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

  1970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辞书奇缺,《新华字典》停售。上级提出修订《新华字典》,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辞书奇缺给社会各界带来极大的不便,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据传某地一位小学教师,备课中有些字不认得,便跑到附近的公路上,等过路的人有文化程度较高的,向他们请教。

  《新华字典》修订工作开始后,成立了修订班子,教授几乎都参加了,成员有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袁家骅、朱德熙等先生。魏先生在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邀请周祖谟、金克木等,动手编一本适合大众学习的字典,献给新中国。这就是后来出版的1953版《新华字典》。

  魏先生认为所编的字典,要有一个突破:是白话文字典。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目标。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相结合,取得了胜利,在文学创作上鲁迅、茅盾、巴金等都采用白话文。

  然而,在应用文方面,文言的势力还很大,公文、新闻、书信等,文言的影响还比较大。辞书领域也受影响。请看1948年出版的《国音字典》对“刀”字的注释:1.供切割斩削之利器。2.古钱币,作刀形故称。3.小船。“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见《诗经》。而195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的注释则不同了:1.用来切、割、斩、削的工具:一把菜刀、刀刃、单刀、镟刀。2.纸张的单位(数目不定)。

  《新华字典》1953年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普遍的赞赏。然而在“文革”中却被禁售了。于是提出修订。修订什么呢?迟群提出了一个荒唐的要求:肃清字典的“封资修”流毒。大家觉得无法去做,因为压根儿没有什么流毒可言。

  当时领导字典修订的是国务院科教组,我们向他们汇报修订遇到了困难。他们请示了周总理,总理回答是:要实事求是,不要神经过敏,不要胡改。传达总理的指示后,大家就清楚了指导思想。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认真去检查字典的内容;“不要神经过敏”就是找不到“封资修”的流毒,不要硬去找。修订工作可顺利进行了。修订采用1965年版的《新华字典》作底本,一仍旧贯,正文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找到一个错字,在qì音节中的炁,错成了㤅(ài),这应该说是手工排版之误。反过来说找不到《新华字典》内容上之误,证明其质量之高。

  当时补充的内容主要体现在附录上,如“常用化肥和菌肥”“常用化学农药”“节气表”和由朱德熙先生编制的“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周总理的正确指导,挽救了《新华字典》。

  在修订班子中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工宣队的郭宽师傅为组长,我是副组长。平时修订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由我负责请示教授们解决。魏先生1921年考入北大,是一级教授,周祖谟先生1932年入北大,是二级教授。周先生住北大中关园,与我家距离很近,我请示问题通常去周先生家。

  《新华字典》修订稿到了定稿阶段,我到周先生家请周先生过目,周先生说,放心吧,没有错。

  1971年4月12日晚,周总理在中南海小会议厅听取出版方面工作的汇报,科教组通知我们《新华字典》组派人参加。军宣队指定郭宽和我参加。

  学校派了车,我们按时到会。不一会儿,有人大声地说:“总理到了。”大家不约而同,“唰”一声立正迎接总理。我非常激动,心里充满了幸福之感。

  落座后,总理按会议提供的参会名单一一点名。周总理点到“曹先擢”,我立即站起,答:“到。”总理说:“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河南潢川。”总理说:“潢川离光山不远。你读过周一良的《世界史》吗?”我回答:“没有。”总理说:“隔行如隔山啊!”我深感愧疚。读书少,知识面太窄了。

  后来讲到出版《柳文指要》等,总理还问到上海的沈尹默的情况,等等。

  最后轮到《新华字典》的修订出版事。总理看了字典的封面上“新华字典”的字,问这是谁题的字,我们回答:是集鲁迅的字。总理说,鲁迅怎么可能为《新华字典》题字,集字的做法是对鲁迅的不尊重。遵照周总理的指示,197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其封面用字就改了。

  我们在上面提到《新华字典》所依据的是1965年的版本,这一版的《新华字典》贯彻了1963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的规定。1965年版的《新华字典》还未及广泛发行,就被勒令停止发行。1971年版的《新华字典》的注音,完全采用1965年版的《新华字典》,所以1971年版的《新华字典》,在“文革”中将审音成果推向社会,方便大众应用,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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