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何要谈论钱穆

    今年是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在学术界纪念他的同时,他的文章、通信在各种自媒体中被不断转发,谈论钱穆似乎成为一种流行。当今社会为什么会关注钱穆?钱穆对于我们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应当如何谈论钱穆?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今社会谈论钱穆,更为注重他的文化态度,而较少地关注学术本身。钱穆是自觉地从中国历史中发掘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学者,在《国史大纲》中,有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话:“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之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树立对于民族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是钱穆一生坚守的文化情怀。在晚年,他曾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自己颠沛四方,并未尽到父亲的责任;但一生孜孜治学,留下了数百万言的著作,就算是用对中国文化的奉献,来弥补父女之情的缺失吧。这份沉甸甸的担当与苍凉,着实令人感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由于诸多原因,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往往苛责大于理解。时至今日,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复兴,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得到了应有的凸显。而钱穆所坚守的文化立场,与当今社会的文化心理高度吻合,这也许是谈论钱穆成为社会流行的原因所在。

    谈论钱穆,也要深入理解他的学术研究。对钱穆而言,文化情怀不是口号、空谈,而是建立在严谨冷静的学术研究之上。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必须尊重代代相传的典籍文献。在钱穆当时,“伪经”之说大行其道,多部先秦经典被疑为汉人刘歆伪造。对此,他并未正面论战,而是用考据展现史实,以史实凸显观点。钱穆的成名之作《刘向歆父子年谱》,用扎实的历史证据说明,刘歆不可能是先秦经典的伪造者。一剑封喉,彻底驳斥了“伪经”说。在学术史上,钱穆是历史考据的大家。考据是传统的学术形式,而在钱穆的考据著作中,更充分体现出现代学术实事求是、注重证据、严守逻辑的科学态度。

    在钱穆的文化情怀与学术研究中,体现出传统士人与现代学者的综合。一方面,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浓厚的文化担当。这种带有忧患情怀的文化态度,彰显了读书人对于时代的责任。另一方面,他的文化情怀立足于理性、科学的学术研究。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为“观点”而扭曲“事实”的学人相比,钱穆发扬了乾嘉学术“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汏华辞”的优良传统,在传统学术向现代人文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因此,我们谈论钱穆,需要深入思考他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他深沉地热爱着中国文化,又深刻地理解着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态度与学术器局,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具有深远的启示——把学术作为追求真知与关怀现实的纽带,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理解历史,在理解历史的基础上,推动历史——这是我们在钱穆身上,所应当收获的关键性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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