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二道桥”、“马大人”——祖父钱宾四先生在北平的寓所

    一、据《师友杂忆》资料排定

    2015年春节期间,父母亲从老家苏州来我北京的小家过年,初四日,在家闲话,忆及父亲幼时在北京的岁月,遂将祖父之《师友杂忆》取出再读,将书中关于在北平所住地方的零星记录,一一摘抄,连缀起来。整理出1930年秋到1937年冬(祖母及家眷延至1939年)之八年间,祖父在北平先后住过的六个地方。现按时间先后,将《师友杂忆》所述及之六处,排比如下。

    第一站:燕京大学朗润园(1930年秋-1931年暑假)

    “既至校,与(潘)佑荪同住朗润园。园在故圆明园废址左侧,由燕京大门北向越一桥,不百步即至。”(132页,《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印行,下同,略书名。)

    “余居燕大朗润园,园之后半为屋舍,前半有池石林亭,余每在此散步。读于斯,游于斯,绝少外出。”(138页)

    “余在燕大又识张星烺,每星期五来燕大兼课,其寝室与余相邻,必作长夜之谈。……余初来北方,入冬,寝室有火炉,炉上放一水壶,桌上放一茶杯,水沸,则泡浓茶一杯饮之。又沸,则又泡。深夜不思睡,安乐之味,初所未尝。”(139页)

    1930年秋,受聘燕京大学国文系,只身首度抵北平。与前清进士、北洋政府法官、燕大教授、同乡潘昌祜(佑荪)同行,住朗润园单身教师宿舍,与历史系张星烺为邻居。一年后,辞燕大教职,回苏州。

    第二站:西城潘佑蓀宅(1931年秋-1932年暑假)

    “余是年携眷去北平,潘佑蓀割其寓邸之别院居之,距北大甚远。”(155页)

    1931年夏,得北京大学聘书,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同时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课。祖母奉曾祖母、携一岁大伯,随之北上,全家租住在西城潘佑荪宅之别院,但因潘宅离北大较远(不知确在何处),一年后迁住二道桥。1932年5月,父亲即出生于潘宅。

    第三站:后门二道桥(1932年秋-1933年春夏)

    “一年后,余家自西城潘宅迁二道桥,凡三院四进,极宽极静。年假

    以榆关风声紧,携眷奉先慈返苏州,锡予老母亦随行返南京。明年春,余单身先返北平,适锡予老友熊十力自杭州来,锡予先商于予,即割二道桥第三进居之。此本为先慈居住之所,平屋三间。其第二进仅一书室,为余读书写作之所。此二进相隔最近,院最小,可以隔院相语。”(155页)

    “时北平图书馆研究员向达、王庸、刘盼遂等五六人,集居馆中之地下室,余时去其处,极相稔熟。王庸夫妇亦曾居赁二道桥余家前院。”(167页)

    1932年秋至年底,迁住二道桥,旧称“北平后门二道桥”。“后门”即今地安门,“二道桥”为现地安门东街以南“北河胡同”之一部分,此地离沙滩红楼老北大不远,约在北大正北方1公里左右处,步行即可到达。1932年12月,因山海关抗日战事吃紧,北平不宁,祖父送曾祖母及家眷回苏。祖父之书记员贾克文一人留守二道桥。1933年开春,祖父一人回京开学,仍住二道桥,贾克文随之。将空余房屋转租熊十力、王庸夫妇。

    第四站:南池子汤锡予寓(1933年春夏-约1933年10月)

    “十力既来,而余眷久不来,锡予为余一人饮食不便,又劝余迁居其南池子之寓所,割其前院一书斋居余。”(155页)

    “其时余寓南池子汤锡予家,距太庙最近。庙侧有参天古柏两百株,散布一大草坪上,景色幽蒨。北部隔一御沟,即面对古宫之围墙。草坪上设有茶座,而游客甚稀,……余去,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一若唯此最相宜。余于午后去,必薄暮始归。先于开学前在此四五天,反复思索,通史全部课程纲要始获写定。”(150页)

    祖母等已回苏州,汤锡予因见祖父一人在二道桥生活饮食不便,便邀祖父同住南池子汤家寓所,汤寓为现南池子大街缎库胡同3号。贾克文随之住汤寓。

    第五站:又一居(约1933年10月,居一年左右)

    “不久,余家人重来北平,迁一新居。……余渴欲觅一清闲大院,……”(170页)

    家人回苏州约十月左右,再来北平。于是,祖父离开汤家,重新租

    房,“迁一新居”,关于此处,资料不足,不知为何名,在何处,姑且称为“又一居”。从时间推算,三叔或是祖母身怀六甲,一到北京即临盆生产的;亦或许是在苏州刚出生,就抱在襁褓中来了北京,据三叔说或为前者,但亦不能确定。在此住了约一年,因有不满意处,嘱咐贾克文代为物色新居处,遂找到马大人胡同。

    第六站:马大人胡同(1934年秋冬-1937秋冬-1939年暑假)

    “余其时又识张孟劬及东荪兄弟,两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则在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时余亦住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遥。”(158页)

    1934年秋冬起,全家住马大人胡同,即今东城区育群胡同,在老北大东北约1.4公里处。此时大伯三岁,父亲二岁,叔一岁,1936年底易姑出生于此。1937年七七事变,冬,祖父一人先行离京,随北大南迁湖南长沙及云南蒙自、昆明等地,祖母带着家人,则仍住于此。两年后,1939年暑假,祖母带家人亦离开北平南下,回苏州。马大人胡同是祖父当年在北京住得最久,父辈们亦稍稍比较有印象的地方。

    二、踏访(上):二道桥——北河胡同

    以上六处,朗润园现属于北京大学后湖区域,范围明确,最为熟悉。西城区潘佑荪宅,信息资料少,不能确定在何处。“又一居”同样不可考。南池子为借住汤用彤家寓所,查网上资料可知为南池子大街缎库胡同3号,不在话下。

    次日初五,我携同父母与在清华大学工作的易姑,四人一道决定作一天的北京故居一日寻游。我们把寻游踏访的主要目标,放在二道桥及马大人胡同两处。

    二道桥地名,在现在的北京地图上,已然没有,其对应的现代地名,经一番查对,得知应为现在的“北河胡同”或“火药局二条”。

    在朱昌春所著《北京运河沿线地名文化概览》之五中,有以下文字:

    “北河胡同在东城区西部,东起北河沿大街,西至东板桥街,曾为御河一段而得名。原为通惠河城区一段河道,……。入明以后,北河的流水仍很顺畅。在河的西端有桥名东板桥。由东板桥向东,沿河还有头道、二道、三道桥。岸边垂柳摇翠,河坡绿草如茵,四邻人家傍水居住,风光秀美,好似村野水乡,环境幽雅静谧。清朝宣统时称北河沿。为皇城内御河之一段,用做排泄污水的水沟。由于多年失修,当时污水污物淤积其中,雨季河水经常溢出河槽,臭气熏天。建国后将此河建成地下道,上面建成沥青马路,即现在的北河沿大街。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此段从北河沿大街分离出来,把二道桥并入,命名为北河胡同。”

    在《老北京胡同史话》的一篇网文中,又有说“二道桥胡同南口的二道桥”,是一座“三孔的石板桥”,故有“二道桥胡同”之名,“二道桥胡同”即火药局二条。现今的火药局二条是与火药局胡同垂直的分支小巷,火药局胡同上排列有火药局一条至六条等六条小巷,北河胡同在其南面比邻,故所谓火药局二条南口之二道桥,正应该是横跨于北河胡同即原玉河河床上的石桥了。二说虽似有异而实正相同。

    我们从南锣鼓巷地铁站出发,开始二道桥寻访之旅。越过地安门东大街,直接插入南面的小巷,首先见到的果然是火药局胡同及火药局头条、三条等门牌,不过基本都已被拆除,走不到几步,就被封围起来的建筑屏障物挡住去路,从屏障物的缝隙处望内张望,已是一大片拆光的空地。我们退回大路,从北河沿大街南下,没几步,“北河胡同”的路牌赫然在望,大家欣喜,几乎欢叫,即地拍照。随即从东口进入“北河胡同”。

    北河胡同也已基本拆除,据网上资料,2009年起开始拆迁,现在见到的路面是新修好的,左手是围起来的拆除空地,右手是联排的房屋建筑,一部分是修旧复旧的,尚未完工。一部分是看上去人去楼空的老旧房屋。旧房屋有三处印象较深:一处是胡同口,标为北河沿大街19号,从位置看相当于北河胡同1号,是个二层楼的洋房;再往里走,有标为北河胡同25号、27号两处未拆的老房子,老的四合院和院中加盖的小水泥房,错乱拼凑在一起,把四合院挤得只见房子没有院子。只有房前的一大枯树干,表示着这里曾经是以前老四合院的院子,现在则真正是所谓的大杂院儿了。过了25、27号,一路见“地安门中医门诊部”的指示牌,就走到了北端的焕新胡同,南端则是东板桥街,这里就应是北河胡同的西端尽头了。依据上面引文,元明时“由东板桥向东,沿河还有头道、二道、三道桥”,这么说,我们应该是已经走过二道桥所在的地方了!走完整条北河胡同后,我们又从西向东原路返回胡同东口。

    三、踏访(下):马大人胡同——育群胡同

    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在中国美术馆东北侧,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大佛寺东街。明时称马定大人胡同,乾隆时称马家胡同,宣统时称马大人胡同,民国后沿称。1965年改称育群胡同。胡同内西端北侧马大人府曾为天主教崇慈女中,1952年改为第十一女子中学,1972年改为一六五中学。

    至于当时钱家确是住在马大人胡同的第几号,祖父书中并未详记,只回忆说房东是北通州籍一大律师,已忘其姓名。而三叔回忆说,好像是10号,但也不确定。父亲则记得当年的大房子,主人住前三院,我们租住后三院,中间隔断,自为进出,因此,他们所住应是大门朝北,在胡同南侧,而大律师家则是通到南面的钱粮胡同,在钱粮胡同北侧,大门朝南。

    易姑保留有几张妈妈抱着她站在家中院子里的老照片,正是在马大人胡同时期。父亲则记得这时期写过一篇作文(他依稀记得此时在孔德学校读幼儿园或一、二年级,因为回苏州就升读三年级了),作文题目是《风》,他却从“我家院子里养了一棵大树……”写起,家中大人指点说:只有养小狗小猫的,怎么树也用“养”字写呢?还有,要你写风,怎么写起树来?可父亲似乎并不买账:不写树,怎么写得出风?

    根据上引“第六站”所说“与西口第一宅……相距五宅之遥”,以及父亲关于“后三院”的记忆,我们这次由西口进入育群胡同,着重找坐南朝北的第五、第六或第七座院落。但要准确比定到底是哪一家,并不容易。因为一是以现在所见,有的大户型依稀还在,更多的则己换作新建的小型门脸房,已不好确认当年的情形。二是胡同的编号也与当年不一样,不能准确换算。我们在胡同西段来回踱步,往返观望,想象着当年的景观,勉强按现在育群胡同的门牌号码,推测出北面西起“第六、第七户”应该是现在的26号或24号,也正好此二家背后的院中,有一棵参天大树,姑且就把它们中之一个,当作当初居住过的房子吧。

    总体来说,育群胡同改造规划得比较好,一些新修复的房子,红漆大门上醒目地写着金色的大字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门楣上则都插着鲜红的国旗,居民进出于国旗下的某个大门中,呈现出一派春节期间宁静祥和的生活景象。我们试图找到一个老街坊询问,但想想,能够知道当年情形的,必须是年长于父亲者,则必须是九十岁上下的老者才行。我们只见到一位看上去约摸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坐在胡同里晒太阳,就试着上前问道:“您一直住在这里吗?”她说:“是的!我在此住四十年了!”我们又问:“你知道这地方以前叫马大人胡同吗?”她说:“是的,是叫马大人胡同,不过,我们搬进来时,已经是现在这个名字了。”当她听说,我们也曾住在这里,却是在七十多年前就搬走了,显然很是意外,我们也似乎有“白头宫女说天宝旧事”之感觉,于是,两下无话。

    1937年冬,祖父离开北平南下,1939年夏,祖母亦奉曾祖母、携家眷离京。当时祖父所藏用的教学研究书籍,仍全部暂存于此处,由房东代为保管。总想着有朝一日会回来取回,未料就此一去,祖父从此未能再北上过。上世纪50年代初,书籍由在北京的友人汤用彤受祖父之托,代为出售。

    我们一路忆旧,一路由西而东走完育群胡同,又自东而西走完钱粮胡同。两胡同的东段,现有高大的现代化楼房贯穿南北,正是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东城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我们从钱粮胡同西口离开,就此结束了此次忆旧踏访之行,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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