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胡适鲁迅古典文学研究间的借重与援手 – 国学网

杨建民:胡适鲁迅古典文学研究间的借重与援手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两位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开始了各自的中国古典文学专题研究。他们是——胡适,鲁迅。在胡适,上海亚东图书馆(按:出版机构)重新点校的多种古典小说出版,邀约其写序,这给了他潜心研读、考索以契机;古典小说研究于鲁迅,大约主要是由于到大学授课,需有独自专业,边研读边写讲义,这就有了后来结集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

  这研究工作虽然各自进行,可研究的内容却有许多接近,甚至一致;胡适与鲁迅,又是“五四”时期掀动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彼此间研究成果相互借重,想来也在所难免。这样的借重,除去作者自己注明,有些却不大容易见出。可是,凭着作者偶尔提及的线索,我们还是能够显明地感觉出这一点。近日,笔者在研读胡适这批有关古典文学论文时,比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希图从中钩沉出一些相关线索,以期见出两位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彼此联系。这工作,虽颇为烦难,却也很是引发人兴味的。

    《红楼梦》谜团的实证破解

  《红楼梦》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引发出种种正常或意外的看法,它的重要位置,也使其自然成为鲁迅,尤其胡适格外关注的作品。从研究论文发表的数量看,胡适对这部书下了极大功夫。几篇重要、树立观点的文章,写作时间也略早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后发优势,使鲁迅对胡适这些文章的借重,无从避免。

  一九二一年初,胡适花了很大气力,写出一篇幅达二万余字的《〈红楼梦〉考证》。此文以新的文艺观念主导,辅之周详、严密地考证,对先前有关《红楼梦》研究的种种穿凿附会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在此之前,一些研究、写出文章者以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射之作。或说其“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即是写顺治皇帝与秦淮名妓董小宛之间的关系。书中宝玉即顺治皇帝,林黛玉便是董小宛云云。或认为《红楼梦》为“政治小说”。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先生,其作品为《石头记索隐》。蔡元培认为:此书“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可是,“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石头记索隐》一页)该书认为: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朝帝姓也,也就是说汉人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这就是说满人爱汉族文化;好吃人口上胭脂,即是说拾汉人唾余……;此外的一派,当时影响最广大,即认为《红楼梦》所记的是清代著名人物,康熙时宰相明珠之子纳兰性德之事……云云。

  这数派的观点、思路,在胡适看来,全都不对。“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那么,胡适是如何研究,破谜的呢?按他的说法:“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版本与可靠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由此入手,经过细致考索,胡适得出结论:《红楼梦》系曹雪芹所作。由此上溯,他的家世情况也渐渐浮出。由其本人及家庭情形,胡适得出六条结论。其中有关《红楼梦》本身的结论是第六条:“《红楼梦》是一本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这篇长文发表之后,虽然还有蔡元培等人的反驳,可是,这样一种通过考证方法导引的观念,却指示了确切的研究方向。这之后,应者蜂起,形成了此后“红学”研究的最基本流派。鲁迅此时正值《中国小说史略》的《红楼梦》章节写作,胡适的研究当然是值得信赖的成果,借重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胡适的考证的确多有借重,尤其对旧观念的评说及作者曹雪芹的身世家事方面,大都采信,并一一注出。例如介绍旧观点“纳兰性德家事说”,在引了一些材料后,鲁迅说:“然其他事迹,乃皆不符;胡适作《红楼梦考证》(《文存》三),已历正其失。”(杨按:《文存》即《胡适文存》一集。鲁迅在这里引用的《红楼梦考证》文,收《胡适文存》一集卷三中。)待介绍“康熙朝政治状态说”时,认为此派观点虽然“旁征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其自叙也”。对胡适研究结果,十分信赖。在概括介绍了曹雪芹身世,家庭背景,个人晚年际遇,写作状况之后,鲁迅特别附一笔:“详见《胡适文存》”,因为这些全出自胡适考证。

  当然,在《红楼梦》本身的文艺性方面,鲁迅自己是作家,体会深切,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自己独到的会心。例如说“宝玉亦见长,于外昵秦钟蒋玉函,归则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鹃辈之间,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概括十分得当。至于那节著名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更为后来研究者常常引用。可以说,在文艺性和事实考证两方面,胡适、鲁迅各展其长,融汇一起,便为今天的《红楼梦》研究,开辟了一片广阔敞亮的新天地。

    《水浒传》相互激发及歧见

  除去《红楼梦》,胡适下最大功夫研究的古典小说是《水浒传》。关于《水浒传》的文章,他先后写了六、七篇之多,而且几篇字数逾万。他的这些文章时间有先后,重要作品不可逾越,这个时期,鲁迅也在同时研究《水浒传》。因此他们之间,真正是相互发明。这还不是隐含在内容里,而是表达在彼此的文字中。

  一九二零年七月左右,为给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式标点的《水浒传》作序,胡适铆足了劲,写出一篇长达二万余字的《〈水浒传〉考证》来。这篇大作,对《水浒传》的流变,形成,进行了十分广泛的讨论,并对七十回本及百二十回本的形成与变化,作了深入分析。这些内容,后来作中国小说研究者当然不能略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有数处借重。其中言及《水浒传》演变的缘由,鲁迅就有这样的表述:“至于刊落之由,什九常因于世变,胡适(《文存》三)说,‘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当然,鲁迅自己,对该书也下了很大一番功夫,有自己的研究收获。这一点表现在自己的著作之中,也为后来再写《水浒传》文章的胡适见重。

  一九二九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也邀胡适作序。胡适又高兴地写下上万字的长序,将自己近些年来的研究成果充分奉献出来。此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经出版,虽然其中有引用胡适文字的内容,但独到之处却不妨由胡适借重。胡适此文中关于七十一回及百回本演变历史方面,有这样一节:“六、七年来,修正我的主张的,有鲁迅先生,李玄伯先生,俞平伯先生。”接下来在“鲁迅先生的主张是”下面,胡适一口气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关该小说各种版本的分析,内容介绍,尽数引出(仅节略去《水浒传》原文及涉及“胡适”的字眼),大约有两千字左右。也许在胡适看来,因为看重,所以多引。录毕之后,胡适说明引用的理由:“鲁迅先生之说,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故值得详细征引。”接下来,他又将鲁迅研究的内容,加以概括,形成七点认识。可以看出,他是颇为信任鲁迅研究成果的。

  但是,胡适并不全然同意鲁迅《水浒传》简本近于古本,繁本是后人修改扩大的看法。他在引述了李玄伯的一些观点后说:“鲁迅与玄伯都主张一种‘多元的’说法。鲁迅说:‘后之小说,既以取舍不同而分歧,所取者,又以话本不同而违异。’这是说《水浒传》原本有各种‘话本不同’,……这个多元的长篇全传说,似乎比玄伯的‘四传’说满意得多。”“大概最早的长篇,颇近于鲁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

  在分析之余,胡适说:“鲁迅先生所举的理由,颇不能使我心服。他论金圣叹七十回本时曾说:‘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而语气遂稍参差者,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胡适认为:“故鲁迅先生‘删存无烦改作’之说不能证明百十五回本之近于古本,也不能证明此种简本成于百回繁本之先。俞平伯先生也主张此说,同一错误。”这样的观念分歧,在研究文章里在所难免,十分正常。万不必因这里说了鲁迅“不是”,便觉得有什么大“了不得”。

  在《水浒传》研究中,胡适鲁迅间彼此的资料、观点借重或激发,多处可见,这其实才是学术研究间配合得当的表示。一人无法包打天下,智慧在相互借鉴和激发中,才会放射出闪亮的精神火花。胡适与鲁迅对《水浒传》的研究可为一例。

    《西游记》作者及神猴进口或国货

  《西游记》是又一部鲁迅、胡适间相互借重资料、成果的研究作品。一九二一年时,胡适曾为《西游记》写出过一篇序言,可当时搜集材料较少,他自己也不能满意。一九二三年,他有了闲暇,同时又通过朋友(包括鲁迅)得到一些新的材料,于是又整理出一篇《〈西游记〉考证》来。到《西游记》再版时,他便将先前的“序言”与后来的“考证”合而为一,成了一篇完整的《〈西游记〉考证》。

  胡适在写这篇《〈西游记〉考证》的同时,鲁迅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大约胡适向鲁迅询问某些问题,鲁迅便将手中的资料抄录给他:“适之先生: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鲁迅全集》十一卷410页)这些资料对胡适有很多助益。在考证孙悟空这只猴子是国货还是进口货时,胡适有这样一段话:“前不多时,周豫才先生指出《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一中选的《西游记》四出,中有两出提到‘巫枝祗’和‘无支祁’……周先生指出,作《西游记》的人或亦受这个无支祁故事的影响。我依周先生的指点,去寻这个故事的来源……”胡适的这些话,可参读鲁迅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致胡适函。(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却没有鲁迅征引这条资料线索。也许在成文时,鲁迅没有录进去。)因为是私函,胡适在行文时也未曾如先前一样,指出引自鲁迅何文。只说“指出”“指点”云云。

  对于《西游记》作者的问题,鲁迅也给予胡适以帮助:“我前年做《西游记序》时,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现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钞给我,转录于下……”参见前引鲁迅致胡适函。(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写得十分丰满。想来当时他讲义没有写出,不然胡适也许要如《三国演义》一样,借鲁迅讲稿去进行参考了。)为了研究,鲁迅也向胡适借了许多书:“适之先生:前回承借我许多书,后来又得来信。书都大略看过了,现在送还,谢谢。”由此看来,为研究学术,两位学人相互援手是相当无私的。

  虽然前面鲁迅支援了胡适,可胡适写出的考证文章,给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无疑也具有参考作用。胡适在其文章的第七部分,认为《西游记》是“一篇极滑稽,极有趣,无论谁看了都要大笑的神话小说”,还列举出许多证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借重此成果:“又作者秉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还特别指明:“详见胡适《西游记考证》。”这样的学问研究,才真正是共襄大举,又各自千秋。

    《镜花缘》主旨及“博识多通”之弊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五月间,胡适写出一篇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论文《镜花缘·引论》。在此文中,胡适除去详细考证了作者李汝珍的生平及相关情况,还从书中内容推出:《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这些,今天看来,仍可认定是胡适的新观念映照的功绩。可惜的是,至今人们还没有充分注意到该小说的这一层意义。

  对于这方面内容,研究小说史的鲁迅却注意到了。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镜花缘》作者时,就将胡适对于李汝珍的考证内容概括地引述出来。当然,末尾有说明:“以上详见新标点本《镜花缘》卷首胡适《引论》。”

  胡适在行文时,引录出一节泣红亭碑记的总论,认为:“这是著者著书的宗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全数引录了此节,连引文中省略的部分都与胡适完全相同。虽未明确指出,但借重胡适的研究成果,仍可以看得很清楚。

  胡适通过资料分析得知,《镜花缘》作者李汝珍多才多艺:谈弈、论琴、论马吊、论射、论筹算,以及种种灯谜,和那些双数叠韵的酒令……无所不通。可是,李汝珍却将这些内容大量带入作品里,给人有“掉书袋”的印象。这毛病,胡适认为:“但我们应该记得这部书是清朝中叶的出产品;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的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这一结论,鲁迅也接受了下来。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则博识多通又害之。”

  胡适认为《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之书这一点,鲁迅也接受了下来:“作者命笔之由,即见于《泣红亭记》,盖于诸女,悲其销沉,爰托稗官,以传芳烈。书中关于女子之论亦多,故胡适以为‘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详见本书《引论》四)。……”当然,鲁迅自己也有延伸:“其于社会制度,亦有不平,每设事端,以寓理想;惜为时势所限,仍多迂拘……”这样一来,《镜花缘》的更深切内涵被挖掘解读,作品意义更为显豁。

    其它

  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中,鲁迅对清代的讽刺小说做了介绍。谈到《儒林外史》的作者,鲁迅有这样一段文字:“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数年挥旧产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乙卯,安徽巡抚赵国麟举以应博学鸿词科,不赴,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乾隆十九年卒于客中,年五十四(1701-1754)。……(详见新标点本《儒林外史》卷首)”可见,这段介绍均出自这个新标点本的卷首文字。这篇卷首文字,正是胡适写的一篇《吴敬梓传》。汪原放标点《儒林外史》出版,求胡适作序,胡适因病不及为文,便以这篇不长的传记“顶账”。这篇文章的资料也是从前人那里翻出的。胡适老实,将前人的有关吴敬梓的几篇文字都作为附录置于文后,其中也有一篇《吴敬梓传》。在说明中,胡适有这样几句话:“我本想替《儒林外史》做一篇考证,不幸我病了,不能做文章,只能把这篇旧传来充数。手边恰巧有程鱼门的集子,就叫我的侄儿们钞出这几篇做附录……”幸好有这几句话预先放在这里,不然胡适就闹笑话了。原来,胡适侄儿们钞写的附录中,有“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夙构者莫之为胜”几句,显然标点有误。我们看看鲁迅引用的句子:“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文选”即《昭明文选》,是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组织人所编的我国现存最早一部诗文总集。胡适侄子们马虎,大约以为是文体,故断成了“文选诗赋,援笔立成……”云云。(笔者查阅手头三种版本,均此。可见这问题一直存在于大名鼎鼎的《胡适文存》中,不见有人置疑或修订。)可鲁迅功夫老到,一眼辨出,故引用时自行断句且不露声色。

  当然,鲁迅也有不听胡适的时候。《中国小说史略》“清之狭邪小说”一篇,在《海上花列传》一书作者介绍中引述一种传说,即书中一真姓名者,原为对作者“时济以金”之挚友,后因“久而厌绝”,作者“遂撰此书以谤之。”胡适读到,在文章中“替作者辩诬”。引述了鲁迅的话之后,以为“可断定这种传闻是随意捏造的了。”接下来胡适分析了这种传说的“三大矛盾”,认为“这些矛盾之处,都可以教我们明白这种传说是出于揣测臆造”(胡适《海上花列传·序》)。大约说得有些言重,尽管读来理由充分,可后来至今的《中国小说史略》的此节,一字不易。鲁迅够“硌”的。

  其余一些古典作品,胡适和鲁迅都研究并写出文字,但均各有见解,其中也许有所借重,可没有明白指示出来,因之我们较难悬揣。但是对于相互间研究状况的关注,又决不仅仅如此(虽然已经十分充分)。胡适日记中存有鲁迅一函,是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失收的。内容正与此有关,值得加以引录:

  “适之先生:

  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小说史略》(颇有误字,拟于下卷时再订正)竟承通读一遍,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末印成之。”

  此信较长,以下多是对具体问题的交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出后,鲁迅曾送了胡适一册,征求意见。胡适是老朋友,也没有客气,认为“论断太少”。(这一点在读《中国小说史略》前半时感觉明显)这意见,鲁迅欣然接受。那一代学人,因为自信,所以大度,不似如今一些浅浮之人,听不得一丁点儿批评的话。

  还有一事与胡适鲁迅这段时间的研究相互借重援手相关。那是在鲁迅逝世后遭人攻击时,胡适以一个学人的坦诚,起而为鲁迅辩护。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引发各界人士的真诚悼念。这时候,女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去信,对这种状况表示不满,并欲起而攻击鲁迅,希望胡适支援:“我攻击鲁迅的步骤如下:第一次发表《鲁迅论》根据鲁迅过去思想说明他假左倾,根据他十年来的杂感文检查他不近人情的性格,但措词不妨平和……”此时的胡适,虽多次受到鲁迅攻击,他却绝不同意苏雪林的做法。在给苏雪林的回信里,他提到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给予高度评价:“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这里称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是“上等的工作”,这是他有亲身体会的。后来陈西滢却无中生有,以为鲁迅的这些研究是抄袭日本人的东西,令鲁迅悲愤莫名。此时,胡适的辩称是最具权威的。因为一来,他自己即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研究者;二者,鲁迅的研究过程他十分清楚。(见到手稿,还有赠送的手钞资料,鲁迅研究的深广程度,他都完全了解)此时他们对政治社会看法已大相径庭,鲁迅又以犀利之笔攻击过胡适,可对鲁迅学问的尊重,以及健全的人格修养,使胡适在旁人趁虚攻击鲁迅时,坚定地给予批评。这一点,值得后人领会和敬佩。

  掀动新文化运动大潮的两位重要人物,几乎同时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这不能不算一个有趣的话题。也许,接受了新的文学观念的鲁迅和胡适,对于笼罩在古典旧文学上的种种迷雾,觉得有廓清、厘正的必要,这也许是他们宣传新文学观念的另一方面工作,所以乐意花费许多时间和心力。从结果看,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迁延至今,我们对这些古典小说的认识,许多仍须倚重两位学人悉心研究的成果。对于真正学者,这无疑是值得欣慰的。从前面介绍的研究过程看,两位学人之间对材料、成果,决不保守,相互提供,指示……对于不同看法,也或接受,或指正,显出为一致目标共同奋进的信念。后来虽然由于政治等观念分歧,鲁迅狠狠“刺戟”过胡适,胡适却在鲁迅逝世后挺身而出,为鲁迅的学术工作进行辩正,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学术研究和开展批评间应当充分借重的态度。即使仅仅因此一点考虑,谈谈胡适古典文学研究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值得领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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