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疵录: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李成梁传》误校一例

  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繁体字本1974年4月第1版,简体字本2000年1月第1版)卷二百三十八《李成梁传》:“明年(万历四年),黑石炭、大委正营大清堡边外,谋锦、义。成梁率选锋驰二百里,逼其营,攻破之。杀部长四人,获级六十有奇。五年五月,土蛮复入,联营河东,而遣零骑西掠。成梁掩其巢,得利而还。”点校者在“五年五月土蛮复入”处加“校勘记”:“原脱‘五年’。《明史稿》传一一五《李成梁传》作‘五年’。按《神宗实录》卷六三万历五年六月丁卯条称:‘先是五月丙申,土蛮入犯锦州。’事在万历五年五月甚明,据补。”

  然查《明神宗实录》(中研院史语所影印,1962年台北)卷六三万历五年六月丁卯条,原文是:“丁卯。先是五月丙申土蛮入犯锦州,时值大雨,移日出境。壬子复拥众入边,分攻镇城并镇静、团山等堡,见城堡有备,又值连宵大雨,次早遁去。督抚以闻。(后略)”显然此役并非“土蛮复入,联营河东,而遣零骑西掠。成梁掩其巢,得利而还”之役。“校勘记”断章取义,不顾下文,误。再查《明神宗实录》卷六十一万历五年四月:“丙子。以辽东捣巢功,赏总督杨兆、兵道贺溱、总兵李成梁等银币有差。时土蛮联营河东,分遣零骑西犯,成梁督兵乘夜出边,掩击贼营,以斩获闻,故有是命。”可知此条才涉“校勘记”所指之役。既然万历五年四月朝廷已因此而对李成梁等人有赏赐之命,岂有作为赏赐事由的战事反而发生在其后之五月的道理?按《实录》体例,以记载朝廷谕旨政令为主,无论陟黜赏罚,其事由的发生必在此之前,因此点校本《明史·李成梁传》将此役的时间改作“五年五月”,为误校无疑。

  再检点校本所据的底本武英殿本《明史》与“校勘记”提到的《明史稿》,孰非孰是显而易见。《明史稿》有多种版本,现据“校勘记”“传一一五”的提示,采用《明代传记丛刊》第96册的《明史稿列传》,台北明文书局1962年据王鸿绪《横云山人集》影印;殿本《明史》则用商务印书馆《二十四史》百衲本。学界公认,殿本《明史》是在王鸿绪将万斯同等人的编纂成果据为己有而呈奏的《明史稿》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比较王本《明史稿·李成梁传》与殿本《明史·李成梁传》,有关内容文字几乎相同,唯叙此役的时间,一为“五年”,一为“五月”。《明史稿·李成梁传》:“五年,土蛮复入,联营河东,而遣零骑西掠。成梁掩其巢,得利而还。”殿本《明史·李成梁传》作:“五月,土蛮复入,联营河东,而遣零骑西掠。成梁掩其巢,得利而还。”从《明史稿·李成梁传》的上下行文看,时间词用得变化有序:“(万历)三年春……其冬……明年……五年……明年正月……三月……六月……十二月……七年十月……明年三月……其秋……无何……九年二月……四月……十月……十年三月(以下略)”具体年份与“明年”交替,“明年”在两个具体年份之间只用一次;若一年中有几次事件,则俱表明月份或季节。而殿本《明史·李成梁传》将“五年”改作“五月”,出现两个变化:一是万历四年中有了两事,一曰“明年”,一曰“五月”,行文失衡;二是其后之“明年”诸事,亦随之俱前移了一年。对照《实录》,《明史稿·李成梁传》的“五年”与《明神宗实录》的“五年四月”不相矛盾,而殿本《明史·李成梁传》作“(四年)五月”则与《实录》“五年四月”的朝命赏赐时间相距过远。同样,其后《明史稿·李成梁传》中“明年”(万历六年)正月、三月、十二月之事,于《明神宗实录》万历六年二月、四月、七年五月所载均可对应;若依殿本变成万历五年之事,则见于《实录》记载竟迟在一年多之后,时间相距过远,不可信从。以上对照,俱见《明史稿》“五年”之是与殿本“五月”之非,推测殿本改动之由,似非有意,应是笔误。而点校本贸然在“五月”前加上“五年”,则有失细察而致张冠李戴。

  综上所述,愚意以为,若加校改,当将殿本的“五月”仍恢复为《明史稿》的“五年”为是。

  当前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正在进行修订,饾饤小文,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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