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古籍展 半部新疆史——“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巡礼

  山崖上的石窟,倾圮的佛塔,千年古城的断壁残垣,配以远处如铁铸般的火焰山,这是“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内的一个场景。本次展览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首次在京举办的大型新疆历史文献专题展。

  新疆古称西域,至清乾隆年间与“西域新疆”混称,直至光绪十年(1884)建省,正式定名新疆,有“故土新归”(左宗棠语)之意。在先秦文献中,较早提到西域的有《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这两部书都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但也包含一些史实。记录西域较为可靠的史书还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

  除了历代官修史书,私人关于西域的著作也代不绝书,很多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明代永乐后国力渐衰,无力西顾,汉文史书有关西域的记载较少。至清乾隆朝统一西域后,有关西域的公私著作陡增,特别是一批高官又是著名的学者被流放那里后,他们以戴罪之身实地考察风土人情,留下了一批重要著作。如纪昀、洪亮吉、徐松、林则徐等。本次展览提供了这些古籍的最佳版本,其中不乏孤本、手稿。

  《裴岑碑》和《刘平国碑》是新疆现存较早的汉文碑刻,前者东汉永和二年(137年)立,记敦煌太守裴岑大胜北匈奴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刘平国碑》公元158年刻,记龟兹国左将军刘平国率6人凿岩建亭,稽查行旅事。碑上所留6人姓名署“秦人”者即当时陕甘一带的汉人,另外至少有两名羌人,可见当时龟兹国即是多民族聚居之地。

  汉人是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公元前59年,汉朝设西域都护府,以此为标志,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汉语言文字及汉文化是新疆自汉代以来唯一贯穿至今没有中断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展览展示的新疆出土的西晋以降历代官方公文帐册、私人族谱契约和佛儒经典,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唐代12岁小学生卜天寿和官学生贾忠礼的《论语》抄本充分显示了汉文化教育在西域的普及。

  西域地处欧亚腹地,向有“人种博物馆”之称。2-4世纪流行于于阗、鄯善地区的佉卢字文书分属东伊朗语族和印度语族的居民,他们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塞人,从5世纪到10世纪塞人又接受了另一种文字,史称于阗文。焉耆—龟兹文(吐火罗文)3—9世纪流行于今库车、焉耆、吐鲁番一带,拼写的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使用这种语言的吐火罗人与塞人一样,都属于原始印欧人,信仰佛教。佉卢字、于阗文和焉耆—龟兹文文献是新疆现存最早的民族文字古籍,材质多样,时代较早的佉卢字文献大多写在木牍和桦树皮上,羊皮也是常用的载体。稍后的焉耆—龟兹文和于阗文文献则以纸张为主了,这些古文献大多是佛教经典。著名的焉耆—龟兹文《弥勒会见记》成书约在5-6世纪,由印度语翻译而来。该书分为27幕,每幕都标明地点、出场人物和演唱曲调,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剧本。

  隋唐时期的粟特人擅长经商,有很高的文化,所用的粟特文不但留下了许多文献,还对我国其他少数民族文字产生了深远影响。先是回鹘人用这种文字创造了回鹘文,其后,蒙古文、满文也传承了这种文字。粟特人的宗教信仰是多元的,留下了许多分属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祆教等宗教的典籍。此次展出了一件639年的买卖奴婢文书。

  九世纪中叶,蒙古高原上的回鹘汗国覆灭,大批回鹘人进入西域,开始新的民族融合,西域各族迅速突厥语化。高昌回鹘人改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的回鹘文直到16世纪中后期还在吐鲁番、哈密等地使用。现存的回鹘文文献数量丰富,此次展出的《弥勒会见记》是1067年的写本,由智护法师据吐火罗文译为回鹘文。《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玄奘传》)是一部典型的早期回鹘文写本,梵夹装,每叶左侧有红色圆圈,中间有孔,以便穿绳。此书是根据汉文释慧立、释彦棕所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翻译的,译者是著名的回鹘学者僧古萨里。《玄奘传》约于1930年在新疆出土,北图购得240叶。此书二战前曾被借往德国,1946年完璧归赵,于1951年影印出版。

  约九世纪末伊斯兰教传入喀喇汗王朝,至16世纪初已经成为西域的主要宗教。到14世纪,西域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超方言的书面语,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被称为察合台文。这种文字在新疆一直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是今天新疆古籍的主体,其中纳瓦依的作品尤其令人瞩目。他是维吾尔古典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诗歌几百年来世代相传,版本众多。此次展出了《四卷书》等四种图书。

  西域的古籍尽管文种繁多,形式各异,但同一件之中往往包含了不同文化的因素。流行于6-10世纪的于阗文中间有大量汉语借词,有的文献于阗文中夹写汉字。其装帧形式有梵夹装和卷轴装两种,反映了印度文化和汉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和结合。《玄奘传》本身就是汉与回鹘文化交流结合的产物。金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页上的回鹘文题记,民间契约上的双语现象无不显示这是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地方。

  蒙古族也是新疆世居民族之一,信奉藏传佛教,使用的文字为托忒蒙古文,有很多典籍存世。展会上,一通高大的碑刻模型引人注目,上面展现的是闻名遐迩的《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拓片。土尔扈特是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末清初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因不堪沙俄欺压,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毅然举族东归,受到乾隆皇帝的热情欢迎和周到的安置。乾隆帝还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铭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立于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中,以表彰、纪念土尔扈特蒙古的爱国壮举。

  数百种文字不同,材质各异、形式多样的古籍集于一堂,使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这些琳琅满目的古籍有力地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也充分展现了新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彩的文化魅力。新疆以其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几大文明在此交汇、撞击、凝聚、相融,形成了多个民族、多种宗教的多元文化特色,又以其特殊的自然条件,使几千年来形成的古代文献能够保存至今。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这是历史馈赠给我们的丰厚文化遗产,也是别具特色的文化软实力。今天在推动、实现新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候,我们要把新疆古籍保护工作做得更好。

《光明日报》(2011年02月17日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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