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营救王若飞

    1931年7月底,王若飞、吉合和潘恩普三人从莫斯科出发经库伦(现乌兰巴托)回国,准备组建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10月,来到包头,住在复成元街泰安客栈。在与乌兰夫接上关系,传达了党对绥远工作的指示后,由于潘恩普的叛变,于21日晚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先是被关在包头警察局暗室,12月上旬被移送到绥远省政府所在地归绥(今呼和浩特)“第一模范监狱”,1936年7月,又被移送到太原国民党陆军监狱。1937年5月,经过党组织的努力,王若飞跨出了监狱大门。

    在这漫长的五年又七个月的艰难岁月中,王若飞留下了许多坚贞不屈的佳话。而不为人知的是,这里还有一则胡适营救王若飞的佳话。

    此时身处北大的胡适先生怎么会营救起了王若飞呢?

    王若飞是在其舅父黄齐生先生抚育培养下长大的。1919年10月,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赴欧勤工俭学的热潮。黄齐生倡议动员贵州师生参加,并积极筹措旅费。10月16日,贵州勤工俭学学生王若飞一行五人与其他省的学生一起,乘坐美国轮船渥隆号赴欧,11月21日,黄齐生也踏上了旅欧的历程。1922年,王若飞和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一起组建“旅欧少共”,并参加“旅欧中共总支部”工作,由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春天,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由于党的工作需要,王若飞和舅父黄齐生由此分开。1925年4月,王若飞回到上海,先是出任豫陕区委书记,第二年初,调回中央担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人组织指挥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8年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回国突遭逮捕,在当时白色恐怖环境下,王若飞心想必死无疑。在包头,为了从王若飞嘴中逼出地下党组织名单,已经对他进行过一次假枪毙的恐吓。总得要让亲人特别是舅父他老人家知道自己的下落。于是他把自己被捕入狱的消息想方设法通知了黄齐生。

    此时黄齐生也回到了国内,正在河北定县从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已经十年不通音讯了,突然接到外甥的消息,黄齐生是既激动,又焦虑。他迅速赶到了归绥。当他看到身体消瘦的王若飞满面胡须、拖着沉重的铁镣向自己走来,当他看到王若飞身后的囚室阴黑秽污直如人间地狱,顿时老泪纵横。为了营救外甥,黄齐生在监狱外面租了间小屋,一方面通过交涉每五天去看望王若飞一次,买些好东西去给虚弱的王若飞作些滋补,一方面四处活动,甚至跑去绥远省政府找到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求他放了王若飞。傅作义倒也干脆,说只要黄敬斋(王若飞此时的化名)愿意留下来作事,就可以无条件释放。但王若飞回答得也干脆,宁愿老死牢笼,也不愿出去不清不白混饭吃。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快冬天来了。塞外的冬天不仅漫长而且特别冷,王若飞担心舅父的身体受不了,同时妻子在上海还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万一自己牺牲,后事也需料理,于是催老人南归,从衣服内里撕下一块绸布给妻子李培之写了一封信,并向老人表示愿葬于归绥城北大青山王昭君墓侧。黄齐生并不担心自己的身体,但他觉得外甥的这两件“遗愿”也需处理,于是只好揣着信离去,在折返内地之前,他先去大青山花二十块钱替王若飞买了块墓地。

    绥远当局迟迟没有对王若飞宣判。

    1933年秋天,黄齐生决定再赴绥远看望外甥。在去之前,他决定去北平找找有关人,看能不能对傅作义做做工作,对王若飞作宽大处理,或者改善一下王若飞的狱中条件。

    黄齐生想到了盛成。盛成先生是本世纪中国一位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1899年2月6日出生于江苏仪征,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代便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1年,在光复南京的战役中,盛成被誉为“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并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褒奖和鼓励。1914年,盛成考入上海震旦大学读法语预科。三年后,考入长辛店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任职。“五四”运动中,盛成与北大学生一起冲击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后来他被推举为长辛店铁路工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会长,并与周恩来、许德珩等学运领袖,结为亲密的战友。1919年年底,盛成满怀着寻求科学救国之道的理想,同黄齐生、王若飞等人一起远赴法国,开始了充满艰辛的留法勤工俭学之旅。在法国,盛成也同胡志明交好,不仅参与创建了法国共产党,而且是该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当时法国共产党完全听命于苏共,盛成对此逐渐不满,并由此告别政治舞台,开始潜心于学术研究。1930年10月10日回到上海,受到蔡元培、胡适等人的盛大欢迎。之后,曾短暂当过国民党元老张继的秘书,“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投笔从戎,担任了第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第十九路军后来被调往福建参与围剿红军,盛成又回到北平任教北大文学院外语系,同时在清华、师大等高校教授法文,还在农学院教授昆虫学。期间同郑坚结婚,齐白石为之证婚。

    1978年10月,盛成回到大陆,之后出版了《盛成回忆录》,在书中,他回忆了当时黄齐生来找他的情景:“有一天,黄齐生先生来宿舍看我,行色匆匆,交谈之下,他说:‘王若飞被捕,关在绥远狱中,不见天日。我特来找你,加以营救。’我立即提起当年同船去欧洲的张道藩。他说:‘今日之道藩,已非昔日之道藩。’我们商讨对策。最后,我提出去找胡适,他表示赞同。于是我们立即乘车前往米粮库(胡同)拜望胡适。胡适当即答应写信给傅作义,好像写了五六页八行书。我看了信之后表示赞同。他就盖了图章,将信封好,交与黄先生。黄先生当晚住在我家,第二天就回绥远去了。”“此后,王若飞在狱中可以出来晒太阳,看报纸,后来又去掉镣铐,最终被释放。”(《盛成回忆录》第4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版)

    从这段话看,“行色匆匆”可以看出黄齐生的焦虑,黄齐生明白对盛说出王若飞的境况,说明之间曾经的友情和对盛的期待。盛提出请张道藩帮忙,不仅因为他们一同乘船赴欧,可能还因为张也是贵州人,和王若飞、黄齐生同乡,张道藩加入国民党后,逐渐成为CC系骨干人物,此时正担任中国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中国国民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张如果愿意帮忙,其力度肯定很大。但可能正是因为张此时的身份,让黄齐生对之失去起码的信任,说不定就凭这“身份”以及“身份”身后的背景,在国共敌对的情况下,相反会加剧对王若飞的迫害。“我们商讨对策”说明在否决了请张道藩帮忙之后,他们还一同想了很多方法和途径。由此,他们想到了胡适。

    胡适此时在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有着核心般的地位,在军政两界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傅作义就对胡适相当敬佩。1933年3月3日承德失陷前一天,据胡适日记记载:“下午傅作义将军来谈。他极愤慨。”愤慨什么,显然是热河当时危急的形势和蒋介石的态度,如此交谈,显然傅是把胡当作自己倾吐心声的知音。可能正是这次交谈,促使胡适当晚以极愤慨的心情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5月23日上午,傅作义率领第59军打响了长城抗战最后一场恶战。4时许,日军第八师团的铃木旅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在十几辆坦克、三十门重野炮及十五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傅部怀柔以西牛栏山一带前沿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三小时,双方均损失惨重。何应钦三次打电话通知傅作义下令停战。傅作义终因军令难违,在日军同意同时后撤三公里停止交战后,才下令撤兵。此役傅部牺牲367人。事后,傅作义将寻得的203具牺牲将士的忠骸收殓安葬于大青山下,建立烈士陵园,并特致函胡适,请他作碑文铭记。胡适同意,并且以极其慎重的态度进行撰写。1934年5月5日日记可以看出,“试写华北军第59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涂改甚苦,终不能满意。这是我第一次用白话作碑版文字,颇觉得这种试验不容易。……写到半夜后一点。铭词四行,一气写成,差不多不用涂改。”1935年7月5日,胡适等人来到绥远,在傅作义陪同下参观了纪念碑,当听说“公墓碑刻成建立之后,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隐藏”,看到不得已的傅作义将军把碑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长城”,又在碑上加蒙上一层砂石,上面另刻“精灵在兹”四大字,胡适怀着悲愤的心情又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以傅作义此时对胡适的态度和两人的关系,找胡适写信给傅作义应该能起一定作用。

    可胡适愿意写么?

    此时胡、盛二人关系也不错。盛成回来,胡适在上海参与欢迎。盛成来北大任教,胡适是包括外语系在内的文学院院长。1931年10月9日,其母亲病逝,第二天,盛成奔丧南归,“我到学校看了胡适和温源宁,并向校方借了200元钱”(上书第31页)。淞沪抗战回来后,盛成将经过写成《从军记》在胡适的《独立评论》上发表。可尽管如此,也保不准胡适愿写。没想到,盛、黄二人来到胡适住处,从盛成的回忆来看,胡适不仅答应写,而且写得极其认真,竟然写了五六页八行书,还征求其意见看写得是否可行。

    由于受新中国成立后批胡的影响,在许多人心中,胡适似乎与共产党水火不容。恰恰相反,胡适与许多共产党人有着深厚友谊,如果有人遇难,只要有可能,他都极力营救。他和李大钊一起掩护陈独秀南下组党;许多人都可能记得他和李大钊那场“问题与主义”不是争论的“争论”,却不晓得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签名发表,李大钊被杀害后,胡适在《胡适文存》第三集扉页,郑重写上纪念四位最近失去的朋友,排在第一位的即是李大钊。1934年1月2日,胡适日记记道:“过万安公墓,我们进去看李守常的坟。去年他葬时,我不曾去送。今天是第一次来凭吊。他葬后不久,他的夫人又死了,也葬于此。两坟俱无碑碣。当嘱梦麟补立一碑。”大革命失败后,陈延年被捕,首先想到请胡适帮助营救,没想到胡适请吴稚晖疏通却遭其出卖。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请胡适帮忙,胡适也积极想方设法。胡适的思想也隐含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因子,正是在“问题与主义”探讨时,胡适在现代中国第一次相对全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内涵:“唯物的历史观”“阶级竞争说”和“剩余价值说”,并如此称赞:“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马克思晚年十分关注实证主义,胡适也一直强调实证主义的实证检验过程,并由此首次提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1926年7月,去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路过莫斯科,同蔡和森、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畅谈,称赞苏联有一种“认真”“奋发有为的气象”,“有理想和理想主义”,是“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发回的有关文章不仅让朋友们吓一跳,也让反动军阀吓了一跳,认为胡适可能赤化并加入了共产党。当此时蒋介石加紧围剿红军时,胡适却不合时宜地抛出了一篇几近给共产党“正名”的文章《所谓“剿匪”问题》,文中说“共产党不是匪”,“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应该平心想想,应该“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有着如此思想与行为的胡适答应营救王若飞应该是必然的。

    我们不能说王若飞狱中待遇改善和最终释放完全归功于胡适,但傅作义对王若飞后来采取优待措施:一为防特务耳目,变相关押;二每月从自己薪水中拿出钱来,给王若飞做伙食补贴,同时送书给王若飞读,让王若飞相对自由地写文章和与外界通信,暗中多次在夜间将王若飞接到家中交谈(李树春著《王若飞》第8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4月版),则又不能不说有着胡适的“影响”。遗憾的是,胡适的信我们现在无法看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批胡的兴起,起义过来的傅作义恐怕不敢再提这段历史,而王若飞和黄齐生因“四八空难”而牺牲,也无法再复原这段历史;高兴的是,正是盛成后来的回忆,胡适的这段历史不至于完全湮没。1934年1月3日,新年第三天,凭吊李大钊的第二天,胡适日记记道:“上午客来甚多,有贵州黄齐生谈最久。”不知那天是不是黄来感谢胡,或者在说那封信送到后傅作义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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