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艺术发展史——《唐宋词的形式与艺术发展史》成果简介

  暨南大学邓乔彬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词的形式与艺术发展史》(项目批准号为04BZW024),最终成果为专著《唐宋词艺术发展史》,2010年5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唐宋词研究渐成“显学”,但对其艺术体系的研究仍显不足,本项目以系统工程的眼光和结构,打破以往词学各子学科的藩篱,以127.5万字的篇幅,构建起一部全面论述唐宋词艺术发展的专史。

    这项成果的主要创新在以下四方面: 

    1.以文化转换观照唐宋词的发展流程。这项成果以文化来观照唐宋词思想内容、表现手法、艺术形式、创作风格的变化。主要观点是:盛唐宫廷文化引发了文人词之起,晚唐进士文化的“轻薄”、“无行”促使词之盛,边塞文化与民间多元文化使敦煌曲子词显著不同于文人词,西蜀与南唐因不同的宫廷文化而词风相异,北宋士大夫文化与市井文化分别导致词的雅、俗分流,谴谪文化使北宋中后期词显著改貌,靖康的民族文化劫难引发了南渡词之变,坚持这一文化使南宋词“复雅”成为潮流,文化集成、南北综融是辛弃疾成为伟大词人的根本原因,以隐逸或游谒为生存方式所造成的江湖文化,成为了风雅词派的生成基础,临安吟社文化是宋季风雅词的生存土壤,理学文化则造就了此期江西词派的风骨与血性。

    2.系统论述唐宋词的艺术发展,并从破体、移位角度作了较充分的论证。敦煌曲子词体现出词初起时的特点:格律甚宽,同调异体,语言质朴,长于叙事、铺排,抒情直切又工于比兴,多联章体、代言体与戏剧性。文人词兴盛后,逐渐由广而全走入狭而深的境界,以表现艳情、闲情为主。苏轼则因党争之累而抒发性情,因词的诗化而离异“倚声”特质,在大晟词后又有南宋的复雅。在辛弃疾将诗人之词变为豪杰之词后,风雅词派使词回到了重视音律的道路,着力于提高艺术性。整个唐宋词的艺术进程大体就是由自然天成到人工琢炼的过程,并受到文乐相离合规律的制约。书中重点论述了约30位词人的主要艺术贡献、特色,以之为发展的节点,描述、总结出各阶段的特点。

    3.注重流派的传承与变化发展。词史在某种意义上实为流派史。辛派词以陆游、张孝祥为前奏,前者半苏半秦,源于他的诗化与“诗余”观,后者多诗人句法,骏发踔厉而潇洒出尘;辛弃疾抚时感事,别立一宗,入以经子百家,兼具情、志,成为了两宋最伟大的词人;作为稼轩羽翼,陈亮感慨淋漓,有纵横家之风,刘过兼有狂逸与俊致,得稼轩之豪放而未得其宛转;后期辛派的刘克庄“拳拳君国,志在有为”,词旨正而善作比兴寄托。风雅词派以姜夔的成就最高,史达祖、吴文英次之,此派还有赵长卿、张镃、高观国与卢祖皋等。宋末浙江词人群是风雅派的继续,杨瓒《作词五要》、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为该派系统的创作理论,周密、王沂孙、张炎三家之外,陈允平等人也有佳作。江西词派被视作稼轩后劲,刘辰翁词满心而发,以中锋达意,又不乏轻灵婉丽,文天祥风骨甚高而语极苍秀。

    4.从音乐文艺的角度,对词为“倚声”作了较深入的揭示。词史的研究应立足于文学而兼及音乐。这项成果论述唐代燕乐杂言歌辞之起,教坊曲与词调的关系,“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的创作原则;从雅乐衰而燕乐传的特定角度论五代歌词繁盛之由;柳永是慢词的创调名家,继承“倚声祖”温庭筠,在变教坊曲为词调中起了很大作用;周邦彦知音律、善制曲,创调甚多;姜夔尚雅乐而反胡乐,明俗乐而求之雅,先词后曲,回归“声依永”原则,坚持主体抒情,改变了以词就曲的定法。对唐宋词人中创调较多者,分别列表作了统计。

    专家点评:

    成果篇幅宏大、内容丰富,对唐宋词的艺术发展史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和深入细致的论析,是一部富有创新性和学术含金量的力作。成果不是单纯地谈论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而是从“文化”的背景和视野出发来探讨唐宋词艺术发展变化的文化动因,使人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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