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雕塑之三
二、汉代木俑
商周时期，奴隶主以大批奴隶殉葬：“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最早的木俑见于安阳殷墟商代王室墓中，与人殉一同发现的双手绑缚的奴隶俑。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步导致了人殉时代的结束，木俑取代活人成为主要的殉葬品。战国时期的木俑制作比较简单拙稚，俑体扁平，只雕刻出粗略轮廓，画出口鼻眼，服饰用彩绘，体态表情已出现了模拟侍仆和武士等不同身份的服侍俑的形象。
秦代木俑和陶俑，在服侍俑的造型上有所发展。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掘，反映了秦代服侍俑形象的完美和陶制俑的精湛技艺。
汉代木雕艺术承继战国并有了进一步发展。战国时期楚地以木俑随葬的习俗在西汉前期继续盛行，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湖北云梦大坟头出土的木俑可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长沙马王堆轪侯利仓之妻墓出土木俑２６０余件，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得比较精致，比当地楚墓木俑更为写实。江陵凤凰山１６７号、１６８号西汉墓出土几十件车仗奴婢木俑，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驾车木马和木轺车等，都是比较有写实趣味的作品，俑身颀长，躯体轮廓富有曲线变化，彩绘服饰鲜丽雅致，堪称汉初木雕佳作。云梦大坟头一号墓出土的木俑技法尚嫌粗糙，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仍存战国楚木俑的古朴稚拙之风。
西汉后期的木俑以江苏连云港出土的木俑和江苏扬州邗江胡场汉墓出土的木俑为代表。连云港出土的抄手侍俑高５１厘米，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邗江胡场出土了３０件木俑，以说唱俑的造型和雕刻为最佳。雕刻精细，五官清晰，均喜形于色，神态生动活泼。有一件木俑高５０厘米，坐状，平顶，大腹便便，右手向上挥扬，左手力按腹部。另有一件木俑高３３厘米，坐姿，头有髻，髻有簪，大臂弯曲，小臂向上，左臂撑于左腿之上，手势生动，感染力强，比以往发现的西汉木俑具有更高的艺术水平。与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乐舞、杂技、宴乐陶俑相比较，邗江胡场木俑面部表情刻划细致生动得多。形体塑造上与四川东汉击鼓说书陶俑相比，略为逊色，但神情、姿态的生动又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群出土木雕作品较多，其中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其时代归属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有大型的木招车、木马和木牛，采用分部雕凿、嵌接成形的制作方法。中小型的木俑和家禽家畜多用单块木头刻削而成，木雕外表均施彩绘，刻有老叟、舞女、鸡、狗、猴、独角兽、羊、鸟等木雕形象，其中老叟六博俑的专注神情，舞女俑优美的舞姿，木猴的轻盈、灵巧、顽皮，木卧狗的温顺机敏等都刻划得栩栩如生，这些都是比较写实和具有生气的作品。
从总体上看，木雕作品为数较少而且大多不精，其艺术水准，无法与同时代的石刻、铜像和陶塑艺术相媲美。
除了中原地区之外，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墓葬中也有木俑殉葬。198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焉不拉克村墓地出土木俑9件。时间约在公前一千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早期。木俑高12-22 厘米，均利用厚木板以简陋的雕琢手法削刻而成，首先，降低头部和身体点再刻饰表现细部，面部一般只刻出鼻子，形体硕大，其他器官则用小戳点表示，有的甚至不刻饰五官。舒臂，只是一条简短的上臂雕下肢叉开较长，但男女性器官皆刻得十分显眼细致，意在表明男女性别。男俑有的头戴尖顶毡帽，上身里面缠一层毛绳，熔覆毛皮，裤，羊毛裤和正常的红色和装饰层裤脚各缀一块皮子以代替皮靴。腰部缠一皮带，上系三个小皮鞘，鞘内分别装一小铜刀，布伦小铜木材和木锥。女俑帽饰不明，颈以下着紫红色平纹毛织长裙，裙摆用红色毛线缝缀，肩部用黄、棕、白三色毛线拧成绳捆扎。这些木俑中，有许多用线雕刻画出长大粗壮的鼻子，显示了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
代表性作品
1、武威汉墓木轺车马及御奴木俑：
1972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县南15公里的磨咀子一带的48号墓，为西汉末年殉葬品。此东汉木轺车为木制，由车舆、伞盖、御奴和马组成。通长120厘米，为目前仅见汉代大型组合木雕。其中车通高97厘米，长80厘米，外用铜饰；马通高89厘米，长78厘米，作昂首睨视状，头颈、身、腿、尾等系分别雕造粘合而成，绘以红、白、黑3色；御奴高33.5厘米，跪坐，双手持缰，以黑白两色勾出眼鼻及冠服。这组木轺车结构复杂，器形宏大，制作细致，精美壮观，气势非凡，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汉代木雕作品，也是现存汉代木轺车马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件。
轺车，是古代一马驾驶的轻便车，我国古代经籍如《墨子》、《史记》、《汉书》中都有记载，它是古代的一种交通工具，专供上层贵族或帝王乘坐。根据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的轺车马的样式，可以判断墓主是享受600石至1000石食禄的州刺史以上官吏。车舆在设计上则是遵照阴阳五行的观念，真实地再现了轺车构造复杂的形制和精巧的木工技艺。车的造型成为我们研究汉代车舆的重要实物资料。河西走廊上沙漠茫茫，戈壁连天，只有高轮大轱轳车才能发挥作用，这种大车一直沿用至今。
组合木雕中，马的神态被刻画得十分突出，它的造型是按当时“良马式”的标准模式精心制作的。马头部的塑造注重体面的转折，凸凹分明；躯干则以半圆形体块概括，形成方圆相济的形态，体现了刚健与柔美、庄重与流动的完美结合。马的头、颈、身、四肢和耳、尾都分别制作，再用榫卯接合或粘连的方式组成。马的肌肉富于质感，眼大口张，作昂首嘶鸣睨视状，头部饰铜当卢，兽面饰衔镖一副，颈上套轭，皆为铜饰。马头上竖起的双耳像劈开的竹筒，目若悬铃，四腿叉开，挺胸扬尾，作昂首嘶鸣状，显示出良马的刚毅精神和雄健气势。马的造型采取较夸张的手法，马比座上的人明显不合比例地增大。御奴跪坐于舆内左侧，高33.5厘米，作双手持缰状，用白、黑两色勾绘眼、鼻及冠服，神态专注生动。而车的造型则轻便简洁，车轮也是大而有失比例。车与马形成鲜明对比，让人们在视觉上感到车轻马壮。为了对付善于骑射的匈奴，西汉王朝十分重视良马的蓄养和训练。在西域，尤其是武威所在的凉州，正是骏良生产的重要基地。雕刻者对表现对象是十分熟悉的，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归纳出良马的诸多特征，并提升为独特的艺术语言，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雕凿技巧，使木马俑具有生命的活力。用鲜明的艺术语言来表现被深刻理解过的良马特点，提高到哲理的高度去认识，从而将生活中的一般性的常见形象提炼成理想化的简明的形象，这是汉代木雕表现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车中跪坐的是御奴，作双手持缰状，表情漠然。车上华盖如亭，还有兽盖弓帽等铜饰，当卢、轭首均为铜制。在当时，只有豪族地主们才能享用这种高级的车子。
东汉木雕在雕刻技法上仍以突出外轮廓为主，细部多用彩绘表达，因此雕制时用刀简练，块面棱线分明，仅在头部稍作细部刻画，作风拙朴浑厚。对于形体硕大的木马，往往头、身、尾等部位分别雕刻，最后嵌合或粘接成整体。此件木轺车马便是如此。武威出土的木雕大都施以彩绘，这件铜饰木轺车马也不例外。马的全身涂以红色，望之如一团火焰，洋溢着火一般的生命激情；又以黑白色勾画眼、鼻等细部。对御奴的处理，脸和手施白色，以黑色涂冠服、描眼鼻。雕刻与彩绘的相与配合，使人、马等更具立体感。
武威汉墓木轺车马及御奴木俑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2、武威汉代彩绘木六博俑
彩绘六博俑1956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县南15公里的磨咀子一带汉墓。与它同时期出土的木雕文物还有动物、车船模型等立体雕刻，均属随葬器物。而其中的木六博俑造型最为独特，在全国为首次发现。
六博棋是古代棋戏的一种，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都非常盛行。这种棋由两人玩，双方各有六枚棋子。其中各有一枚相当于王的棋子叫“枭”，另有五枚卢、雉、犊、塞(二枚)相当于卒的棋子。行棋在刻有曲道的盘局上进行，用投箸的方法决定行棋的步数。春秋战国时的兵制，以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共六人，当时作为军事训练，两队人马竞赛，也是每方六人。由此可见，六博棋是象征当时战斗的一种游戏。据现代棋史学家的研究，这种古老的六博棋实际上是世界上一切有兵种盘局棋戏的鼻祖，诸如象棋、国际象棋、将棋等等有兵种的棋戏，都是由六博棋逐渐演变改革而成。因此木六博俑的出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我们了解汉代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人民生活、文化的第一手形象资料。
彩绘六博俑中两男俑高28～29厘米，相向跪坐，其间置一长木盘，造型服饰大致相同，皆着交领灰底白色宽带条纹装饰长袍，梳圆髻、蓄须，腰系带，面部及双手敷上白粉，其上墨绘五官、发髻、胡须、衣领、袖口等，其中盘左一俑右臂向前下伸，拇、食指握长方形棋子，其余三指伸直，似指木盘。盘右一俑右手置腹前，左手举胸前，五指直伸，皆表情生动，惟妙惟肖。
武威位于河西走廊的东段，汉五帝在武威设重镇。位于祁连山脚下，土质干燥，年降雨量少，使得武威距今两千多年左右的汉代木雕保存完好。武威汉墓的藏俗受到中原和川青地区的影响，多采用简洁古拙、粗犷奔放的的雕刻手法，着意刻画大的体块造型，并将彩绘纹样与立体造型完美结合，尤其是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木雕，反映了当时河西走廊木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堪称是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木雕艺术的代表作品。
彩绘六博俑现藏甘肃博物馆。
3、江陵楚墓彩绘木俑
1971年出土于江陵武昌拍马山楚墓。为汉初木雕的代表作品。
俑高56.6厘米，头高约9厘米，头和躯体由整木雕成，足是另外安装的，一件手在胸前作叠交状，和躯干一起雕成，另一件双手在胸前作捧物状，是另外雕刻安装上去的。两件木俑轮廓富于曲线，彩绘服饰鲜丽典雅，面部耳、鼻、口全肉雕，而眉、眼、头用墨绘，唇部雕刻后施朱色，十分逼真。从颈项以下，俑的上衣下裳以及身上的佩饰，用朱墨二色绘制。
两件木俑的身份为侍女，且是侍奉在上等贵族之家。两俑皆身材颀长、体态文静。面部表情肃穆，并有些显得拘谨。木雕者将人物恭谨从命，小心翼翼的神态及其掩饰不住的郁闷表现得惟妙惟肖。的神态
江陵楚墓彩绘木俑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