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民间经史学者戴维

20160825_010

戴维

  2011年12月23日,父亲打电话告诉我47岁的堂兄戴维因患肝癌经多方治疗无效离世的消息。戴维1965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山田枫林,1981年考入浏阳一中,那时他就开始偏爱古文,搜求古代典籍,广泛阅读,开始钻研先秦诸子,宗教哲学。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写在丝帛上的《德》和《道》两篇文章,与传世的《道德经》貌似形同,被学术界称为《帛书老子》。由于出土时间短,学界出版了几个校释本,维哥感觉这几个本子有疏漏和不准确之处,遂计划着手研究。

  维哥治学生涯正是从注释《帛书老子》开始的。1985年,维哥考入长沙市商业财经学院,大学期间攻读重点放在中国哲学史方面。学校图书馆的书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他便到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去读书。不及半年,便将省图书馆里关于《老子》的专著悉数读尽,从王弼、河上公、严遵、范应元、苏辙,到近现代各家关于《老子》的集解、新证,无不穷原竟委、细心领会。因不满于前人对《老子》的研究,他曾向任继愈先生和北大哲学系主任许抗生教授请益,获赞赏与悉心指导,通过校释《老子》,略窥治学门径,完成15万字的《帛书老子校释》初稿。

  大学二年级时,他对佛学兴趣日增,想方设法在湘潭大学图书馆阅读频伽藏《大藏经》达数月之久,后因收效不大而转攻关于《诗经》的历代著作,并留心收集有关资料加以研究。为省钱买书而连饿两天或不买菜票先买书的事常有发生,宁愿吃白开水泡饭。

  维哥专科毕业后于1985年在长沙小百货公司先后任会计员和会计主办,从1992年开始,单位经济效益日渐萎顿,后来单位领导干脆作个顺水人情,将这“书痴”作内退办理,按月给点生活费。此后十年,戴维便白天在图书馆、博物馆和书店里读书、查资料,夜间潜心研习,《诗经》倒背如流。不仅读书成癖,而且买书成癖,至今藏书已逾万册,且有不少稀见之珍善本。

  1998年维哥潜心于道教、佛教研究,兼及目录版本、考古之学,1998年后转入儒学研究及中国绘画书法研究。在行内堪称专家,有价值的字画经他一眼就可鉴定出自哪个朝代。1998年,他的第一部著作《帛书老子校释》在岳麓书社出版。不意这本小书中那些“不敢藏私”的新观点,竟引起了数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的兴趣和注意。有人误以为此书作者是一位承继乾嘉学风的皓首穷经的老学者。

  2001年当戴维带着数十万字的书稿《诗经研究史》到岳麓书社社长夏剑钦家里,夏社长非常佩服戴维的识见与勇气。该书于2001年9月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好评如潮。2004年戴维又带着《春秋学史》上夏社长家里,该书于当年5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出书的过程中,维哥凭着自己的学术功底和为传统文化研究而献身的精神,赢得了文化出版界诸多人士的关爱和帮助,钟叔河先生是他的忘年交,湖南大学黄梓根博士和陈民众等都是他的亲密朋友。

  维哥从2006年起就被聘为湖南教育出版社特约编辑,负责编校整理《汉书窥管》《积微居金文说》《四库提要辨证》《湖南地理志》等著作,约300万字,又负责校点《南史校证》80卷和《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约150万字。编校工作之余,他帮助编辑整理湖湘文库,承担了《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浏阳欧阳氏卷》创作、组稿、审稿工作。

  维哥是一个纯粹的人,不爱交际,一生只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不到30岁时他就患上乙型肝炎,后来发展为肝硬化。2010年戴维校点著名学者马宗霍先生晚年的一部研究《南史》的著作《南史校正》,全书依《南史》而编目,分为80卷,共90余万字。正当维哥事业上春风得意之时,湖南大学文化研究院聘请他为教授,无奈天公妒才,他因劳累过度,肝痞之疾又发作了,2011年春,他被查出肝癌晚期。他不仅不能践行承诺加盟湖南大学文化研究院,襄助姜广辉先生撰著《三礼研究史》,而且《论语研究史》的校样也只能在重病中审阅。

  经夏剑钦先生推荐,维哥携《论语研究史》书稿到岳麓书社,当天就签约出版。自知难以完成,维哥将原收集好准备校点的《曾运乾集》书稿交给来探视他的夏剑钦先生整理。他对夏剑钦先生说:“老师,天加寿年,我写到90岁都写不完。”

  2011年12月26日上午九时在浏阳市举行的戴维的追悼会上,《湖湘文库》编委会副主任夏剑钦发言:“戴维是一个与世无争的真正的读书人,一个不为稿费、不评职称,更不为升官的真学者,是一个誓为学术献身,著作多多的大学者。”2012年,经钟叔河、姜广辉推荐,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将他的《论语研究史》评选为“2011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这是对他学术的肯定。《戴维文集》赶在维哥辞世四周年之际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集收录了他从事经学研究的《诗经研究史》《春秋学史》《论语研究史》《帛书老子校释》《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浏阳欧阳氏卷》《周作人与诗经》等鸿篇著作,共四卷,约三百万字。这套文集倾注了维哥毕生的心血,是他47年的人生印记,也是他留给世人的一份厚礼,奠定了他在当代经学史研究领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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