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意深浓——回忆先师陈登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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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著名神经生理学家陈宜张的先进事迹,他在军事医学教学科研第一线刻苦奋斗60多年,为祖国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介绍一开始说,陈宜张出身于浙江余姚的书香家庭,父亲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这引起我的注意,几十年来,我一直对余姚印象深刻,因为他是我敬爱的老师陈登原先生的故乡。后来,影片终于说出了陈登原的大名。原来,陈宜张正是先师的长公子。

    陈宜张曾经讲述过自己的人生感悟:“第一,要教好书,作为教师,教好书是天职;第二,要选好题,一旦明确科研方向,就要沉得下去,钻得进去;第三,要讲真话,像巴金先生一样不说假话,敢讲真话;第四,要做正直的人。”听到这朴实坦诚的感悟,看到他接受采访时谦和平静的神态,联想到当年陈登原先生的音容笑貌,父子二人确实有惊人的相通之处。

    陈登原是我大学时最敬爱的老师之一。1900年1月29日,他出生于浙江余姚县周巷镇,自幼从父读书,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从20世纪30年代起,先后任职于上海世界书局,南京金陵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广州中山大学。

    1950年,陈登原应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先生的邀请,到西北大学任教。长期从事高校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刻苦钻研,勤于著述,先后出版了许多史学专著,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1954年,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刚进校,学长们就介绍说,陈登原是系上成就最大、最有威望的教授,深受学生的敬佩和欢迎。

    先生对教书工作非常热爱,严格遵守时间。从外表看,他身体清瘦,但讲起课来,精神焕发,神采飞扬,热情奔放,渊博的知识,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语言,一直令人神往。他发给学生的讲义,取材广泛,资料丰富,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史料的出处,提供了大量的史书资料名称及卷次,便于学生作为进一步深入学习的参考。

    由于先生知识渊博,讲课时善于选用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资料,剖析史事,评论人物,说明问题。那绘声绘色的生动讲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讲课时,先生对史料中文言文句子简洁、准确而传神的翻译功力,使我从内心羡慕和钦佩。

    先生在来西大以前,已出版了许多著作,如《中俄关系述略》《荀子哲学》《唐人故事诗》《词林佳话》《天一阁藏书考》《古今典籍聚散考》《金圣叹传》《中国土地制度》《中国田制丛考》《中国文化史》《中国田赋史》等,在学术界早已久负盛名。但他却毫不懈怠,孜孜不倦。在做好正常的教学工作以外,仍抓紧时间,进行科研,撰写文章,整理专著。

    先生常说,自己得加紧工作,“不然怕时间赶不上了!”这种老当益壮,只争朝夕的精神,使我辈深受鼓舞。每当事情繁杂,劳累困乏时,一想起先生那分秒必争、埋头苦干的情景,只好打消偷懒的念头,赶紧振作起来,投入工作。

    当时,先生正致力于《国史旧闻》一书的后期整理工作,我也在他的指导下,帮着查阅核对资料,抄写书稿,并在这些实际工作中受到很大的教益。

    《国史旧闻》是先生几十年积累的读书笔记,按照时代顺序编排,以专题为单元,比较集中地介绍了大量中国古代、近代的历史文化知识,提供了许多有关资料的出处和线索。书中征引资料丰富,涉及方面广泛。对所引述的资料,分析研究,仔细评论。所加评论条理清晰,简明精当,对于文史爱好者和研究人员来说,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国史旧闻》从1938年开始著述,凡七易其稿,以16开白纸装订,毛笔竖行楷书,分装几十分册,约200万字,颇受当时三联书店领导的重视,专门派陈原先生亲自到西安与作者谈判并签订了出版协议。

    《国史旧闻》第一分册正式出版后,因出版社出版分工的变化,改由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第二册出版,1980年第三册出版。前三册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

    我到高校教书后,虽从图书馆借阅过,自己却一直难以买到。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第四册时,曾将1-4册全部印出过,第二次2014年才再有加印。直到2015年4月7日,我才通过北京的学生冯敏,专门到中华书局买到了多年寻找的《国史旧闻》1-4册,实现了几十年的愿望。

    除了《国史旧闻》(1-4册)和出版的20多本著作以外,先生从青年时代起,还在《东方杂志》《金陵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历史研究》《文史哲》《人文杂志》等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又应邀在报刊上写了许多普及文史知识的文章。

    诗人毛锜当年任陕西日报记者,曾多次向先生求教和约稿,先生几次与我谈及此事,并鼓励我为陕报写稿(但我一直未能实现)。记得该报的专栏《陕西话旧录》,就刊发过先生写的《人面桃花》《张献忠》《烘云托月》等文章。先生逝世后,毛锜发表了《忆两教授》一文,热情赞扬先生和另一位老师傅庚生的学问道德和高风亮节。

    先生热爱学生,对学生的成长一直热情关怀和支持。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生活简朴。常鼓励我们,“人不可以骄傲自大,也不可以妄自菲薄”,“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鼓励大家树立雄心壮志,抓紧时间,读书学习。

    课间休息时,先生总是不顾劳累,忙着和学生交流,解答问题。我和班学习委员李俊良及孙爱民等人,课余饭后曾多次到其家中请教探访,先生和师母严亚梅总是热情接待,亲切交谈,使我们在专业学习和待人处事方面受益匪浅。

    1957年夏,为了实现我班去南京实习的愿望,先生亲自出面去和主持工作的刘端棻校长申请,得到批准后,又亲自带我们去南京。系上派我和吉鸿斌负责照料他的安全,外出活动时,我们经常在先生左右。

    这次实习,我们先后参观了南京博物院、太平天国纪念馆、鸡鸣寺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中山陵、明孝陵、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玄武湖、燕子矶等。先生和同学们一同步行,或是挤公共汽车,同甘共苦。

    这次经历使我们这些大部分来自北方农村的学生大开眼界,增加了专业知识,提高了认识水平,一个个兴高采烈。大家也对年事已高、不辞辛苦、促成这次远行并亲身带队实习的陈老师,更加热爱和尊敬。

    在来西大任教后,由于先生在教学科研中的成绩显著,得到了师生的敬重,也受到了学校的礼遇。1956年西大评职称时,全校评出了一级教授两名,一个是教务长岳劼恒,一个是地质学家张伯声;评出二级教授两名,即陈登原先生和刘亦珩先生。

    先生先后加入九三学社、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有时兼作学校委派的任务,尽职尽责,努力完成。

    1958年春,在刚刚经历了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以后,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又开展了所谓的“红专讨论”,许多认真钻研业务或重视专业知识学习的同志,被诬指为“只专不红”“白专道路”而受到批判。先生专心致志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却被指控为“只专不红”,在系上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我也被指控为“只专不红”的学生,毕业时被分配到咸阳的一所中学。工作以后,我仍然与先生通讯问候。1958年冬,先生的《国史旧闻》第一册正式出版后,立即给我寄来了样书,扉页上有其毛笔题词:“思恩贤弟插架”和签名。我一直把此书作为珍贵的纪念。可惜,这本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中的暴徒所烧毁,实在令人惋惜。

    参加工作以后,回到西安时,我曾多次去家中看望,先生和师母把我当亲人看待,分别时,他们总要送到楼门以外,深情地叮咛我有空再来。

    1964年以后,我因与友人写“人民来信”而受到诬陷。“文革”中,我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1975年才彻底平反。恢复工作后,当我再打听先生消息时,却得到他在“文革”中遭受种种迫害而重病逝世的噩耗。

    没能再见先生一面,竟成我终生遗憾,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伤痛。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调回西安,在高校从事历史教学工作。此前的20年青春时光,在极左路线的折腾下白白耗掉,现在面对新的形势,一切得重新学起。

    我又想起了先师陈登原,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刻苦钻研、成果累累,功垂史册,人所共见。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我能乐于教书事业、全力挽救年华,多干实事的思想和因此而付出的努力,都是深受陈登原先生教育和影响的结果。

    几十年来,我在教学和科研中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也正是在先生崇高精神的感召下实现的。所以,我一直通过讲课、报告、座谈等机会,向听众介绍他的事迹和治学精神。

    退休多年,每当回忆往事,当年与先生相处的情景,又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1999年,拙作《中国近代人物史事论集》出版时,在书的后记中,我专门记述了先生对自己的教导和帮助,向先生的在天之灵致以深切的悼念。

    随着时光流逝,2015年又逢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此前获知,2012年母校西北大学纪念校庆110周年时,《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与西大历史学院联合主办“西北大学纪念陈登原、陈直先生学术座谈会,”,陈宜张应邀专程从上海来参会。

    会上,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方光华介绍了陈登原、陈直教授的学术经历与史学成就,缅怀两先生严谨治学、教书育人对西大历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的重要贡献。

    值得欣喜的是,据陈宜张告知,先生原籍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订的《陈登原先生全集》,将于年内正式出版。闻此消息,我高兴万分。特写下以上的回忆,以寄托自己对先生永志难忘的怀念。我相信,先生一生为教育事业作出的光辉业绩和高贵品德,必将激励和感召后人,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作者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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