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与杨绛的一点书缘

  读到钱锺书先生《围城》后不久,便知道了亦为作家的杨绛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到自己十分喜爱的柯灵先生的一篇序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最近读到两本好书:钱锺书同志的《旧文四篇》和杨绛同志的《春泥集》。都是薄薄的小册子,却含蕴了足够的重量。没有几十年铁杵磨针的功夫,是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柯灵先生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如此推许的这两册书,一定不同凡响。从此我开始搜寻这两本“薄薄的小册子”。

  可是,最早得到的,是一本更薄的小册子:《干校六记》。当时在数家报刊上,见到有人谈及杨绛这本书,极言其精纯、含蕴、内敛。也从这些介绍中,我知道了杨绛是《围城》作者的夫人,这几方因素凑泊,使我十分想读到此书。四处寻访,不见踪影。一九八六年出差北京,在团结湖一带一极小书店觅得此书。书是真小,小三十二开,六十来页,书脊窄到几乎印不上书名,价钱嘛,只两角四分。现在大约没人乐意为这么薄而便宜的书出版费力了。

  刚刚经过“文革”,人们在各种文字中对其批判的态度都十分激烈、严厉,这很能理解。杨绛先生却用一种颇为平和的笔调来叙述她所经历的“干校”生活,叫人感到沉着,感到一种富有深蕴但却恰当的表达力量。在火车上,我一口气读完了它。后来又陆续在其它几本集子中重读,更从中对混乱状态下人性的存活、延展有了深一步认识。

  不久,我又在一家书店淘到一册荟集杨绛小说的《倒影集》。杨绛先生是多面手。她写的剧本,得到李健吾这样的戏剧研究和创作大家的赞赏,还被著名导演黄佐临看中并搬上舞台;她的翻译,轻易不赞许人(尤其翻译)的傅雷十分认可;她写的小说,学者、作家施蛰存甚至说:“《洗澡》(按:杨绛的长篇小说)的作者,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都在对话中表现出来……”运用对话的功夫,居然和《红楼梦》作者“异曲同工”,这赞许,绝不一般吧。不过,读读这本《倒影集》中的文字,可以体会施蛰存先生并非虚誉。

  大约过了几个月,我终于得到了柯灵先生推重的《春泥集》。这是一册文学评论集,收有几篇对《唐吉诃德》和萨克雷《名利场》,以及《红楼梦》等作品的解读文章。这书我一下子买了两册,当时就存有妄念。回家后,我将一册放入柜中,另一册包好,冒昧寄给杨绛先生,希望她能为此书签字。不久,杨先生寄回了题字本。这次先生用了圆珠笔。名章之外,还加一亲笔签名。前不久拿出此书重读,见到这题字,仍感到十分亲切。

  后来陆续将杨绛著作几乎收罗个遍:《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将饮茶》《洗澡》《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垒起一摞。但常见报道说他们夫妇不胜各方打扰又无可奈何的处境,便再不敢用题字之类事去烦他们。钱锺书先生逝世,我虽然写过一篇短文发表,但没敢寄杨绛先生。算来,杨先生已是耄耋之年,增加她的负担,实在罪过。

  可后来,我还是打扰了杨绛先生。2002年底,因为喜爱,我再次将杨先生的几部作品取出来读。读有感触,便试着写出一篇短文《温润的杨绛》。短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后,我有些多事,便将样报给杨绛先生寄去一份。在附函里,我顺便询问了何处可购到她翻译柏拉图《斐多》的话。多谢杨先生,她寄赠了我一册。杨先生在书的扉页题了字。虽用圆珠笔,可十分工稳又自如。“工稳”又“自如”,不知道我用词合适否?不过杨先生的字收放自如,写得真漂亮。看着题字时间,算一算,老人已经93岁,真叫人惊服其坚韧的生命情态。

  这部《斐多》,虽只有短短数万字,可它却是西方文化中有关正义和不朽(生、死)最早而重要的著述。翻译这部作品时,杨先生失去了爱女钱媛,又失去丈夫钱锺书……此时精神和身体交织的痛楚,一般人绝难体会。可是,为了从这种状态解脱出,杨先生希望能找到一本可供逃避悲伤的书,一头扎进书里,忘掉自己……杨先生选中了《斐多》。反复阅读之后,她决意翻译它,为自己,也为更多人,找寻对“生死”“灵魂”的认识、启迪,甚至——答案。

  由于水平所限,这部《斐多》我读得很艰难。在文末,我用铅笔记了这么几句:“陆陆续续读了近一个月。只几万字可却是灵魂之路,因此曲折而绵长,将精神与现实处理,联系得这么紧,不尚空谈,也许是当时哲人通天达理的高贵处吧。”

  2005年,我与杨绛先生还曾有过一次通信。当时,我的一篇文章在一家杂志发表。在收到的样刊里,读到了一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该文作者回忆:一九五七年时,他正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进修,期间参加过一次批判“右派”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批判该校一级教授,全国著名的钱基博。可是,钱基博此时已经去世,怎么办?“‘父债子还’,由死者的儿子钱锺书捧着灵牌接受批判(XXX说捧着灵牌的不只有钱锺书,还有钱基博的女婿石声淮)”。

  读到此节文字,确实感到震惊。父亡,作为儿子悲痛未绝,竟要捧灵牌代父受批,世所罕闻。由于其中牵涉到钱锺书先生,手头恰好有数种钱先生著述及对其研究、纪念的集子,便试着看看还能否寻到相关的佐证。

  钱先生的文章很少谈及自己,我所查寻到的他人文字,均未提到“捧灵牌”受批的异事。与“反右”时间相近,并关涉到钱锺书及其父亲的文字,在杨绛先生《我们仨》中有一点,但那说的是1957年一二月间。当时钱基博病重,钱锺书冒寒又去武汉探望。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钱钟书有所感应,故在《赴鄂道中》第五首诗中,有“隐隐遥空碾懑雷”,“鸣鸠忽噤雨将来”的句子。此书中还有一句:“这五首诗,作于‘早春天气’的前夕。这年六月发动了反右运动,(钱锺书)未能再次请假探亲。”

  这桩事况,总觉着了解不足,心里便搁着。过不久,仍寻查不出有力佐证。我有些好事,便将此事录出,寄给了杨绛先生。此时杨先生已年高九五,虽然偶尔还能见到有文字刊出,但随意打搅一位高龄长者,自然相当冒昧。故我在信中说,只想让先生知道有这个材料,仅此而已,请先生不必回信,以免操劳。

  但很快,我还是收到了杨先生的回函。对于此事,杨先生明确地说:“所传钱锺书捧着灵牌受批判事不实。”“一九五七年早春,钱钟书赴鄂省视久病的老父,《槐聚诗存》一九五七年《赴鄂道中》五首之三,有‘三年五度过卢沟’之句。这是他最后一次赴鄂”。从引证的时间看,这当是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间的事。之后,也就是“反右”运动开始之后,杨先生说:“他父亲去世时,钱锺书未能再请假,他在北京,没在他父亲身边,不可能捧着灵牌受批判。”

  这样看来,事情十分清楚了。该文作者对此事的误记,不知如何形成。大约是发生在钱基博女婿身上引起连带想象也未可知。对于此事,杨绛先生认真回信,令我感动。这其中有辨正的内容,为不使谬错流传,我冒昧予以引录,希望以正视听。但愿这样做能不违背杨先生的意思。

  由于希求题字本,我与杨绛先生有了这一点接触,虽然有限,可先生的认真,周到,谦逊,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那一代人,不仅学问,更有为人,是我十分向往企慕的。人生在世,如杨先生翻译《斐多》中苏格拉底所说:“其实呀,一切美德只可以用一件东西来交易。这是一切交易的标准货币。这就是智慧。不论是勇敢或节制或公正,反正一切真正的美德都是由智慧得到的。”由此看去,杨绛先生的学识及为人,得自智慧。由于智慧,她为人祥和,为文温润。在她,或许是很自在的作为,凡常如我等,便是需寻求的人生境界。能企及此境界,绝非易事,可还是应当追摹。杨绛先生及那一代高人的风华闪耀着,我们,跟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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