《范仲淹新传·自序》)。这部《事辑》也勉力贯彻他的这一主张。比次材料之外,在编者叙事部分,我也“不作渲染也不发议论”。我同样深信,只要在钩考比次文献史料时对其中事实有全方位的把握与穿透性的理解,价值判断与客观事实之间的思考,完全可以留待读者与后人去回味。

  在思考与回味中,后来者也许仍能聆悟到谱主与他那知识精英群体以自身的抉择与命运的摆布曾经奏响的欢乐与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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