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雕塑之四

  四、画像石

  所谓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它实际上是在石料表面进行各种雕刻作业,不改变石料整体结构的一种石刻。画像石不仅是汉代以前中国古典美术艺术发展的颠峰,而且对汉代以后的美术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根据现有资料,汉代画像石应萌发于西汉昭、宣时期,山东沂水鲍宅山凤凰刻石和河南南阳赵寨砖瓦场画像石墓的楼阁、门阙图像都雕造于这个时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作品。技法属于凹面阴线刻,题材较为单调。新莽时期画像石在数量上和艺术上都有所发展,重要作品有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山东汶上县“路公食堂画像石”,画面为阴线刻成的车马出行图,形象写实而生动。另外还有河南南阳东南唐河县汉郁平大尹冯君孺画像石墓,是新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所造,墓内雕刻着30余幅画像,题材丰富,雕刻技法主要是减地浅浮雕,阴线刻仅有一石。此墓画像石具有布局疏朗,主题突出,形象质朴等特点,是新莽时期画像石墓的最佳遗例。东汉时期画像石艺术更为蓬勃地发展起来,分布极为广泛,依其主要分布可以分为四大区域,即山东和苏北地区、河南地区、四川地区、陕北晋西地区。此外在北京、河北、浙江海宁等地也有零星发现。

  画像石采用的是线刻类技法,物象的轮廓和细部全部用线条来加以表现。这种石刻作品,实际上就是以刀代笔的线描绘画。其步骤是:先由画工在磨制平滑的石面上以准确有力的线条绘出画像的底稿;再由石匠严格按照画师在石面绘制的墨线画稿,用凿、錾等工具刻出图像,使其具有凹凸的立体效果。然后将雕刻好图像的石材按照设计图拼装成墓室、祠堂等石结构建筑。再后由画师对石结构建筑上刻好的图像施彩着色,使之具有与帛画和墓室壁画同样的视觉色彩效果。以上工序是针对一般汉画像石而言的,四川和重庆地区摩崖汉墓中画像制作略有不同。这种崖墓,是先由雇请的石匠在山崖上穿凿出隧道式的墓室和其前部的宽大享堂,然后再由画工直接在墓室和享堂的壁面上雕刻画像,最后对画像进行施彩着色的。

  汉代艺术家在画像石内容的处理上颇具匠心。如历史故事画往往选取某个情节处于高潮的片断,这样使人窥一斑而见全豹,简洁集中地表达了整个历史故事的主题思想。如“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用荆轲负伤向秦王掷出匕首的瞬间来表现。又如画宴饮场面,优秀的画工并不面面俱到地表现宴会上的人物,而只是有针对性地选取宴会的一角,全局隐于局部。而表现庖厨场面时则往往面面俱到,采取了类似组画的形式。石刻画在内容的安排上有两种类型。一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安排内容,往往把不同时空的事件围绕一个主题表现在一个画面上,即散点透视法。如沂南画像石中的“百戏图”,将不同时间演出的百戏集于同一个画面,用来表现欢庆的气氛。山东诸城画像石中的庖厨图,将打猎、捕鱼、宰杀猪鸭、用辘轳打水等活动围绕厨中烹调俱呈于画面。这种布局法在内容安排上有较大的幅度可供回旋,利于艺术家的构思和创作,是丰富并充实画面内容的一种巧妙方法,是我国绘画的传统形式之一,对于后世的绘画有着深远的影响。另一类型是把同一时空的事件纳于一个场面中,例如河南密县打虎亭画像石的“收租图”,在表现地主收租的同时,地主少爷正在弯弓射鸟、奴仆为他牵马,这些细节有力地配合了主题的表现。

  汉代石刻匠师对线条的运用也十分娴熟,他们能根据不同的需要分别使用婉转流畅或刚直豪放的线条,刻画准确生动。如四川的一块朱雀画像石,朱雀的冠和尾用弧线勾勒,非常秀丽活泼,脚部和双翅采用直线,刚健有力,结合在一起成为惹人喜爱的婷婷玉立的朱雀。当然由于工具、材料的限制,绝大多数画像石还做不到惟妙惟肖地刻画物象的细部,但汉代石刻艺术家能够扬长避短,善于抓大体大貌,突出物象的基本特征和外在动作,用简练概括的手法突出强烈夸张的动势。主要靠动作、行动、情节来表现,而不是靠细腻的刻画,富“神”于粗犷的外形中,使“形”与“神”有机地结合,从而构成了汉代画像砖石艺术的古拙风貌,以其不事细节修饰的粗犷外形和夸张姿态造就了力量与动感,从而形成一种气势之美。

  画像石所表现的内容极为广泛,凤飞龙降、女娲伏羲、忠臣孝子、伏兵跃马、斗鸡走犬、跳丸弄剑、百灵嬉戏等场面靡不毕现,反映了汉人安邦乐居、其乐融融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气魄深沉雄大的大汉风貌。画像石所涉及的地区,也很广泛,尤其四大地区更是比较集中,山东济宁两城山有44种44件;山东滕县有92件111张;江苏徐州茅村有21种20张;河南嵩山有24种31件;陕西绥德有29种29件。各地画像石的艺术风格各有不同:山东和苏北画像石以质朴厚重见长,古风盎然;河南画像石以雄壮有力取胜,豪放泼辣;四川画像石清新活泼,精巧俊爽;陕北晋西画像石纯朴自然,简练朴素。

  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单线阴刻。图象和石面在同一平面,接近于白描绘画效果。②减地平雕。图象轮廓线外的空间减去一层,图象突起拓出,近于剪纸效果。③减地平雕兼阴线。平面突起的形象以阴刻线条来表现细部。④减地浮雕。为了表现物像的质感,不仅要将物像面以外的余白面削低,使物像明显浮起,而且要将物像面削刻成弧面。这类技法,可细分为三种:一是浅浮雕。这是一种物像浮起较低,物像细部用阴线刻来表现的浮雕技法。这种技法,从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的200余年间,广泛流行于第一、二、四汉画像石分布区,是汉画像石最重要、最基本的雕刻技法;二是高浮雕。这是一种铲地较深、物像浮起很高、物像细部也根据立体表现的原则用不同的凹凸来刻画的浮雕方法。这类作品,因具有较强烈的立体感,一般多配置在门扉或门楣等比较醒目的位置;三是透雕。这是一种在高浮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物像的某些部位镂空,使作品接近于圆雕的浮雕技法。⑤沉雕。刻法和上述减地法相反,形象凹入平面以下,略现起伏,呈低于石面的薄肉雕,这种形式后世木雕艺人名之为沉雕。

  对于汉画像石的构图来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它的空间透视法。在汉画像石中,使用了散点透视构图法和焦点透视构图法两种空间透视构图方法。

  所谓散点透视构图法,就是从同一方向、用等距离的视点去捕捉所要表现的事物,并将其描绘在画面上的空间透视构图方法。在汉画像石中,散点透视构图法有四种表现形式。

  最早出现并且应用最广泛的散点透视法是底线横列法,即将所要描绘的事物,用侧面的等距离散点透视法而不问其纵深位置,将捕捉到的物像轮廓横向排列在画面同一底线上的透视构图方法。在用这种构图的画像中,现实的三维空间变为艺术的二维空间,所描绘事物的纵深关系完全看不到,只能看到其左右关系。为了表现事物的纵深关系,从底线横列法发展出了底线斜透视法、鸟瞰斜透视法和上远下近鸟瞰透视法。底线斜透视法就是将视点从正侧面移到斜侧面,将捕捉到的物像横向排列在画面的同一底线上,这样,沿纵深空间整齐排列的同类事物在画面上便出现了侧面轮廓线互相重叠的现象。这时,在视觉上画面上的空间已经不是二维空间,而是三维空间了。鸟瞰斜透视法是在底线斜透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视点提高,使沿纵深空间整齐排列的同类事物在画面上不仅侧面、而且上部的轮廓线也互相整齐重叠,事物的三维空间得到更明确体现的透视构图法。上远下近鸟瞰透视法,是将视点提的较高,对沿纵深空间多层次排列的复杂事物群进行鸟瞰透视,并将捕捉到的影象按照上远下近的原则从画面底线向上展现在全画面上。在汉画像石中,这几种散点透视构图法往往两种甚至三种并用在同一个画面上,造成不可避免的视觉矛盾。大概正是为了克服这一缺陷,

  东汉晚期,一种前所未有的透视构图方法——焦点透视构图法首先在汉画像石中开始使用。焦点透视构图法与散点透视构图法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只从一个固定的视点去观察和捕捉物像,而后者为了对物像实现等距离透视,必须不断移动和变换视点。从物理学的观点看,散点透视是违反科学规律的、不合理的,而焦点透视是合理的;但从美术艺术的观点看,两者都是合理的,而且前者比后者更适于表现波澜壮阔的宏大场面。

  作为汉画像石边饰的装饰花纹带,无论在图像配置上还是在画面装饰上,都有重要作用,是画像石艺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种花纹带的装饰图案,一般都以二方连续的形式刻在主体图像的四周。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画像石花纹带的图案,以简单的几何形图案为主;东汉中晚期,不仅出现了极富变化的卷云纹和卷草纹,而且出现了由几种图案带互相重叠而组成的复合装饰花纹带。在第一、第三分布区,由于大量使用了这种复合装饰花纹带,使主体图像极为华丽典雅,大大提高了画像石的艺术观赏性。从东汉中期开始,画像石的主体图像开始广泛使用了填白技法,使画像的结构布局舒朗有度,更富观赏性。

  由于各个分布区的汉画像石的制作工艺不同,使画像石在东汉时期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不同风貌,山东、苏北画像石的细腻精美,南阳画像石的壮阔雄大,陕北画像石的简洁凝重,四川画像石的飘逸潇洒,都是汉画像石园艺中奇葩。而第五分布区画像石艺术风格的前后变化,证明了东汉中期以前南阳地区的画像石艺术发展水平最高,其后,山东、苏北成为画像石艺术水平最高、对其他地区影响最大的区域。

  现将汉代画像石的代表性作品按其出土地区选介如下:

  山 东

  山东是汉代画像石遗存最多的地区,全省有60多个县市发现了近3000块汉代画像石,其中又以鲁中、鲁南地区最多,也最具代表性。绝大多数作品都属于东汉时期。属于东汉早期的作品以肥城栾镇村张氏墓画像石和长清孝山堂郭氏祠为代表。前者是东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由石工王次所作,刻有攻战、渔猎、乐舞、宴飨以及女娲伏羲等画像,单线阴刻,部分画面稍向下凹,线条流畅,画面工整。后者大致是东汉章帝、和帝时期(公元76—105年)作品,与前者在刻石内容、构图技巧、雕刻手法和边框图案等方面大体相似。这些作品阴线勾勒,铲线粗,精练质朴,粗壮古拙。东汉中晚期重要的作品有山东济宁两城山《永建食堂画像石》、嘉祥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武氏石阙画像石、安丘画像石、沂南画像石、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临淄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梧山里石社碑画像》和滕县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石碑画像等,这一时期画像石刻法发展到以减地阳平面兼阴线勾勒为主,兼及肉雕、薄肉雕和线刻的多种方式的运用,尤其是阴线刻,线条流畅、整个风格工整细润,与东汉早期的那种粗壮古拙的风格有显著的不同。大致到了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由于山东处于战乱局面,画像石墓不再修造,画像石艺术也就告一段落。

  1、嘉祥武氏祠画像石:武氏祠为汉代祠堂和墓地,位于山东嘉祥县纸纺镇武宅山村北,始建于东汉桓、灵时期,全石结构。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碑、汉画像石群。其中石刻画像计有159种429张,构图完整的画像石约有五十多幅。全部阳刻,细线铲底,装饰趣味极浓。取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东汉时期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典章制度,宗教信仰等。石室前有石阙和石狮系墓道的设施,对阙对称,间距4、15米,由基座、阙身、栌斗、阙顶组成。重檐平伸,顶刻四坡瓦垄,傍依单檐子阙,通高4、30米,基座各宽2、58米,厚1、4米,通体刻画像及花边纹饰。两阙身正面有汉灵帝建和元年(147)题铭90余字,记有立阙人武始公暨弟绥宗、景兴、开明及营造工匠孟孚、李丁卯、改卫等姓名。

  武氏祠共有四个石室,即武梁祠、武荣氏、武斑氏和武开明祠。其中武梁祠又分东西阙,为单间歇山式。现存六石,即“武梁祠画像”三石,“祥瑞图”二石,“武家林”断石柱一石。祠内遍刻画像,东西中三壁上部,罗列四十余则历史故事,从伏羲至夏商古代帝王。有蔺相如、专诸、荆轲等忠臣义士,有闵子骞、老莱子、丁兰、梁高行等孝子贤妇。三壁下部为祠主的车马出行、家居庖厨等画像。东西壁山尖刻东王公、西王母等灵仙故事,内顶刻布神鼎、黄龙、比翼鸟、比肩兽等各种祥瑞图像,旁有隶书榜题。前石室为双开间,悬山式顶,后壁正中龛。现存十六石,即原“前石室画像”十二石,“后石室画像”二石,“孔子见老子”一石,供案一石。祠内满刻画像,亦有西王母、东王公等神话故事,壁西刻孔子见老子、孔门弟子和祠主的车骑出行,宴饮歌舞,以及文王十子、赵宣子、荆轲、邢渠等良卿古贤。西壁下部刻大幅水陆攻战图。小龛后壁刻祠主楼阁家居图,室顶为仙人出行、雷公电母、北斗星君、伏羲女娲等灵仙神话,伴有大量榜题,一般认为祠主当为武荣。左右室与前石室形制相同,现存十七石,即原“左石室画像”八石,后石室画像七石,残脊一石,花纹条一石,内容布局亦类前室。其中如周公辅成王、二桃杀三士、管仲射小白,以及顶部的海灵山行、升仙图等均为前室所不见。无榜题,祠主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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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梁祠画像石

  武氏祠最早见于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南宋洪适又将其部分榜题字与图像,集于《隶释》、《隶续》中,并始以“武梁祠画像”命名。后因水患淤漫,祠倾圮湮没于地下。清乾隆时,黄易等人进行了发掘清理,认为祠有四座,即“武梁祠”和“前石室”、“后石室”、“左石室”,除将其中“孔子见老子”一石移置济宁学宫外,皆就地建屋将画像石砌于壁间,外缭石垣,围双阙于内,题门额曰“武氏祠堂”。  这批石刻艺术的重新问世,以其鲜有的“画像古朴,八分精妙”引起世人的注目,名家学者争相拓墨,中外书刊广为著录。

  2、孝堂山郭氏祠画像石:在今山东济南长清区孝里铺村墓室前石祠内壁上。此祠传说是东汉孝子郭巨为他的母亲所建的享祠,但从绘画内容看与郭巨生平事迹不符,应为东汉前期作品。“郭氏祠”是石筑单檐悬山顶式建筑,平面呈横向长方形,有北、东、西三面石壁,石祠前檐由三个八角形石柱承托。画像就雕刻在石室内部的东、西、北三面壁和中央石柱的三角形石梁上。

  北壁画像分上下两层,上层刻车马出行行列,以二骑二马车和两行由吹箫、击鼓、负弓箭筒的骑士等十二人组成的前导队伍,后面有荷戈卫士二人、马十骑,随后是巨大的鼓乐车和装饰华丽的“大王车”。下层并列刻有三座殿宇,两侧有阙。殿阁上层有多人两相对坐,下层有多人伏地或持笏致礼朝拜参谒。殿阁顶上饰有珍禽异兽。

  东壁画像分六层。上层三角形部共有两层,顶部刻蛇身人首持矩形物的伏羲氏,下有坐车击鼓的雷神和坐门楼内持弓的东王公等,均属于神话题材。第三层绘有轺车、乘马、三人乘象、二人骑骆驼、步行持戟、持弓、持笏、拱手等迎迓人物。第四层是平列展开的人物,都作致礼状,左侧一组绘有周公辅成王的故事。第五层刻有庖厨、舞乐、杂技场景。第六层是巡猎场面。

  西壁也分六层。第一层是蛇身人首持规状物的女蜗氏。第二层绘刻有贯胸国人、西王母、人身兔首者等。第三层刻车骑出行图。第四层刻有一行排列整齐的人物,似为贵族相遇致礼的场面。第五层刻《战争图》。双层楼阁的下层内坐一王者,旁有侍者,王前有四人作禀报状。楼阁外有一个跪坐,背题“胡王”二字,前跪有三人,缚手,又有一斧架,上面悬挂两个人头,一人持刀旁立,当是献俘场面,是我国法制史的重要资料。战争场面刻画生动,双方骑兵冲击,众弩齐发、人仰马翻,场面极为激烈。其中的胡军形象均作高冠、深目高鼻,当是异族的外貌。这种战争图的刻画可能与墓主人生前的事迹有关。

  石梁的东面刻有《捞鼎图》。鼎耳系绳,桥上左右各有四人拉鼎,桥下河中有四只小舟,各有二人在舟中。又作游鱼以示为水。以外尚有五人正在祈祷,还有连理木、比翼鸟等图案。西壁刻桥上坠车图。石梁底部刻日月星辰图象。

  石室画像石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以《战争图》和《捞鼎图》刻划最生动。特别是《战争图》包含了60多个人物,由骑兵、胡王、随从、汉王、侍者、大臣、战马、楼阁共同组成了首尾完整的情节,从而发挥出最大程度的表现效能。其余画面的人物表现多为侧面像,平列展开,姿态表情变化不多,不过对马的刻画已很生动,造型准确,技法娴熟。其刀法与武氏祠不同,全部阴刻浅纹,铲线甚粗,作风简练,线条流畅,别有一种古拙之趣。可以代表东汉早期质朴单纯的风格。

  3、沂南画像石:东汉末年大型墓室石刻画像。1954年发现于于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墓主姓名无考,从墓室规模和画像内容推测,可能是一兼有大量土地的高级官吏,或为将军。墓分前、中、后三主室,共有画像石42块,画像73幅,分布在墓门和前中后三室的横额、壁面、过梁、柱、藻井、隔墙等处,总面积442平方米。所绘题材广泛,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状况、阶级差别、民族关系、哲学宗教、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以及典章制度、衣冠文物、风俗人情等许多方面。依画像的内容和在墓中的位置,大体可归为四组:

  第一组是墓门画像。共有四幅。横额刻《攻战图》用来颂扬墓主人生前的显赫战功。横额下的三根立柱上雕饰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和其他神仙异兽图象。

  第二组是前室画像。刻奇禽异兽和神仙: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凤鸟、羽人等等。还刻有献祭图:众多人物排列成行,面向祠堂鞠躬行礼或拜伏于地,堂前有领祭的人,前后陈设各种祭品,西壁图中有读祝文的;南壁图两侧还有轺车,描述了墓主人身后的荣光。

  第三组是中室画像。刻绘了历史故事:苍颉造字、周公辅成王、齐桓公与卫姬、晋灵公谋害赵盾、孔子见老子、蔺相如完璧归赵、苏武、管仲等等。四壁横额上刻墓主生前的生活图景,其中有《出行图》、《仓廪图》、《庖厨图》、《乐舞百戏图》。《出行图》是由四幅相连接的画面组成的,在一个宅第前停着轺车及其出行的车马仪仗,众人肃穆恭敬拜伏于地迎接主人或贵客的到来。《仓廪图》刻粮仓前停放着装运粮食的牛车,仆役们正忙于量谷装袋。监工席地而坐。《庖厨图》刻有抬猪、宰牛、剖羊、做菜、烧火的繁忙场面。《百戏图》刻有奏乐、击鼓、载竿、戏车、飞剑、跳丸、盘舞、鱼龙曼衍、马术等精彩场面,画面突破了时空关系,集中而全面地描绘了百戏的热烈场面。

  第四组是后室画像。刻侍女捧奁、送馔、仆人涤器、备马等图像,描刻了墓主夫妇生前优裕的生活。

  沂南画像石善于大场面的处理,其构图的讲究和复杂超过武氏祠、郭氏祠。它把众多的人物、器物、建筑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动有静,构成一幅幅丰满而生动的画面,正是东汉末年画像石极盛时期成熟的佳作,如墓中室的《百戏图》的处理是在平列的各组技戏中分别主次,以戏竿、伐鼓、乐队和戏车为最突出的焦点,配合飞剑、跳丸、七盘舞、走绳,最后再以小队奏乐和送酒浆的人物穿插点缀而完成了一个横而长的热闹画面。作者已注意表现画面的纵深空间,利用若干平行的斜线来交待空间的存在,如画有自左上到右下的平行斜置的席铺,与打虎亭二号墓壁画宴饮图中表现桌面的方法相似。同时为了避免平行席铺一再出现而产生的单调感觉,在右端又特别增加了不同角度斜置的席和车,以求空间描述的变化。对于人物形象的表现,无论形体比例还是动作姿态更趋自然合理,比武氏祠所显示的古朴与略带生涩之感的艺术风格显然更自由活泼。对人物形象类型的描绘更趋成熟,如门额上的《攻战图》左方的一群战士都是深目高鼻、短衣、戴盔,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胡族战士的类型特点。在线面关系中更是强调了线条龙蜕蛇变的作用,刀法畅快,线条纯熟纤劲流利,婉转自如,富有韵味,颇有行云流水之致,显示出石刻匠师高度娴熟的手工剔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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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藤县宏道院冶铁图画像石

  1930年发现于山东藤县宏道院,原为东汉时期石墓中的一块墓璧,也是迄今见到的唯一的一幅冶铁石刻图。

  据考古研究,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了铁器。到公元前二、三世纪,铁器的制作和使用已经很广泛,并有大量实物出土。到了汉代,全国置有铁官44处,专门管理制铁业的生产和经营。其中属于今天山东的就有13处之多,位居全国之首。史载公元前14年山阳地区铁工苏令等铁工造反,就有228人之多,可见当时铁工场的规模。这种冶铁工场包括采矿、冶炼,锻造等不同工序。既有官办的工场,也有豪强自营的作坊。因此在一些豪强的墓葬里,也雕刻有《冶铁图》,像《农耕图》、《纺织图》一样,炫耀墓主生前拥有的财富。

  这幅《冶铁图》左面为冶炼场面。上面有个圆形的皮囊叫鞴囊,即鼓风机,鞴囊上的三道直线表示木框架。鞴囊上方的四根黑线表示吊杆,使鼓风机操作时保持水平状态。左右两边有人在操作,一推一拉,如今日的拉手风琴一般。据研究,当时每一个铁官处有鼓风炉80座,以每处13人计算,每一个工场,就约有1000工人。《《冶铁图》的中部为锻造场面。汉代铁器由锻铁和铸铁(俗称熟铁和生铁)两种,前者多用于生活用具,后者多用于生产工具和武器,韧性强、硬度高。石刻上是锻铁场面,共有四人在操作:铁砧左边一人持铁钳夹住要锻造的铁器进行操作,右边三人中的一位与左边铁工做同样操作,另外两人举捶击打,与今日铁匠铺完全相同,只不过今日铁匠铺规模较小,一人持钳并操作,一人举捶击打而已。

  右部的画面不清楚,好像有两个场面:靠近中部的一人好像是在锻造好的铁器放进注水容器中淬火,以增加坚硬度;最右部的三人好像是在矿山开采铁矿石的场面。

  总之,这幅《冶铁图》使我们对汉代冶铁工场的规模、开采、锻造工序以及鼓风机的结构和原理了解有了第一手资料,它的发现在中国冶金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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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两城东汉《扁鹊针灸图》画像石

  山东省微山县两城出土,为东汉作品。珍藏于曲阜孔庙,名《扁鹊行医图》。共三层。其中一块后调人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即这块位于中层的最珍贵也最生动的《扁鹊针灸图》。

  东汉《扁鹊行医图》原石长94.5厘米、宽91.5厘米、厚24厘米。石刻画像共三层,中层是针灸图,一神医人面鸟身,手执医针,正为病人选针刺治疗。这就是被神化了的扁鹊形象。扁鹊面对患者一手切脉,一手持针扬臂作针灸状,仿佛还在宽慰病人。患者端坐平视,披头散发,宽衣博带,其身后另有静坐候诊的病人。图左上方还有一只小鹊,正凝目观看扁鹊的举动,可能是扁鹊的弟子。

  据《史记》记载和史料考证,扁鹊为渤海郡莫县人,姓秦,名越人。他医术高明,有丰富的医疗经验,遍游齐、赵等地行医,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用“针”、“石”、“熨”等医疗器械治病,通妇、儿、五官各科,曾给赵简子等人洽过病,并用针灸术使虢太子死而复生,又辅以汤药调理二十天康复,因此名闻天下。时至东汉,人们仍怀念和敬仰他,把他的针灸行医之事雕刻在石头上。由于齐国和鲁国一带,古时曾居住过东夷族,这个族以鸟为图腾,因而人们把扁鹊塑造成带有神话色彩的半人半鸟形象,并当作神祗来颂扬。

  这幅汉画像石,生动地展示出扁鹊行医的情景,为研究我国古代医学特别是针灸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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