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竟成绝唱——品评《桃花扇》

  清人孔尚任的《桃花扇》不遑说是有清一代最佳、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传奇了。无论是内容、构思,《桃花扇》已经完全走出了明传奇的风气与影响,独树清代传奇之一帜。《桃花扇》以其体大精思的结构,颇有蕴藉的思想内容,使其成为清代戏剧中的一朵奇葩,但同时,传奇的创作也以《桃花扇》为结点,逐渐走向衰落之路。

  因而本文尝试分析《桃花扇》的成功之处,并揭示其背后思想风气的转变,令得传奇最终走向没落的缘由。

  《桃花扇》最显著、最成功之处,便在于其自出机杼、不落俗套的剧情布置、戏剧排场,完全一反之前传奇的传统。并且,在完美的结构中,把晚明的衰亡之史,天衣无缝的嵌合进去。使得历史与戏剧想象如盐、水般相融,历史的必然,最终成就了戏剧的或然。

  首先,作者在晚明历史中下了许多功夫,特别在剧前列《考据》一篇,并在每出之始,标以年月,令人感到仿佛在读史书一般。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桃花扇》于细心搜罗明末史实以构成此剧之一点言之,辟前人未辟之径,最为著名。……艺术虽无须如此,然史实正确而结构亦佳者,不可不以之为最合理想之剧。”[1]

  的确,艺术上无须如此,但孔尚任为何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这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呢?毕竟,这是一部传奇,而不是史书。

  我们可以说,这是作者为了契合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所作出的努力,也正是这种细致,才最终使《桃花扇》得到成功。但不容否定的是,由清初便逐渐走向征实、考据的学风,影响了孔尚任。而考据也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考据最终追求便是义理,便是思想的制高点。因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如此踏实、严谨地来考据研究。因而,作者在《纲领》中把人物分类定性,用传奇来象征宇宙之“道”,正如书中所言:“名曰传奇,实一阴一阳之为道矣。”[2]

  借由这种严肃的征实考据,作者在戏剧背后的历史批判才能有力地说服读者。并使传奇在文体的地位大为提高,由市井之俗走入士族之雅,使得“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3]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便是作者在布置排场上的超凡之思。

  如何将晚明纷繁的史料,既不失艺术,又严谨地组合成一部传奇呢?除了上面提到的《纲领》外,作者在上卷卷尾增添了《闲话》一出,又在下卷卷尾加了《余韵》一出。既能让之前的剧情得以收束,又留有余韵,给予适当的留白让观者想象。正如梁廷柟《曲话》所说:“《桃花扇》以《余韵》作结,曲终人杳,江上峰青,留有余不尽之意。”[4]

  当然,《桃花扇》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悲剧。两人最后于道观中,偶然相遇,本以为能团圆收场,谁知二人各自入道,以凄清惨淡作结。

  近代学者吴梅评价《桃花扇》时说:“通体布局,无懈可击,至《修真》、《入道》诸折,又破除生旦团圆之成例,而以中元建醮收科,排场复不冷落。此等设想,更为周匝,故论《桃花扇》之品格,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5]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反于以往传奇创作中,大团圆的定式。昔人常以“南洪北孔”来并称洪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尽管稍早于本剧的《长生殿》也博得了时人及后人的广泛称誉,但从其构思、从其内容而言,《长生殿》大多延续旧例,仍然是明代风气下的“旧传奇”。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团圆结局,仍是依循明传奇的先例。

  而《桃花扇》一扫旧习,以悲剧收场,不能不佩服作者构思之奇,构思之新。而这一具有残缺美的结尾,不仅是作者在传奇结构上脱离明人结构,也同样是在思想上与明人决裂。

  《桃花扇》新颖的戏剧结构与其作品内在的思想互为表里。正如前面所说,作者将传奇譬喻成宇宙中的“道”,而这个“道”就是形式里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桃花扇》的爱情悲剧,并不是不合情理的空想,而是让人出奇之余却不觉突兀,使人觉得处处皆在情理之中。那么,其背后的道理又什么呢?

  不妨细读下《入道》一出中,张道士与侯方域的一段念白:

  【外】你们絮絮叨叨,说的俱是那里话。当次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生】此言差矣!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先生如何管得?【外怒介】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6]

  侯方域所言,男女间的感情,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这些恰恰是明人传奇创作的主要题材。而其中,特别以《牡丹亭》“情可以生、可以死”为代表,肯定男女之情,推崇男女之情。同时,李贽童心说的广为流布,提倡不为礼教掩盖的真心,使士人普遍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那套压抑人欲、否定情感的说法进行批判,走上离经叛道之路。

  因而,晚明是种开放、敢于追求情感的时代。而这种思想、这种心态本是正视人类欲求、肯定纯真爱情的思想进步。但遂之而来的,却是上层骄奢淫逸,不顾政事,下层民不聊生,爆发起义。最终明朝覆灭,而被文化落后的满人所征服,统一了中国。

  而经历这场国家覆灭的士人,必定要思考旧国覆灭的原因,为什么先进的文明会被野蛮战胜?又是什么让国家崩坏呢?孔尚任也不为如是,他在书前《小引》说道: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7]

  《桃花扇》的创作,便是为了总结明朝覆灭的原因,以警世人。所以,张道士对侯方域的训斥,便是作者自身对晚明风气的质问,当国家倾颓,家庭难保之时,依然沉浸在男女的爱情之中。就是这割不断的男女情爱,让明朝灭亡,就是这种以情相尚的风气,让社会的伦常颠倒。

  而这,就是作者想通过《桃花扇》、通过传奇,传授给观众的“道”,给观众的思想。作者借由新的传奇结构,把传统理学思想带入传奇之中(割断花月情根,跟循天理,灭人欲并无所异)。一方面,在形式上进行了革新,另一方面,也对旧传奇以男女情感为主的创作思维给予思想上的重创。

  孔尚任的这套崇尚正统儒学、理学的思想,正是清初士人及官方的主流思想。对晚明灭亡的总结固无不妥,但把病因归结为晚明崇尚真情实感,正视人性的思想,企图用旧理学来治理国家,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的倒退。

  同样地,当传奇这种通俗的文体、通俗的表演形式,被赋予过于沉重的思想,过多的教化时,越趋雅致时,虽能与诗文同价,但其生命力也在急剧减少。也意味着,传奇的衰落,场上向案上的转变,变为少数文人的赏玩。

  一方面,在作者否定男女之情、宣扬教化之下,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感情,在剧中的分量还是偏少,显得较为单薄。除却《访翠》、《眠香》、《却奁》数出外,把太多的笔墨着落在人物的忠贞、奸佞之上。尽管《沉江》一出,将史可法沉江之悲惨写得雄浑大气,整本书也能把南明史事勾勒出来。但“桃花扇”及背后侯、李的爱情经不起深层次的推敲,只顾写李香君如何大义凛然,却忘记了人性、情爱,这就远逊于《牡丹亭》柳梦梅、杜丽娘那种生死间的爱情缠绵。写史而忘情,实在是《桃花扇》的失色之处。

  另一方面,《桃花扇》尽管结构精妙,文采优美,案头上经得住细读,但放于场上,其音乐上的缺点,则暴露无遗。吴梅评曰:“所惜者,通本乏耐唱之曲,除《仿翠》、《眠香》、《寄扇》、《题画》外,恐亦寥寥不足动听矣。”[8]毕竟,孔尚任於戏曲为门外汉,对音律所学不深,文字、音乐未能两全。因而如青木氏所说:“然以音律故,遂使《长生殿》称霸近代,而《桃花扇》至近日,戏场内演之者渐稀少焉。”[9]

  总其原因,传奇是成长、兴盛于明代的戏种,举手投足间,无不带有明人气息。而其体式,最适宜表现男女之情,亦俗亦雅,令观众感到轻松快乐。如将史事至于其中,则思想过于沉重,对戏剧反而有损。虽然孔尚庆极力革新,但终究明清有别,晚明风流已然逝去,而清人的风气又稍有扞格,所以《桃花扇》于气韵上略逊明人传奇一筹。

  再加上传奇的创作已逾百年,无论音乐上,还是文体上,都显陈旧。正如王国维所说:“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10]

  因而,明清风气的转变及文体发展规律的必然,传奇的创作、昆曲的演出无疑将走向衰落,走向小众。

  但瑕不掩瑜,《桃花扇》以其完美的结构与雄浑的历史叙事,透过明清易代中,侯、李间爱情及国家的两重悲剧,赞颂了具有忠贞气节的爱国英雄,贬斥了奸佞无耻的小人及投降者,亦对明亡一事作出了沉重的哀悼及深入的反思。

  可以说,《桃花扇》是对明代传奇的一种总结,将戏剧的文字、结构及思想深度都推到了又一极致。但时代的步伐总是向前,传奇也不可避免的由盛转衰。而这身处文学转折点的《桃花扇》,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曲竟成绝唱,成为戏剧史中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注释:

[1] 青木正儿 原著,王古鲁 译著,蔡毅 校订《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华书局,P286

[2] 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P25

[3] 吴梅《中国戏曲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P202

[4] 转引自《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华书局,P287

[5]《中国戏曲概论》,P202

[6] 《桃花扇》P250-251

[7] 《桃花扇》P1

[8] 《中国戏曲概论》P202

[9] 《中国近世戏曲史》P287

[10] 王国维 著,徐调孚 校注,《校注人间词话》中华书局,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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