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与季羡林的两场“论战”

    一“双文化论”和“河东河西”论

  2008年端午节,我以“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校友的身份,第一次登门拜访周有光老人。那次拜见,相聊甚欢。除了叙旧,我也将一些思想文化上难以索解的问题,向周老请教。

  临别,周老送给我几本书,其中有《百岁新稿》《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等。周老对我说,他85岁退休以后,“离开专业的井底”,每日大量读书看报,撰写文化“杂文”,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这些书就是他从90到100岁所写文化杂文的结集。

  回来后,我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读他的书,感受到周老在历史、文化、现实诸多领域,有许多令人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我特别注意到周老的“双文化”观点。大意是说,国际文化是世界各国所“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飞猛进,覆盖全球。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享受“双文化”生活。

  我对这个问题格外感兴趣,是联想到了13年前的1995年,对学界耆宿季羡林先生的一次访谈。那天,季先生向我详细阐述了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他认为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穷极分析下去。从而,他得出“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的结论。访谈后,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接过文化传递棒》的文章,介绍季先生的文化观(此文收入我与武宁合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的文化随笔集《书边人语》)。

  时值上个世纪末,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暗合了朝野对民族复兴的展望和自豪感,可谓盛传一时。但接下来,学界不断有人发文,对此观点提出质疑。我读到周有光先生“双文化论”的时候,人类已在21世纪生活了8年,该怎样重新认识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融合与发展”问题呢?细读周老的书,我感到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更好地回答了这一令许多人感到迷惘的问题。

  周老并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他认为从地区分布来看,有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西欧文化四种传统文化。文化的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

  周老显然不赞成“河东河西”论。他认为该理论来自文化不变的传统学说——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往返迁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轮流坐庄。这是水平传播的不变论,把东西文化看作势不两立,是不了解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所致。

  周老认为人类文化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他描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最为典型,它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产业革命、民主革命,从“中世纪”逐步走向“现代”。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发展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系列发明和创造,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西方文化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也就是国际化的现代文化。但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任何个人和国家都可以参加进去,从国际文化的客人变为国际文化的主人。

  有了现代文化,不是就不要传统文化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并行不悖的。现代人是“双文化人”,既需要现代文化,又需要传统文化。

  双文化并存的原因,是由于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有早有晚。“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

  谈到文化发展的未来,周老说:“文化是一条不断流淌的长河,今天人类还处于长河的源头。自夸现在是文明时代,那是缺乏自知之明。在第三个‘千年纪’(2001~3000)中,人类文化将进一步大大提高,那时人类会羞愧地回顾第二个‘千年纪’的20世纪是不折不扣的野蛮时代。”

  读了这些论述,我觉得长期以来感到困惑的许多问题,一下子清楚多了。于是,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这篇博文被民盟中央刊物《群言》主编叶稚珊女士看到,发表在2008年第12期的《群言》杂志上。邵燕祥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在1月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报周有光先生书》。邵先生说:“您以平实的言语,讲了一个关系人类命运的大问题,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我“为您的真知灼见折服”。

  后来,《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又被《杂文月刊》《文艺建设》等杂志转载,还被周老的连襟沈从文先生之子沈龙朱先生收入家庭杂志《水》;一些网站也转载了,点击率还挺高。

  过些天,我突然接到周老儿子周晓平先生的电话。他说,爸爸很喜欢你写的文章,约你去聊天。

  我不免有点“受宠若惊”,赶忙赴约。先生见我来,非常高兴。打开话匣子,一聊又是两个小时。

  周老对我说,他的《双文化论》在《群言》上发表后,只是在很小的学界圈子里产生影响;而我的这篇文章,因为是与季先生的“河东河西论”对比着写的,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无形中扩大了“双文化论”的影响。

  谈到季羡林先生,周老对我说,他与季老只是文化观不同,个人交往没有任何问题。有一次开学术会议,他正巧和季老住在一个房间,谈了许多话。周老说,季羡林这个人还是很好的,他的《牛棚杂忆》也写得好。我们只是学术观点有不同。

  周老把学术观点的分歧与私人交往、个人评价分得很开,这种态度令人钦佩。我对季老的为人和在东方文化研究上的学术贡献也非常尊重,但在文化观上更倾向于周老。

  后来,周老在2010年出版的《朝闻道集》、2011年出版的《文化学丛谈》和《拾贝集》等文化杂文集中,都收入了我这篇介绍“双文化论”的文章,题目改为《从“河东河西”到“双文化论”》。在《拾贝集》中,周老还做了这样的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掀起一阵文化问题的讨论。后来,人们的兴趣转变,不再谈文化了。这时候,庞旸女士发表一篇讨论文化的文章,好似夜莺孤鸣,清醒耳目。庞旸介绍周有光的‘双文化论’,用笔简明扼要,胜过周有光原文。周有光反过来介绍庞旸的文章,要点如下……”

  看到这段话,我真有点脸红心跳。本来我只是对周老的文章写下自己的阅读体会,但周老却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我愧领之余,唯有感佩周老提携后学的热忱。

    二 汉字该不该简化?

  周老很欢迎年轻人去聊天,我也乐得经常去讨教。因此自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拜望周老,听他谈天说地。周老也时常把他新写的,或者他看到认为不错的文章复印下来,让人邮寄给我。

  在与周老的聊天中,又涉及到了周老与季老的另一个学术分歧:对简化字的态度。

  2009年,有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建议中小学增加繁体字课程”的提案。病榻上的季羡林先生就此发表看法:“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他还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我曾经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又多年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在工作中对于汉字繁简问题,我也产生过一些困惑。于是再去拜望周老时,便就此问题向他请教。

  周老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发明者之一,也参与了一些简化汉字的工作。他说,作为汉字的一种辅助手段,拼音方案已显示出了巨大的实用性,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对此质疑的人不多。简化字问题,他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其必要性:

  一是向人民大众普及文化的需要。周老说,1955年10月,中央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他被邀参会。当时中央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可人民80%是文盲,现代化怎么搞?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那时,部队里有一个叫做祁建华的教员,创造了一种速成识字法。给新兵扫盲,今天认5个字,明天认10个字,后天认20个字,三个月下来就可以看《人民日报》了。但他的方法在工人农民当中推广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新兵年轻,可以将整个精力都放在识字上面,工人、农民有工作、有家庭,这个方法行不通。

  周老认为,该不该简化,要问全国的小学教师。小学教师普遍认为,简化汉字的好处是:好教、好学、好认、好写,阅读清晰。他说,汉字简化有利有弊,而利多于弊。繁体字笔画繁复、难写难认,简化后,有利于在人民大众中普及文化,也缩短了小学生识字的时间。

  二是,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

  周老说,世界文字,包括汉字和外国文字,都有“删繁就简”的自然演变。古代两河流域的“丁头字”(楔形字)和古代埃及的“圣书字”,都有明显的简化。从历史上、理论上来看,文字都是越来越趋于简化的。

  他说,汉字简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项目,开始于清末。此前,其实一直都在不自觉中“简繁并用”。书本印的是楷体(繁体),写信用的是行书(简体)。

  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是清末以来长期简化运动的一次总结。这个方案采取“约定俗成”原则,肯定原有的简化习惯,加以整理,尽量不造新的简化字。

  他说,大部分简化字自古就有。中国的甲骨文中,就有许多简化字,比如“车”字。他描述当初选择简化字是很谨慎的,比如“后”字,一个是皇后的“后”,一个是後来的“後”。为什么选这个“后”呢?“许多人批评我们选得不对,其实古书的《大学》一开头就用了五个简化的‘后’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种例子还有不少。

    第三,汉字简化并不影响文化传承。

  周老说,在三千三百年间,汉字“体式”不断变化,每次变化都包含明显的简化。你看: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到楷书到行书。对甲骨文来说,篆书是简化;对篆书来说隶书是简化。篆书变为隶书称为“隶变”,“隶变”是剧烈的简化。《论语》原来用鲁国“古文”书写,到西汉已经无人认识,于是改用当时的通用体式书写,称为“今文”。历代都用当代通用体式改写古书,否则无人能读,如何继承?规范汉字是今天汉字的法定通用体式。用规范字,包括其中三分之一的简化字,是顺理成章的文化继承。

  谈到读古书,他说,图书馆里依旧有简化以前的繁体字古书,任何人都可以去阅读。小学生没有阅读繁体字的需要,中学生自学繁体字并不困难,因为7000个通用汉字中只有少数是简体字,大部分规范汉字不分繁简。许多简化字是类推出来的。比如,认识了一个简化的“鱼”字(四点改一横),就能认识一连串“鱼旁”的类推简化字。

  因而周老认为,简化字和繁体字是结合起来继承古书的,简化字没有妨碍继承,而是帮助了继承。

    第四,简化汉字不可能走回头路。

  当我提到季老和一些人的主张,问他恢复繁体字有无可能?周老说,恢复不了的。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去问小学教师,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听听小学教师的意见。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要广大群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必须要统一标准。

  他说,从1956年到今天,半个世纪,简化字在大陆已经普遍推行于教科书、报纸、杂志、一般出版物,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一团乱麻的汉字,有了全国一致的规范化,这是汉字历史的重大发展。

  他说,这里有个“书同文”的问题。大陆一直在进行汉字的“规范化”工作,提高了“汉字学”和“汉字应用”的水平。大陆人口13亿,用简化汉字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要让超过港台和海外华人十多倍的大陆人去迁就港台和海外,回到从前不讲规范化的时代,是明显难以做到的。书同文,是同于多数人,还是同于少数人;同于规范化,还是同于不规范化,这要在“汉字学”的深入研究中理智地培养共识。

  周老甚至认为,汉字简化得还不够,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有一次他问联合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多?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便宣传。实际上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文竞争呢?他认为汉字要进一步简化,才能更好地被世界接受,在国际上真正发挥作用。他预期21世纪后期可能还要对汉字进行一次简化。

  周老和季老,都是学贯中西、令人景仰的大家,都怀一颗为国为民之心,个人私交也很不错。但他们有着颇为不同的文化观和语言文字观。这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立意和出发点不尽相同。季老更多地是站在中国本位,从中国、东方传统的立场看问题的;而周老更多地强调:“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立意于古老的中国如何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步伐。他们的思考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都是有价值的探索;他们各自都会有自己的拥趸,都会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很大影响。从我个人来说,我更服膺周老的道理,当然,这并不影响我继续尊重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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