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情系两代人——忆杨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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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微信,读到一篇文章《杨镰:我和新疆的六十个约定》,高高兴兴地给妹妹冯姚明转了过去。不一会儿,妹妹来电话,迟疑地问:“怎么,杨镰去世了?”

  “不可能!”我斩钉截铁地说。

  “据说是车祸,你看看下面的消息。”我一看,震惊了,不敢,更不愿相信。打电话到杨铸家,消息得到了证实。

  我的心一时无法安定下来。

  回想2015年9月,杨镰和姐姐杨江城、弟弟杨铸都来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我父亲冯至的纪念会。那时的他,一头白发却精神抖擞,向我走来递过一份8月4日的《光明日报》,笑着说:“冯伯伯对我影响很大,我在这文章里写到了。”翻开报纸,《〈我的探险生涯〉伴我做“牧马人”》映入眼帘。

  1968年,新疆伊吾军马场在北京招收了108名初、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杨镰是其中的一员。当时,他带的行李箱里主要是书,其中就有“那本恐怕是影响我一生的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

  杨镰写道——

  “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是父亲的好友冯至伯伯赠行之物。临行前,我向冯至伯伯告别。听说我去新疆,他特意送给我这本书,并且说‘这是瑞典人斯文·赫定写的在新疆的探险发现。工作之余你读读,可以加深对新疆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从此,这本书就伴随我从北京前往新疆,又从新疆返回北京,成为我进入丝绸之路核心区域的‘通行证’。”

  这是发生在北大燕东园的事,但此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杨镰的父亲杨晦(我叫他杨大大)是我父亲终生的挚友,我们两家又都住在燕东园,按说我和杨镰应该是很熟悉,其实不然。

  我比杨镰大11岁,家搬到燕东园时,我已在城里住校读高中了。虽然,时不时能听到母亲说起杨大大家的五个儿子,但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印象,只不过是和我妹妹差不多大的几个男孩而已。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关注杨镰。我曾经在父亲的书橱里发现了一本书——《千古之谜》。“杨镰写楼兰的故事!”我很惊讶,顿时感到非常亲切,因为这“楼兰”曾是我儿时一个美丽的谜。

  那要追溯到1940年,在昆明,母亲姚可崑正在翻译德国阿尔伯特·赫尔曼的《楼兰》。晚上,父亲和母亲总是对坐在桌旁,就着一盏昏暗的菜油灯各干各的工作。累了,两人就抬起头来相视一笑,母亲会说起《楼兰》里的趣事,父亲听得津津有味。

  我当时不明白,很多很多年前埋在地下的一座古城能有什么故事可说呢?可是,“楼兰”——这个美丽的名字却像个老朋友似的印入我的脑海。随着新疆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楼兰”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刊上和电视里,在关注这些信息的同时,我也欣喜地不断见到了杨镰的身影。

  我想起了母亲翻译的《楼兰》,想知道这本书里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可是,母亲在回忆录里清楚地写着:是他们留德同学滕固受黄文弼之托找她翻译的,译稿交出后,得到200元译费,并未见出版,可能只是供科学研究用的。

  译稿还会在吗?杨镰是新疆考古的专家,我就去问他能否找到母亲的译稿。他说,冯伯伯早就告诉过他,冯伯母曾翻译了这部书,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手人都早已过世,又经过多年的战乱和动荡,没法找到了。

  但是,杨镰也告诉我,《楼兰》是名著,对于研究新疆考古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他们也很想读,也曾组织过人翻译,终因难度较大没能进行下去。我很遗憾。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母亲过世后,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一包资料,打开一看,竟然是《楼兰》译本的手抄稿和赫尔曼的《楼兰》原书,但可惜只是一部残搞。

  我猜测,母亲曾想抄一份译稿自己留下,不知什么原因没抄完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是63年!我轻轻地翻开脆得掉渣的稿纸读了两页,马上就被吸引住。

  我马上把稿子整理打印出来,去找杨镰。这件事对于我们两人,正如杨镰所说:“这种失而复得的惊喜,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品尝了,但这次更让我激动不已,因为它实际是双重意义上的发现。”

  我俩都很兴奋,杨镰向我介绍了有关这部书的故事——

  斯文·赫定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他从楼兰遗址带回大批写在木简上和纸张上的文件和其他文物,他知道它们的价值,但他看不懂。1902年,他回到瑞典,就把这些文物交给德国的汉学家们分析研究,先后找了三位:第一位还没来得及动手就去世了;第二位康拉第(中文名为“孔好古”)完成了高深丰富的重要学术著作《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文书与其他物品》。

  杨镰对我说,康拉第的研究是在当时正出访德国的蔡元培先生的协助下完成的(这对我们两个北大老学生的子女来说似乎是能触摸到的亲切)。之后,康拉第与赫定商量要再写一部关于楼兰的通俗并有学术意义的书,可惜康拉第也去世了。

  是第三位汉学家——赫尔曼完成了这项任务,就是这本《楼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一面世,学界为之震惊,关于楼兰古城的发现,第一手资料都在这两部书中。杨镰说,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本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可惜这两本书都没有译成中文。

  杨镰马上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联系,决定把这两本书译成中文并作为他主编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之一出版。我们又请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高中甫先生翻译了余下的部分,这部书终于有了完整的译稿。最后,我们都把稿子交给杨镰,由他进行整理统稿,在人名、地名、名词术语等方面加以统一、修正。

  按照杨镰的意见,书稿保持原译者的文风。杨镰还为这部书写了一篇内容丰富,又充满感情的序言。就这样,这部凝聚了赫定、康拉第、赫尔曼以及我母亲和高中甫心血的书终于用中文出版了,而且已经再版。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

  特别是在父亲的纪念会上,杨镰向我走来的情景总在我眼前显现,难道这样一位认真的学者、生龙活虎的工作者就这么突然地走了?

  我困惑。不,杨镰没有走,他又到他那无法割舍的新疆去了,去和那里古代的、现代的人们探讨这片土地的古往、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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