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走过60年 谢思炜《杜甫集校注》获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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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2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发布会暨中国古典文学典籍整理与出版论坛”在沪举行。会上发布了“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首批四种,包括《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杜甫集校注》(谢思炜校注)、《东坡乐府笺》(龙榆生校笺)、《稼轩词编年笺注》(邓广铭校笺)。主办方邀请到曾为“丛书”发展作出贡献的作者或作者家属、相关学者和出版界人士,会聚一堂,回顾“丛书”出版历程,畅谈如何进一步做好中国古典文学典籍整理与出版事业。

    一套书,与一家出版社的60年

  一家出版社的形象往往是和一套或者几套书联系在一起的。正像“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于商务印书馆,“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于中华书局,如果说哪套书最能代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成就和形象,恐怕非“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莫属。

  今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60周年,而“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60年前。1956年11月1日成立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为上海古籍社前身,1958年,按照国家统一安排,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华上编),1978年1月1日,中华上编独立并更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从1956年始,上海即以古典文学为主要出版方向,以区别于北京的中华书局。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上编时期,上海就出版了钱仲联增补集说校的《鲍参军集注》、马其昶校注的《韩昌黎文集校注》、钱仲联系年集释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萧涤非整理的《皮子文薮》、邓广铭编年笺注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夏承焘笺校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这些集子的原作者均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整理者均为当代最有造诣的学者,其整理方式严谨细致,堪称古籍整理的典范。这种作家作品及整理者、整理方式的选择,已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形成奠定了扎实基础。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规划、定名于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更名伊始。“丛书”定位为:“有选择地出版我国先秦以来较有代表性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中以诗文别集为主;少数著名的总集及影响较大的戏曲、小说也酌量收入。”其整理方式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前人旧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并加新式标点;有些品种也将采用今人新注的形式”。据此,上海古籍社拟定了一个含200种图书的出书计划,嗣后根据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又将书目调整压缩为l00种,开展了广泛的组稿和编辑、出版工作。在文革结束、大地春回之际,上海古籍社首先将文革前十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上编出版的近10种古典文学典籍整理本纳入“丛书”中出版,随后又出版了朱东润编年校注的《梅尧臣集编年校注》、钱伯城笺校的《袁宏道集笺校》等一批老学者从事多年的整理著作。自那之后,上海古籍社基本以每年2-5种的速度,不断推出新品种。至2009年8月,出齐100种。至2016年8月,品种已达136种。在2013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开展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中,“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有75种榜上有名,是入选品种最多的一套丛书。

  在古典文学界,没有哪套书的影响力能超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这套书伴随着一代代学者的成长。在会上,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回忆说:“我是1983年开始读古典文学的,当时任课老师包括程千帆先生、吴新雷先生等给我们开列的必读书目,很多都是这套书里的。给我留下印象最深、而且现在经常在用的,有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后村词笺注》、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杨伦《杜诗镜铨》、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等。作为古典文学的从业者,这套书对我的影响既深且巨。”

  “经过六十年辛勤耕耘,‘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已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最长、学术含量最高、最能体现出版特色的一套大型丛书,也是体现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的一个标志性项目。”上海古籍社社长高克勤表示。

    《杜甫集校注》:杜甫研究丰收时期的一大收获

  此次,上海古籍社推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一是为了庆祝建社60周年,二是为了向为古籍整理事业作出贡献的作者们表示敬意。在首批四种图书中,有三种均已行世多年,而谢思炜《杜甫集校注》则不久前才完成,可称新作。在“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发布会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对该书作了重点评析。

  陈尚君介绍说,近两年,他相继读到了三种杜诗全注本,包括萧涤非先生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3月),日本下定雅弘、松原朗教授主编《杜甫全诗译注》(讲谈社2016年6月),以及清华大学谢思炜教授的这本《杜甫集校注》。他认为近两年可说是杜甫研究的丰收时期(另据说,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独力从事的“中国的莎士比亚——杜甫”诗全集英文版亦已完成——记者注)。

  陈尚君认为这三种书都达到了很高水准,并各有优胜。具体到谢注本,认为其在底本选择、校勘、编年、注释、考证等诸方面都有值得肯定的成就。“谢氏认为杜诗仅有半数可以准确编年,其他可大致确定作于某一时期者占十之三四,无法编年者仍占一定数量,因此采取保存《宋本杜工部集》原来次第,在注释之前就作年及本事有一大体说明,其例甚善。”例如谢注本将《塞芦子》系年从至德初改为乾元二年,就堪称的当。

  陈尚君指出:“谢注所引文献,尽可能依据第一手文献,尽量不据他书转引。比如最早记载杜甫死于耒阳牛肉白酒的郑处诲《明皇杂录》,原书已不传,通行本为清人补录,此段记载讹脱很多。谢注所录为据《太平御览》卷八六三所引,可见讲究。”此外,“新见文献之利用,谢注较萧注有很大推进。郑虔墓志,萧注仅在张忠纲后记中述及,未能逐篇征引,谢注则利用较充分。”

  “谢注是综括历代注杜精华,融贯古今治杜创获,并在繁复选择后完成的一部杜集新注本,且为读者考虑,注释力求体现当代学术水平,适合具备大专文化程度以上读者到专业学者阅读和研索杜诗的要求,是一部值得信赖的注本。”陈尚君总结说。

  陈尚君认为,有一段时期杜甫研究相对寂寞,大约因为积累太厚,突破为难;或许,谢思炜《杜甫集校注》等新注本的问世,将带动杜诗研究的新热潮。(本报记者王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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