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国学必须突破旧藩篱

    国学,顾名思义,是以国家为区别的地域文化。英国有英国学,美国有美国学,韩国有韩国学。笔者就曾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学习过韩国学。在我国,国学之称起于近代,因西学东渐,为区别西学,才称我国固有学术为“国学”。20世纪我国出现一批国学大师,但他们对国学的理解不尽相同。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儒家经典。在马氏看来,六艺可统摄一切学术而自身又统摄于心,提出“六艺一心论”。章太炎有《国学讲演录》一书,内容包括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章。可见,马氏国学观专指儒学,章氏国学观较马氏宽泛,经、史、子、集,尽在其中。但是,无论马氏,还是章氏,他们所讲的国学都没有跳出汉族传统文化的藩篱。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20世纪初,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救亡图存,大师们倡导国学,着眼主体文化,以强根固本,奋起跟西学抗争,情有可原。再说,那时的国学大师存在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并不稀奇。可今天讲国学,目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调动中华各族人民积极性,拧成一股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今天讲国学,不能脱离今天中国的国情。中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共13亿人口。今天讲国学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突破旧藩篱,开拓新天地,把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统统纳入国学,这是时代的要求。

    《管子·小匡》称“士农工商”为“四民”。历代封建统治者最重视“士”,鼓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士是读书人;其次重视“农”,以农为本;最轻视“商”,重农抑商是封建时代的传统国策。回族是诞生在中华大地的少数民族。回族人世代相传的家谱都蕴含“士农工商皆正业”的思想。清代前期回族学者刘智说:“四民之资,在乎业,业无大小……士尽其学,农尽其力,工尽其能,贾尽其有。”清代云南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建立大理政权,在管辖区内“为士者,设学校以养之;为农者,给耕牛以助之;为工者,广设造以惠之;为商者,建行馆以安之。”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思想。像苗族古歌《枫木歌》和侗族古法典《侗款》蕴涵的传统生态环保意识,传统藏医、蒙医、瑶医、苗医,都需要继承发扬。

    其实,吸收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将其纳入国学,古人早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越人歌》《白狼歌》《敕勒歌》三大古歌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留下的千古绝唱。它们一直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以《越人歌》为例,其创作于春秋时代。它最早的汉字记音和汉译歌词,见于西汉文学家刘向所著的《说苑·善说》。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楚辞集注·楚辞后语》中将这首诗归入“楚辞”,并认为《越人歌》不可“遗之”,肯定了这首古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梁启超则认为,“其译本之优美,殊不在《风》《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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