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天山——杨增新与现代新疆》:无可替代的杨增新

20150803_002

《守望天山——杨增新与现代新疆》 杨镰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50803_003

杨增新亲自接待斯文·赫定与徐炳昶率领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20150803_004

    编者按 本报自即日起推出“光明读书会”栏目,在书海中为读者选好书,品经典;邀请专家学者表见解,汲精华;同时也希望读者以读书会为平台,交高朋,寻益友。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线下活动预告。

    本期光明读书会,向读者推介的是新疆人民出版社新书《守望天山——杨增新与现代新疆》,参加对谈的是该书作者、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镰,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大正,新疆人民出版社社长程春,本版责任编辑张焱担任主持。在此,特将读书会内容加以整理,以飨读者。

    杨增新:反对疆独的第一人

    主持人:学界对杨增新有一个评价,说他是“反对疆独第一人”,保证了新疆的稳定发展,请杨镰先生简单地介绍一下杨增新其人。

    杨镰:杨增新(1864-1928年),云南蒙自县人。清光绪十五年进士,在河西任职,先后出任中卫、天水知县,河州(甘肃临夏)知州,以及甘肃提学使、高等学堂监督等职务。光绪三十四年调赴新疆,担任镇迪道兼提法使,做巴里坤和乌鲁木齐的地方行政长官。椅子还没坐热,清朝灭亡了,袁世凯任命新疆巡抚袁大化为新疆都督,袁大化坚辞不就职,匆忙返回内地,举荐杨增新出任主要负责人——新疆都督,直到1928年遇刺身亡。杨增新是民国时期新疆第一位管理者,也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的人。马大正先生做出归纳,称其为“反对疆独第一人”。

    杨增新对新疆的主要贡献在两方面:一是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清朝灭亡,与新疆相邻的内外蒙古分治,外蒙古追随俄罗斯。阿勒泰在清朝时期归属外蒙古,阿勒泰山主峰是北疆制高点友谊峰,杨增新说,“我们不能仰着脸看人”,他两手抱空拳,没钱又没兵,靠谋略与当地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的支持,将阿勒泰收归新疆建制。假如杨增新没有收复阿勒泰,俄国瓦解新疆就指日可待——沙皇早就企图将新疆作为俄国新省份了。

    杨增新的第二个贡献,在于维持了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清朝治理新疆,靠“协饷”,这是向东南沿海富庶省份增收的一笔饷银,每年有二三百万两左右,用于维持新疆整体格局,发放新疆官员的薪金和军饷。清朝灭亡了,协饷没有了,杨增新靠和基层的沟通互助,以及谋略、心智,将新疆保持在中国领土范围内。“新疆区域将分崩离析”成为泡影。

    对现代中国,杨增新的贡献无可替代,必须给予特殊关注。没有杨增新,新疆——西部以致中国的和谐稳定、共同发展,必定为动乱、饥荒、民族冲突淹没。杨增新坚决反对境外人士来新疆传教,反对任何人建立经文学堂,其意义深远。他的立足点是新疆的不同民族,不能强调以往曾出现过的纠纷抗争,而应该提倡共同点——不论在绿洲城镇还是偏远山乡,各民族群众都撙节资源,保护环境,尊老爱幼,以和谐共存促进发展,“新疆人”有一致的美好前景。这些认识,不仅存在于新疆的历史档案与同时代人的记忆之中,而且对现在我们建设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也具有重大意义。

    1984年起,我从环游塔里木开始,到天山南北各地考察。在偏远绿洲、荒郊野外,老百姓们说到杨增新,激动得语不成句,提起“老将军”热泪盈眶。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一百多岁的罗布人库万·库都鲁克,他曾给斯文·赫定当过驮夫,给斯坦因拉过骆驼。提起杨增新他说:“老将军在世的时候,我们罗布人的天地非常宽广。”说完热泪盈眶。那时候杨增新去世近60年了,却仍然保有这样的民心民意。

    马大正:杨增新在新疆的十七年,做了很多事,除了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还面临来自于中亚、西亚“双泛”思想渗透的挑战。20世纪初是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源头,杨增新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对“疆独”的危害认识得比较清楚,采取了一些有效遏止“疆独”“双泛”思想传播的措施。比如,对一些来自土耳其,打着办学幌子传播“双泛”思想的人,他会马上赶走,查封学校;对一些到国外留学、经商,带着“双泛”思想回来予以传播的人,也采取比较严厉的措施。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在新疆提倡中原文化的传播,开办学堂,切实进行双语教学、宣传儒家思想,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提倡的事情。

    除此之外,杨增新关注新疆的民生。作为“父母官”,不管哪个民族的人,只要生活在新疆,他都将之视为子民来爱护,重视解决普通百姓的民生问题,所以“老将军”才有那么好的口碑。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以史为鉴。

    杨镰先生这本书尽管写的是历史,但他心里想的是现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位历史研究工作者社会责任的体现。

    主持人:杨镰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到,杨增新在处理新疆问题时有个原则是“认庙不认神”,这对处于乱世的新疆来说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杨镰:“认庙不认神”,有个反过来的说法是“认神不认庙”。比如袁世凯当了民国总统,我就认袁世凯,这就是“认神不认庙”。但是民国年间的中央政府像走马灯一样地换人,地方政府这样做不会引起区域的动乱吗?

    在这一点上,杨增新看得很清楚。“认庙”就是认同中国——中华民族,新疆是中国领土,在中国治理下,新疆民生民情会越来越好;“不认神”就是不能让地方政府承担政局动荡的后果,更不能把这种负担转嫁在普通百姓身上。

    马大正:认识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杨增新的成长经历来看。他是一个很正统的中国官吏,进士出身,长期为官,孔孟之道在他的思想深处潜移默化,有非常深厚的积累。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大一统”思想,认为中国是一个神圣的实体。对“大一统”的追求,深入到杨增新的骨髓、血液之中,所以不管当时中国的头儿是谁,他本能地认中国、“认庙”。杨增新死于1928年的7月7日,死前北洋政府已经垮台,他正要认南京国民政府,但在这一过程中被刺杀了。

    所以我觉得认识一个历史人物,要看历史文化底蕴对他的指导作用。

    治疆人物:历史经验的现实借鉴

    马大正:围绕新疆历史,有很多问题可研究,但我始终呼吁大家重视研究历代政府如何治理新疆。进一步来说,任何治理的举措都需要人去推行,那么对新疆边政大吏人物、群体的研究,应该引起更多关注。

    事情是人来办的。任何好的政策,如果没有具体执行好,也要办砸;同样一个政策,不同的人来执行,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我个人在新疆治理研究中发现这么一个规律:清朝新疆的边疆大吏中,有能人也有庸才,有积极有为的,也有守成无为的,甚至还有乱作为的。一线官员犯的错误往往是急于求成、反应过激,造成的后果很大程度上是战术性的。而新疆的高层官员如伊犁将军、乌鲁木齐主管等,他们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反应过缓,造成的后果很可能是战略性的,产生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治疆历史人物的研究,应该进入到我们的视野,这样的著作、成果越多,我们对新疆治理的历史与现状的了解就越深。读杨镰先生这本书,就是通过杨增新这一历史人物来了解现代新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从而引发我们对当代新疆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思考。

    程春:杨增新主政新疆的17年,是新疆安稳平定的17年;是新疆民族团结的17年;是新疆和谐发展的17年。杨增新主政新疆之初,新疆内忧外患、危在旦夕,是他把外部分裂势力挡在了国门之外;是他严禁国外宗教人员在新疆内传教;是他禁止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传播;是他倡导汉族年轻官吏学习维吾尔语;是他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捍卫了领土完整;是他兴垦荒地、利用水源、开发资源、普及教育,对不同民族一视同仁。我社选择这个选题,旨在借鉴历史经验,为治疆理政提供参考,以增强各族干部群众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信心和决心,形成推进建设美好家园的强大精神动力。

    资料为本:重视文献和现场感

    马大正:我觉得搞历史研究,资料是基础。研究杨增新,其自述《补过斋文读》、《补过斋日记》是最根本的。杨镰先生反复研读《补过斋文读》,同时也有意识地找到了一些文献档案,以及杨增新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从文献角度来说,这本书是非常扎实的。

    更重要的是,杨镰先生的研究注重田野调查,而且把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口述史料,充分运用到了这本书里,资料扎实的程度超过了从文字到文字研究的局限,这是本书一个非常大的特色。他刚才介绍杨增新,谈到了一些老百姓对“老将军”的朴素看法,如果没有扎实的田野调查作为基础,这些内容在文献中也不一定看得到。而没有扎实的资料基础、田野调查作为支撑,这本书可能会显得“飘”。

    另外,我觉得这本书在体裁上也有它的特色。它不是纪实文学,是史学研究著作,但又有纪实的风格,史实很严谨,可读性又很强。这种写法并没有专门的定名,我大胆地提出这能不能称作“纪实式的史书”。这个特点很值得我们搞历史、研究历史的人学习,以后我们写传能不能也采取这种形式,可以把历史人物写得更生动、更鲜活。

    杨镰:中国社科院强调“复合型学者”,我在工作中也强调两点:第一重视文献,第二重视现场感。之前我在连云港工作了一周,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那儿的人都非常关心丝绸之路。有一次讲座还没完,有关部门马上组织了一个去新疆的考察团,这让我很感动。为什么呢?有些事情你想了五十遍,实地去看才能进入境界,到了现场一下子就全明白了。所以我认为要理解新的文明、认识自己陌生的地区,一定要重视文献、重视现场感。

    新疆稳定:“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

    观众:杨老师,我们现在经常讲“一带一路”建设,您能从这个角度谈一谈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吗?

    杨镰:“一带一路”现在受到举国上下的关注。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渠道,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必须有这个渠道。

    我们在《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编了一本书叫《亲历西北》,作者林竞,五四运动时期就在新疆考察。他有两个观点:第一,中国资源一半在西北,所以西北不能被遗忘;第二,发展交通不能局限在北、上、广,应该加强东西向发展,这样才能使东西方文明进行交流,促进华夏文明的发展。这本书我读得非常认真,他的观点对我们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很有启发。也就是说,人们意识到必须把“一带一路”建立起来,这样中国才有持续发展的美好前景。

    杨增新其人的意义在哪儿?他让新疆和谐稳定,这样才能促进“一带一路”的发展。如果说那个时候沙皇俄国的目的实现了,新疆变成了他们的新省份,西土耳其斯坦、东土耳其斯坦合并,中国的未来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当时和林竞一块儿到新疆考察的谢彬,在伊犁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就是伊犁和香港。香港是面向海洋,伊犁是面向西部。所以说杨增新在民国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带一路”这个发展方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另外,西部资源是“一带一路”的出发点。按照一位地质学家的话说:“没有塔里木的油气,没有准噶尔的煤铁,中国就没有21世纪。”塔里木的油气、准噶尔的煤铁,是杨增新时期保留在中国境内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杨增新,中国就没有21世纪。

    奥其尔(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东北与北部边疆研究室主任):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宗旨或者说它的核心,就是经济合作。过去人们理解得很简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修路,实际上这种合作包括经济的、能源的、人文的、文化的互联互通。那么中国要跟丝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进行合作,新疆的稳定是首要的。没有新疆的稳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也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何治理新疆、保持新疆的稳定,杨增新的措施和办法,有借鉴的意义。

    许建英(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新疆研究室主任):我理解提出“一带一路”,是为了应对文化大角逐中的概念竞争。但从我们中国的传统来讲,“一带一路”回归了中国的大历史。我曾认为中国的传统历史是北方的历史,其实欧亚大陆的历史对中国的影响更大,所以我们要从这里来回归大历史,我们有这种大陆禀赋,这个大陆一直可以通到非洲和欧洲。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是延续历史的一种新的理念。

    (本文由刘亦凡整理)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