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译者言·止庵:我怎样写《神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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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拳考》,止庵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35.00元

  多年前我上大学时,在口腔医院实习过一年,住在草岚子胡同的宿舍里。不远就是西什库教堂。教堂不对外开放,到现在我也没进去过,但我知道大门前就是当年义和团的战场。毕业后我有一段时间在新侨饭店里面办公,所在的东交民巷曾是义和团的另一处战场。后来公司搬到大华路,离那儿仍然不太远。这都使我感觉到与义和团有着某种空间上的联系。另外还有一层时间上的联系:我生在五十年代末,与义和团相隔不过两辈人而已,那时候有些团民还活着,有人做过田野调查,后来编入《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一书。我即使离开北京,偶尔也会想到这件事,譬如有一回独自走在巴黎街头,忽然记起义和团揭帖里的“大法国,心胆寒”,一时颇有滑稽之感。

  以上所说,当然不是我写《神拳考》的缘由,只是表明一向对此不算生疏罢了。现在回头去看庚子年间义和团民以及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想法做法,用愚昧、可笑这些词汇来形容未免过于轻巧,因为毕竟隔着一百多年时间,说起来已经相当遥远;但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发生时,世界上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已出版,欧洲甚至都到“世纪末”了;在中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均已发生,出国的留学生有些已经学成归来,外国的设备、技术和各种“洋货”也被国人广泛地使用,在这一切之后再有义和团这种事情,让人觉得又太晚了,与我们相距不过一百多年时间。这似乎相互冲突的两种感觉,使我想到这桩事情还不能够轻易遗忘。

  然而关于义和团运动,别人已经写过很多东西,我既没有兴趣重复,更不想做什么翻案文章,所希望的只是能够另外说出一些话来。怎么办呢,我先尽量多找些书来读。义和团运动的史料,一九四九年以后整理出版得非常齐备,我特别留意的是当年的上谕奏稿、函牍文告、笔记杂录之类,一总有七百多万字。通读一遍之后,我发现有好多材料为后来史家和论者所不取,而且并非遗漏所致,倒更像是有意如此。譬如在一本《义和团史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在义和团自己的文献中就有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却说明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的真情。”我觉得这么说当然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在史家眼中,历史所呈现的应该是一系列针对我们的意义,决定是否值得记录的标准即系于此。而当年的田野调查亦未涉及所谓“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的问题。论者往往跟着史家说话,立场也就一样了。然而我既非史家又非论者,所以由得我从别一角度去看问题。

  我一直盼望能够读到一部“人类愿望史”或“人类信念史”之类的书,这应该是与通常的历史相并行的另外一种历史,只不过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后人赋予的意义,而是当事人的动机。查尔斯·麦凯所著MadnessDelusions(《疯狂的妄想》)一书,中译本题为“人类愚昧疯狂趣史”,似乎略有此意,不过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页,而且“疯狂的妄想”乃是后人的定义,当事人自己未必这么认为。我自愧写不出一本这样的书,但这个想法与前面所说读到《义和团史料》序时的感受是一致的。回到义和团这件事上,从一种角度看是当年人物的“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从另一种角度看也许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反倒可能正是值得重视的原始材料;因为“假话”等等恰恰体现了他们的某种愿望和信念。而这些愿望和信念在酿成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在造就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不可以低估。这就是我说过的:“如果没有‘神助拳’,还有没有‘义和团’。义和团要是事先知道自己法术不灵,他们是否还会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众要是事先知道义和团法术不灵,是否还会把希望(至少是一部分希望)放在他们身上。这都是我想弄明白的,也就成了我写这本书的入手之处。”而这也就有可能写出一本与以往的相关历史著作完全不同的书了。我用的都是历史学家基于前述原因弃而不用的一些材料,但是,已经被他们证明是后人伪造的,譬如《景善日记》,我也一概不用。总而言之,这本书里并没有任何“独家秘闻”,所使用的材料则无一处无来历。以虚构的方式去接近历史真相,不是我想走的路;而且我认为那样反倒会背道而驰。义和团这件事已经附会了后人太多的传说色彩,虚构与想象只能添乱。再说,真实的史料记载或许比小说家所能写的还要有意思得多。我们面对的这一段历史,是中国自来少见的幻想与现实、希望与失望相互混合交织的时刻。记得拉丁美洲有所谓“神奇的现实”,作家们写出不少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名著,义和团运动似乎说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神奇的现实”。

  我曾写道:“历史向来只管结果,不管动机;面对历史,一个人当初想法如何,意义仅限于他自己。不过动机或思想,尽管不一定能够用来对其行为做出评判,却有助于人们理解。前者面对‘如此’,后者则涉及‘何以如此’。”我们可以把动机分成大动机和小动机。历史学家很关心大动机,他们甚至经常赋予当年人物这种动机。至于小动机,对历史学家往往没有什么意义。而我写的是一本关于小动机的书:具体到某个人,就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干。不忽视小动机,当年人物的举动才合情合理。我关心的主要是“合情”,还不是“合理”,合理的事是历史学家经常考虑的。但是,合情才能合理。一个义和团团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面对八国联军或清兵的枪炮,对他个人来讲,这是最大的一件事,他把命都搭上去了。义和团运动长期被定性为“反帝爱国运动”,我丝毫无意更改这一定性,那些团民的确是在“反帝爱国”,但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似乎又不仅仅为“反帝爱国”所能概括。

  作人《知堂回想录》中有两段记载,很有意思。其一是:“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变后的第五年,当时人民创痛犹新,大家有点谈虎色变的样子,我们却是好奇,偏喜欢打听拳匪的事情。我们问客栈的伙计,他们便急忙的分辨说:‘我们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二是:“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当道:‘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但是讳莫如深也好,翻然悔悟也好,都有一个“前身”,吸引我的正是这些人此前此后的心态变化。义和团民曾经是什么想法,朝廷和广大民众曾经是什么想法,怀抱这些想法的人们曾经如何行事,最终他们又怎样面对与自己想法大相径庭的现实,关于这些,有很多话值得一说。前面提到“神奇的现实”,何以至于如此,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我首先看重的是“因”,其次才看重“果”。所以这本书里很少评价,也很少结论;一来没有这个本事,二来也没这个兴趣。我的努力可以说是在相反的方向上,比如由心态追溯到思维方式和文化本质上去,诸如此类。

  当我们肯定或否定、赞美或批评历史上的某些人或某些事时,我们其实置身事外;与此相反,《神拳考》是一本“设身处地”的书。然而,在设身处地地体会时,我们未必认为也要像当年人物那样做,或只能那样做,甚至应该那样做,我们反倒可能认定自己不会那样做,而不那样做就需要在知识、思想、学问、修养等方面与他们不同,需要做一些修正和补充,这就涉及整个文化背景的问题了。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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