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评弹·攻克转型期“文化甩尾”:治愈“大师焦虑”得靠优化土壤

  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迅速,文化却相对滞后,这样的“文化甩尾”带来了种种困惑,并在社会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焦虑症候群”。

  本期开始,我们推出《攻克转型期“文化甩尾”》系列评论,将视野锁定在文化、教育领域让人们困惑的诸多问题,辨析其存在的真伪、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力图从文化、经济、社会等多个角度进行剖析,为社会文化、社会心态的健康发展提供建议。

  ——编 者 

  说来也怪,屠呦呦和莫言的获奖,弥补了多年来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遗憾,却未能有效消除一种集体焦虑,有关大师的焦虑。

  随着几年前季羡林、吴冠中、钱伟长、周汝昌、徐邦达、罗哲文等多位科学文化大师的驾鹤西去和“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对名家大师的呼唤、对文化与精神之充沛和丰盈的向往、对一流人才的渴求便始终弥漫,甚至让不少人陷入一种“集体焦虑”。

  细细琢磨,个中原因复杂,而最根本的,或是因为物质富足后,对于精神文化的渴求,是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之后,重树文化与精神自信的需要。

  是的,我们中国人一向是居安思危的,对于诺奖、大师,尤其如此。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尽管今日中国已处于一个空前大变革的时代,一个经济飞速发展、国力强盛的时代,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对世界文化曾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国家和民族来说,相较于5000年源远流长的灿烂历史,我们在近百年来人类科学文化进步的进程中取得的成就仍相对有限,涌现的大师级代表性人物还远远不够。

  这种忧虑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

  当我们的出版物、影视作品在数量上已经居世界前列,质量却无法拾起足够的底气与自信的时候;当我们已当仁不让地成为“论文大国”,却仍与科技强国相距甚远的时候;当我们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经居世界第一,但还远非高等教育强国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选择“用脚投票”,在低年龄段便去国外留学的时候……我们在埋首躬耕之余仰望星空,感受到了那份刺目与焦灼。

  更重要的是,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由于巨大的商业利润诱惑和功利的评价体系导向,我们的部分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们,忘记了艺术与科学的根本使命,被名利和金钱撵着向前跑,向金山银山跑,这份焦虑感更是与日俱增。

  因此,从深层次看,在“诺奖情结”与“大师焦虑”背后,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于一两个奖项的在乎、对于究竟何为大师的争论,而是我们对于人才的珍视,对于健康的文化、教育、科技风气的呼唤,对于整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渴求。

  树立这份自信,需要做的很多,要改变“短期功利主义”,营造尊重人才、善待人才的氛围,在整个教育阶段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性思维及批判思维,优化评价体系与导向,更重要的是,要激发教育、文化、艺术、科技各个领域对于树立文化自信的使命与担当。

  获得“安徒生童话奖”的时候,作家曹文轩说,“这个经历了无数苦难、遭受了无数苦难的国家,一直矗立在我身后,除了给我意志之外,一直向我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独特的、价值连城的写作资源。”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今天,在每一个艺术、文化、科技领域人才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背景——中国。为此,我们有理由自信,更需要坚守那份责任。

  教育即生长,人才的出现也是如此。沉下心来,优化土壤,坚持对于一流的不懈追求,假以时日,一定会有更多代表时代的大师级人物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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