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从一通信札谈起

  魏隐儒(1916—1993)是有名的古籍版本学家,在古籍版本鉴定与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原名魏文庄,曾用名魏文潜,河北辛集(原束鹿县)人,早年供职于中华书局,1949年以后转入中国图书公司、新华书店、中国书店,后来供职于北京市文物局,从事古籍版本研究、鉴定。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古籍版本鉴定、印刷史研究方面,魏隐儒称得上独树一帜,成就卓著。他长期浸淫于古旧书的整理、鉴定与研究,“每访得珍籍善本,辄反覆探讨,翻检前人著录,求教书林故老,察其优劣,辨其真伪,而且勤于积聚资料”(慕湘《中国古籍印刷史·序》)。他不仅具有鉴别真伪的“法眼”,更笔耕不辍,所著之《中国古籍印刷史》《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史话》《古籍鉴赏》《藏书家传略》《古籍装订修补知识》《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等,是古籍版本研究与鉴定、印刷史论方面的扛鼎之作。藏书家和散文家黄裳(1919—2012)称其“在版本著录上所下的功夫有突过前人之处,举凡书名、卷数、作者、断代、行格、版式、封面、刻工、题跋、藏印、纸张诸项无不一一著录,使一书的全貌粲若列眉,对藏书家和版本研究者都是绝好的参考资料。所著诸书,都为作者目见,绝无转相援引、不尽不实之病”(黄裳《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序》),可谓知人之论。正因如此,大凡涉猎古籍者,未尝不以其书为入门之径者。

  在古籍版本之外,魏隐儒同时还是一个在艺术上造诣很深的书画家。他自幼喜爱书画,临习过《芥子园画传》及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柳公权的《玄秘塔》、欧阳询的《醴泉铭》、赵孟頫的《神道碑》等,练就一身过硬的童子功。年及弱冠,魏隐儒便考入北平私立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受过系统的中国画专业训练。他还是李苦禅(1899—1983)的嫡传弟子,其绘画中的雄鹰便明显有李师影响之痕。他擅长花卉、翎毛,尤长于画鹰。其画从李苦禅上溯至徐渭、陈淳及八大山人,对吴昌硕、齐白石也有所借鉴,在书画鉴藏界有一定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魏隐儒的画进入艺术市场,受到收藏家的追捧。

  在1979年7月5日魏隐儒致书画鉴定家苏庚春(1924—2001)的信札中,便可看到书画家身影的魏隐儒:

  庚春同志:您好!

  6月5日来函,早经收到,省文物商店也于6月27日来信,谈及库存画作几千张,销售很少,每月才售出三四幅画,故将画作退回。分心之处,表示感谢。退件已分别交荣宝斋、外贸收购。

  据说北京书画销售情况也不好。宝古斋、北京画店,都进行整顿,暂停收新画,外贸也暂不收新人的画。我已给他画了一年多,仍继续收。自广州回京后,黑龙江文物店、新疆文物店派人来京征求作品,我给他们画一二尺小画数十张,忙了一阵。

  5月底调至故宫,代中央纪委把康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依仗权势巧取豪夺的图书文物,搞一内部展览。我搞古书部分,现已基本完成,回到文物局。昨遇马保山,今见赵存义,谈您对我热心照顾,不胜感激!请转告省文物店,退件早已收到,不另写信。祝

  近好!

  魏隐儒79.7.5。

  收信人及地址为:“广州市延安2路401号省博物馆,苏庚春同志启”,“延安2路”即今之“文明路”,为广东省博物馆旧馆所在地(新馆已于2010年搬迁至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二号)。寄信人地址为:“北京市安定门外兴化西里1号楼3单元102号”,信笺上“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为“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在信中,魏隐儒谈及绘画代销之事及近来的工作情况。虽然只是寸笺短札,但却蕴含丰富的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古籍版本专家的另一面。

  苏庚春早年曾随父亲苏剔夫(1888—1963)在北京琉璃厂经营字画店贞古斋。1949年以后,他转入字画古玩店宝古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因工作需要,苏庚春南下广东,先后任职于广东省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鉴定站。魏隐儒写此信时,苏庚春尚在广东省博物馆工作,这一年的八月七日,他被任命为该馆保管部副主任。由于他在京、粤两地的影响力,再加上其时广东得风气之先,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故“文革”后很多书画家(尤其是来自北方地区的书画家)都借助于苏庚春的地缘和人脉优势,委托其代为寻找鬻画门路。广东省文物商店、广州市文物商店(粤雅堂、博古斋)、集雅斋及广东省博物馆下属公司艺林轩等都是当时画家售画的主要场所,信中所言“省文物商店”即为“广东省文物商店”。据信中所言,当时广州的新画行情并不理想,“库存画作几千张”而“每月才售出三四幅画”,所以魏隐儒的画也只能和其他人的画作一样作“退件”处理。从信中还可知,在广州市场之外,“北京书画销售情况也不好”,但宝古斋、北京画店及外贸部门、黑龙江文物店、新疆文物店等机构也仍在代售魏隐儒画作,说明彼时整个书画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魏氏绘画依然还是被书画经营者所看好。

  在工作方面,魏隐儒谈到这年5月借调到故宫去参与整理抄没的康生所藏文物事宜。他主要负责康生藏书的整理工作。据有关文献记载,这批“藏书”不乏善本图书,魏隐儒发现了这些书大多来自于藏书家刘盼遂(1896—1966)、阿英(1900—1977)和傅惜华(1907—1970)等人,“文革”中被康生所掠夺。书上大多钤了康生的“戊戌人”“康生”“归功”“康生看过”“大公无私”等印鉴。信中所提到的详细时间,正好可以与这段历史互证。信中还谈及“马保山”和“赵存义”,都是有名的文物鉴定专家。马保山又名马宝山(1911—2004),河北衡水人,曾在琉璃厂做学徒,从事碑帖书画鉴藏,尤精于碑帖鉴定,曾鉴藏孙过庭的《景福殿赋》、颜真卿的《裴将军帖》、元代张逊的《双钩竹》和盛懋的《秋江待渡图》等名迹,著有《书画碑帖见闻录》;同时兼擅绘画,善画山水、松竹,出版有《马宝山先生画集》,分别于1977年和1979年为苏庚春作《松柏竹石图》和《山水图》等;赵存义(1917-2001),河北冀县人,曾为贞古斋斋主苏剔夫的学徒,长于书画鉴定。据此不难看出,魏隐儒、苏庚春、马保山、赵存义等既是乡友,又是同道中人,他们有着相似的艺术经历,是二十世纪初以来从琉璃厂和艺术市场中走出的文物鉴定家群体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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