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真抱朴 术有专攻——《石渠宝笈》的启示

  故宫博物院此番对于《石渠宝笈》的“纠错”,不隐恶,不遮丑,体现了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谨不苟,同时也给整个文博界和大众传播上了一堂大课——对于文物市场的复杂性要具有清醒的认知和充分的准备

  在全民收藏的大潮中,在各种因素的推促下,一些文博专家开始介入市场鉴定,部分专家陷入名利诱惑的漩涡。文博专家应不应该介入市场?介入市场后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鉴定和鉴宝这一常识为何被混淆?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石渠宝笈特展”中,除了《清明上河图》等古代书画真迹之外,许多观众和媒体还特别注意到“考订辨伪”这个单元。该单元的价值在于,将《石渠宝笈》著录的摹本、伪本、误判作者和时代的作品,与传世真迹相对比,不但呈现了近代以来美术史家及文物鉴定专家考订辨伪工作的成果,而且昭示了一个道理:文物鉴定有时候并不能够一锤定音,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考订辨伪过程,这样才能逐步获得相对准确的信息,还原文物的真实身份。

  艺术品造假自古有之。有鉴于此,收藏特别讲究“出身清楚”“传承有序”,而著录是一种强有力的保证,皇家著录的可信度更高,因而也就不难理解收藏和拍卖市场对宫廷收藏的追慕、对皇家著录的信赖。作为清朝内府书画的总账目,也即“皇帝的收藏清单”,《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令人向往,其稀缺性也赋予这部分文物以极大的市场号召力。然而,以皇家之威权和眼光,《石渠宝笈》尚有赝品充斥其间,中国画临摹传统为后世鉴定带来的困难,以及艺术品市场乱真能力之强、造假胆量之大可见一斑。故宫博物院此番对于《石渠宝笈》的“纠错”,不隐恶,不遮丑,体现了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谨不苟,同时也给整个文博界和大众传播上了一堂大课——对于文物市场的复杂性要具有清醒的认知和充分的准备。

  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不断积累,文物与艺术品收藏成为国人热衷的投资方式之一,无论买方、卖方还是中介,各个方面都有急于求成的心态。但是,鉴定特别是古代书画的鉴定,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相关人员如果知识储备不足,必然会被真假难辨的文物与艺术品弄得一头雾水、不知所往。社会的急躁情绪、市场的过热、百姓对于财富的渴望、中介的市场谋略、媒体的误导、大众的误读……在全民收藏的大潮中,在各种因素的推促下,一些文博专家开始介入市场鉴定,部分专家陷入名利诱惑的漩涡。

  文博专家应不应该介入市场?介入市场后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颇引人关注的问题。市场特别是拍卖市场作为文物流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平台,毫无疑问需要专业判断能力强者对文物和艺术品进行身份鉴定,买卖才有依据,才能有序进行。我们许多大的收藏机构和国有博物馆不仅拥有数量巨大、品类丰富、文物级别高的传世精品,而且拥有各个专门领域的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长期浸润其间,术业有专攻,成为文博专家,也成为国家的文化财富。学有所长,学有所用,既尽本职,又为经济发展作贡献,本无可厚非,可长时间以来有两个问题被人们反复提及,并争论不休。

  一是文博专家应以什么身份介入文物市场?

  “解惑”,是我们对于知识和知识传播者的基本期待。在文物鉴定这一高难度的学问中,专家除了“去伪存真”,还负有普及知识、提升大众鉴赏能力之责。事实是,有些专家常常无序地介入市场,跨门类、跨领域地参与鉴定,极其随意地出具鉴定意见,沦为学术掮客,不仅没有传播真正的文博知识,就连“去伪存真”的基本职责也没有尽到。更有甚者,公私莫辨,曲学阿世,知假造假,毫无学术良知与职业操守。艺术品造假原因林林总总,经济利益是最常见也是最原始的动力。鉴定造假,经济利益也是基本驱动力。前几年轰动一时的“天价汉代玉凳”和“金缕玉衣”亿元古董作假案,因文博专家的参与,严重损害了权威专家、权威部门的公信力,让整个文博界的羽毛都沾上了污垢。

  现代社会,专家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既是学者,又是公职人员,还可能是公众人物,这决定了文博专家应该兼顾学者的治学境界、公职人员的职业操守、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以及文人独立健全的人格。面对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水深火热”,文博专家需要不忘初心,厘清边界,守住本业。这边界,是职业伦理和经济利益的边界,也是自身能力和专业领域的边界。只有在研究领域扬长避短,并处理好社会利益、单位利益、个人利益的关系,做到责权利统一,文博专家才不会在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之时,与社会和大众利益越来越疏远。

  除了文博专家的自律、自省,社会和市场也应该具备清醒的认知——专家不等于单位,单位不等于学术,学术权威不等于全才,每个领域的专家都有专业领域的局限性,也有个人能力的局限性。有了这样的认知和行业规范,才不会导致鉴定行业“万金油”专家受宠、专业精深的专家缺位。同时,还需要社会各界合力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鉴定机制,克服有利无责、有责无权、有责无利等责权利相脱节的状况,以责为中心,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

  二是鉴定不等于鉴宝这一常识为何被混淆?

  鉴定不等于鉴宝,把鉴定等同于鉴宝,混淆常识,板子要打在大众传播的身上。

  鉴定与鉴宝,二者虽一字之差,指向和意象品格却完全不同。在考古学和博物馆学范畴里,鉴定是一项建立在文物研究基础之上的专门学问,不但涉及文物的真伪,还需要判别文物的年代、质地、用途和价值等各个方面(通常情况下,考古地层中出土的文物很少涉及辨伪的工作)。因此,鉴定一词的指向是全方位的,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是横向交织的关系,在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中相辅相成;其意象是平实的,既有拂去历史尘埃的神圣感,又充满考古学的艰涩与冗繁,常常是一场漫长的求索。鉴宝,也需要专业上的全方位判断,但其重点在“宝”字。宝,珍也。鉴宝比鉴定多了珠光宝气,其所涉及的各项判断最终是为了托举宝物的珍贵,强化了人们对物本身的材质、价格、装饰、体量等表面化因素的关注,也淡化了人们对物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历史内涵的认知,在与财富和商品交易相关的情境中突出了一锤定音的意味。基于这些原因,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指出:“鉴宝不是故宫专家的特长。”文博专家擅长的是学术研究和文物鉴定,而不是瞬间就要辨出真伪、给出价码的鉴宝,如果对自己的身份和职能认定发生错位,滥用话语权,必然导致话语权的丧失。“鉴定专家的资质由谁鉴定”的质疑之声四起,并非偶然。

  在近些年的大众传播中,“鉴宝”的泛滥模糊了“鉴定”的涵义,“宝物”几乎成为文物的代名词,甚至各大博物馆在文物和展览的宣传上,也有意无意地突出“宝”的独立价值,而非其在历史长河中的意义、作为公共文化遗产的功用和内涵,以至于有学者大声疾呼:博物馆不是“炫宝台”!这种现象在近些年与全民收藏热潮相伴的电视鉴宝节目中表现得最为普遍和突出——节目本身造假作秀,娱乐瓦解了学术的严谨。虽然这两年此类鉴宝节目有收缩、自律之势,其影响却并未消散,不但加剧了收藏爱好者对鉴定专家的不信任和两者之间的对立情绪,更误导了大众的收藏观念和对鉴定的认知,扩大了认知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一些认知问题,已经影响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其中,文化遗产价值常识的社会教育,是对整个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影响深远的问题,又是最容易被轻视的问题。这一常识的社会教育对象,不仅是“普通大众”,还应该包括“专业小众”。

  认知误区必然导致行为失当,呼唤学术和专业队伍的理性回归。依然以《石渠宝笈》为例,对待前人留下的史书和典籍,同样需要具备清醒的认知,无论是对其著录与定论的过度依赖,还是对其价值的彻底否定,无疑都是盲目和无益的。这几年,文博界和拍卖界对于《石渠宝笈》的价值也多有讨论,其中不乏理性的声音。《石渠宝笈》作为对清宫廷收藏的客观记录,是一部完备、系统、深入的大型著录文献,今人既应重视它的史料价值,又应客观、公正、历史地看待它的缺陷与不足。学术研究从来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修正的。今天,故宫博物院以端正的治学态度,向世人揭示了一个真实的《石渠宝笈》,也再次证明了学无止境,贵在抱朴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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