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先生成才经历的启示——读《缪钺先生编年事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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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缪元朗撰,中华书局2014年7月出版,定价:48.00元

  《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缪元朗撰,中华书局2014年版)逐年排比缪钺先生(字彦威,1904~1995)一生的经历和著述,同传统年谱的写法并没有太多不同,缪钺先生一生平顺,没有什么波澜起伏,但此书读来仍然多有趣味,而且大有收获。这是因为彦威老先生是我最为景仰的前辈学者之一,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对我沾溉甚深,八卷本《缪钺全集》(缪元朗、景蜀慧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常在我的案头;读了这部编年事辑以后,更得到许多新的教育和启迪。

  缪老先生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的,他在中学毕业以后先后一度进入河北大学预科和北京大学预科,但因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读完,未能进入本科,更没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他从二十岁起就早早地到中学教书,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了;而他不到四十岁就当上了教授,一直工作到九十岁,在文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诗词创作亦复远高于流俗。

  缪先生成才的历程和治学的经验都非常值得总结、研究和借鉴。这里至少有下列三条是发人深思、值得学习的。

  其一,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基础教育,让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很坚实的文史功底,为此后的远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基础。《编年事辑》在先生中学毕业的1922年条下写道:

  由于少承庭训,加以师长教诲,先生于中学毕业前已“受过文史之学的基本训练,学习了文字、声韵、训诂以及目录等诸种学科的常识,略通治学门径(譬如参阅《书目答问》、《四库总目提要》、段氏《说文解字注》、王氏《经义述闻》、章氏《文史通义》等);读过一定数量的经、史、子、集类的重要书籍(少量是精读,大多数是选读和翻检),也看过一些小说戏曲”。先秦书中“最喜读《诗经》《左传》《庄子》《楚辞》。同时,又练习写作古文、诗、词等”(先生《自传》,《冰茧彩丝集》第572页)。并与中学同学共结吟社,还是校刊的主要撰稿人。(第6页)

  这样的中学生,很容易成长为文史学者。缪钺先生曾经提到,他在小学、中学读书时“校课清省,寒暑假长,我充分利用这许多空闲时间,广泛阅读古书,包括经、史、子、集各方面”(《冰茧庵序跋随笔·治学琐言》,《缪钺全集》第七、八合卷,第72页)。这样看来,而今一再提倡而收效似微的减轻中小学生负担一事,并非完全做减法,这对学生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其实是在做加法。天天夜以继日地忙于做作业、迎考试,这样的青年学生将来还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呢。

  第二,在学生时代结束以后,抓住一切机会,向各路师友学习请益,不断充电,提高自己,是学者成长的重要条件。从《编年事辑》看去,缪先生早年先后同章士钊、吴宓、籍忠寅、张尔田、郭斌龢、谭其骧、龙榆生、张荫麟等师友交往论学,从中吸收了许多营养。吴宓、郭斌龢二位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建议缪钺多读外国书,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水平,并借外文原版书给他看,对他就大有帮助。在他们那一辈文史学者中,缪钺先生是眼光特别开阔,思维极其活跃的,文章也写得非常有活力,同沉闷的老派学究完全不同。他在1944年1月15日致妹婿杨联陞的信中写道:

  钺近来颇读西洋哲学书,哲学史已读过两种,秋间读叔本华之书,近读斯宾诺莎之书(均英译本)。读西洋哲学书,能训练思想灵活清晰透彻。以前读宋元明学案等书,仅能识其源流风气,于诸大师思想之本身,未能有透彻而有系统之了解。今再读学案,参之以程朱等书,颇能见其理趣脉络,与向时不同矣。(《编年事辑》第93页)

  缪钺先生没有机会到外国去留学,因为年龄和健康的关系,后来也没有出过国门,但这并不妨碍他具有全球眼光,能够贯通中西学术。一个学者非终身看书学习接受教育不可,故步自封,只吃老本,必将坐吃山空。

  第三,缪钺先生治学讲究三个打通,一是文史打通,一是宏观微观打通,一是中西打通。他在《治学琐言》《治学补谈》《治学经验漫谈》等文章中都曾经谈起过,《编年事辑》所录之书信对此也有很深刻的阐述,略举两段来看:

  清人治《文选》者,多注意于声韵、训诂、名物、典制诸端,弟拟用文史互证之法研究《文选》中诸名篇,论其旁涉之意义,发其隐微之旨,或可为“选学”开一新途径。(1947年3月3日致陈槃的信,第115页)

  来函询及我治学所受张孟劬与王静安二位先生之影响情况。张先生,我很熟,亲承音旨,书札往还,他兼通文、史、哲,治学兼有浙东宏通与浙西博雅两派之长,不过,方法,态度还是承继乾嘉。缺乏新的开拓,如西方影响。我从张先生处受益者是史学与辨章学术、考精镜源流之学。至于王静安先生,我并未亲炙,只是读其著作。王先生与陈寅恪先生是我在近代学者中最崇敬的两位。他们二人都能融贯中西,开拓学术中的新领域,新方法,并提出精辟的创见,对学界有很大启发。(1990年6月26日致曾大兴的信,第430页)

  张尔田(孟劬)的乾嘉学派功夫要学习继承,王国维(静安)、陈寅恪的融贯中西更要发扬光大。正是这样阔大的气魄和胸襟造就了缪钺先生本人守正创新、精彩绝伦的学术成就。有人一提起传统文化、中国学术来就倾向于排斥西学,那无非是一种幼稚病。

  缪钺先生的著作、诗词先前曾经出过一部很好的全集,但是同任何全集一样,《缪钺全集》也不是彻底齐全的。《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的一大内容就是把那些集外文章、诗词和书信的全文分别安插进有关的年份去,拾遗补阙,信息量很大。

  这里颇有重要的文章,例如原载于1940年《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第1集第1册的《中学国文教学法商榷》(本书第49~62页)、原载于1942年《益世报》《文史副刊》第3期的《读〈晋书〉札记》(本书第74~77页)、原载于1944年《真理杂志》第1卷第2期的《唐代文人小记》(本书第94~100页)、原载1950年《工商导报》《学林》第6期的《白乌库吉鲜卑语考释的商榷》(本书第132~136页),如此等等。建议本书再印时在书末附一份《本书所录先生集外文目录》,以便检索。本书所录先生集外诗词和书信,最好也编一份目录,这样一定会得到读者的欢迎和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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