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德现代转化与传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座谈纪要

    由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主办的“中华美德现代转化与传承”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成立20周年纪念会日前在北京召开,来自海内外的百余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

    徐惟诚(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源泉,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华民族具有深厚道德底蕴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继续向上向前走的最重要的文化资源。

    中华传统美德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在现代化中实现自身的传承延续。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道德传统的内涵、外延,研究它们如何适应今天的时代需要,鼓励人们崇德向善。

    我们需要关注各种道德是怎样生长起来的,怎样在人心当中生长起来,怎样从一个微小的东西变成一个大的东西。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个体道德怎样生长,还要关注道德在群体当中是怎样传播的,怎样从少数人的道德,变成整个社会的道德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要重点研究道德观念的生长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比如社会普遍关注的公交车让座问题,它就经历了从“见义不为,无勇也”到“知耻近乎勇”再到“有勇可为”这样一步一步的道德观念、思想境界的升华过程。道德观念生长的曲折过程是我们今天所应关注的重要内容,这个内容我认为做得还远远不够。

    我们还应关注外在舆论对各种道德观念生长的影响力。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观念的生长主要依靠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心,一个是外在舆论。外在的社会舆论在人们的道德意识方面能够起到一个场效应,这个场效应可以使人的道德观念逐步发生变化。在现代社会,我们研究中华美德还应特别关注社会外在条件的变化,尽量避免不利的社会条件,充分利用有利的社会条件,这不仅有利于中华美德在现代社会的转化和传承,也有利于我们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党的十八大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的重要讲话精神,明确表达了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这对于我们20年来的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是一个充分肯定和巨大鼓舞,同时也为我们今后深入开展“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延续精神命脉、落实立德树人”系列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规范体系既不断与时俱进,又保持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从来不会被割断的民族精神命脉,是浸透在当代国人思维、治国方略之中的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使得中国成为中国,使得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是海内外所有华人的“共同价值观”。

    传统的道德规范必须进行现代性转化,才能被新一代所接受。我们要重点做好以中华美德为核心的基本道德规范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中华美德教育为基础,要从娃娃抓起,尤其是要在中小学阶段推广德目教育试验,培育具有相对稳定思想品德的新人。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20年来开展的德目研究,已经在中小学阶段德育方面形成较为稳定的“十德”德目体系。此项持续20年的教育实验成果,将为21世纪中国教育落实“立德树人”,为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参考。

    郭沂(韩国首尔大学哲学系):中华信仰和中华美德是体和用、本和源的关系。要重建我们的社会道德和中华美德,首先要把中华民族的信仰建立起来,信仰应该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中华民族有非常高超的人文信仰。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特质。重建中华民族的人文信仰有助于重树中华传统美德,重建中国未来的精神世界。

    几百年来,西方主导的是一种宗教信仰,由于受到科学的冲击而一直衰落。中国的人文信仰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民族的人文信仰一定可以开启第二个轴心时代。

    张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一个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可以成为这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壮大发展的价值指引。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和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方面内容。

    “讲仁爱”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是建构当代社会道德伦理体系的基石。其根本点在于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用于人际是仁者爱人,用于政治是仁政德治,用于自然是仁民爱物,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约礼入仁。“守诚信”是儒家“五常”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说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崇正义”形成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爱国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内在动力。“尚和合”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和谐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的思想基础,可以成为全民共识的最深厚的心理依据。“求大同”则是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都是指向“大同世界”,“求大同”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的深厚文化土壤,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源泉。

    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华传统美德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小康、大同理想是当代中国梦的文化根基,心忧天下、精忠报国的责任担当意识将成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动力,而敬于职事的临事态度则把民族复兴的理想落到实处。

    中华传统美德还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安身立命养生之道。崇德向善、修身为本的精神有益于人们提高道德素质。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核心的传统美德,作为民族文化的灵魂,作为我们每个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和精气神,对于我们建立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素质,都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儒学及其德性伦理

    葛荣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在这千载难逢的时代,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弘扬和传承儒学。

    首先,要坚持科学的态度。要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态度解读儒学经典,取其精华,将儒家思想中积极有益的东西转化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它的生长点,使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其次,要推动儒学走向大众化,走向世界化。我们的学者要从书斋走向现实社会,这样儒学才可能成为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儒学,才可能成为面向大众的具有现实价值的儒学。研究儒学不能只停留在解释的层面,还要东学西渐,把传统文化推广到全世界。再次,要发扬儒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习近平同志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表明儒学经世传统在现代社会仍有其特殊的现实价值。

    面对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不良现象,儒家思想及其美德伦理仍有着现实意义,我们要弘扬儒家“仁爱”“诚信”和“宽容”三种美德以及“智、仁、勇”三位一体的君子人格,使管理者转化成为具有较高德性的“德商”,突出现代管理中德性的力量。

    舒大刚(四川大学教授):当下社会之所以出现一些负面现象,除了青少年长期缺乏为善的教育外,整个社会缺乏儒家礼乐文化和孝悌伦理的引导,是造成这些丑恶现象的最根本原因。

    在儒家提倡的众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中,“礼乐”和“孝悌”是目前最需要恢复和提倡的。礼乐可以安邦,孝悌可以治天下。礼乐是文明与秩序,优雅与文化。要想重新寻回儒家仁义之德,必须适当恢复儒家孝悌伦理和礼乐文明。只有将孝悌和礼乐紧密结合,将孝悌提倡和礼乐推广顺利开展,社会才会安定团结,文明礼顺。如果说礼乐尚有一个外在教化的过程,孝悌则是人们内在心灵的觉醒。

    我们在努力生产、丰衣足食的同时,还必须以讲究孝悌来提倡亲爱,以提倡礼乐来重振秩序。用孝悌来激发人们的善性,用礼乐来开启社会的文明。孝悌礼乐大行,则天下治矣安矣,我们的“中国梦”才有实现的可能。

    王杰(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儒家判断一个人德性如何,要看他是否有廉耻感、敬畏感,是否有诚心、善心、爱心、孝心,是否有宽容心、怜悯心、功德心。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立德、修身、律己、做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德与才相比,德者才之帅。古人把德性比作树的根基,把能力比作树的枝叶,要想枝繁叶茂,首先要有好的根基。德性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决定一个孩子人生命运的既不是知识,也不是财富,而是德性。德性修养也是判断一个官员优劣的首要条件,如果为官者德性不好,纵有才学又有何用。

    德与财相比,德性是最根本的,财富、名利则是身外之物。一个人如果没有德性,即便财富再多也守不住,虽得之,必失之,所以做人应以德为先。

    郑相峰(韩国建国大学哲学系教授):孔子仁说主要是以“仁”之德性作为行善的道德实践的内在根据。君子是兼备学识与品德的人,是为人处事的榜样。在道德意识颇为淡泊的当今社会,非常需要仁礼彬彬的君子。

    从个人层次来看,人们先要修己,即涵养内在具有的德性,推己之心以忖他人之心,培养道德心性的实践意志。然行善的道德实践也根据此修己的工夫出发,关怀他人,为他人着想,之后才能以物质上的持援与精神上的支持来表现其互为相爱的道德情感。从社会层次来看,当然各级学校必须普及倡导行善的教育课程,政府机构则一定要施行具体的福利政策。

    现代社会依然注重和睦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的社会结构,人们对道德价值的向往以及社会建设的目标还是以相敬、相爱、和谐、和合为其目标,所以孔子所讲的君子依然可受注目,也许会为当今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儒家德治与依法治国

    涂可国(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传承和弘扬儒家德治传统,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实现中国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官治和民治之间的辩证关系。

    儒家德治是当代中国社会法治建设的重要补充。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儒家德治思想有利于人的素质塑造。加强道德问题专项治理,并同法治有机结合,提升人的道德品质,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把法治和德治、民治有机结合起来,达到社会“善治”的目的。

    儒家德治思想可以强化官员道德修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为广大党员干部加强道德修养、提升“官治”能力指明了总的方向和根本途径。党员干部应做一个懂法、用法的管理者,做一个懂德、崇德、用德和向善的管理者。

    儒家德治传统包含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资源。要大力强化国民的法制观念、权利观念、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政治素质,以培养中国政治民主的文化心理基础。

    傅永吉(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所长):“德主刑辅”是儒家提倡的治国方略,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及至大众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的重要理念。在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建设中,法律与道德相互依存的关系更为明显,加强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前提,加强“依法治国”,重归“德主刑辅”的中华传统。

    其一,重视言传身教的道德教化。发挥榜样示范和道德教化功能,用美德的感染力教化万民,使其成为更具人伦情操与美德追求的君子。

    其二,司法实践要注意宽猛相济。以教育为主,以转化为主要目标,即使对极少数冥顽不化者,也要以与人为善、导人向善为核心目标。

    其三,量刑适度问题。既要避免轻罪重罚、滥施刑罚的严刑峻法,又要防止重罪轻罚、网开一面的渎职放纵,必须着力维护法律的尊严。

    其四,以“仁”为本与预防为主。“德主刑辅”思想有“宽减刑罚”“慎刑恤罚”等权变原则是儒家“仁政”的体现,注重以教育和预防为主,以社会良好秩序与和谐为最高目标。

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华美德传承

    何启良(马来西亚南方大学教授):东南亚华人社会在传播、传承中华母体文化的时候,重点在于如何保持其独特的“华人性”,而海外华人会馆在这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海外华人会馆首先侧重强调孝悌观念,通过学校教育、祭奠祖先等活动推动年轻一代参与其中。其次,海外华人会馆还强调寻根意识,祖先的认同在华人社会里面是根深蒂固的,主要通过华文教育、家庭影响、节日活动、同乡组织等方式推动完成。第三,海外华人会馆还特别强调寻根、忍耐、节俭等中华传统美德,这也是海外华人自身具有的美德传统,延续了华人的历史文化意识。第四,在一个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度里,华人必须自强,同时必须尊重他族的文化,才能使得中华传统美德获得更大的传播空间。

    王爱平(华侨大学教授):印尼孔教源自中华传统文化,其基本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如致中和的宇宙观,人与人的和谐,天命、天道,还有仁义礼智信、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中华文化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并以敬天、拜祖,重视家庭和社会责任为核心。印尼华人、印尼孔教教徒通过宗教的形式来表现和传承他们的文化,包括传承中华美德和伦理观念。华人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冬至节都作为宗教仪式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印尼孔教保存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附:

东方道德研究所20年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成立于1994年,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社会科学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联合主办,是专门从事东方道德研究与中华美德普及传播工作的科研机构。王殿卿教授为第一任所长,张晓华教授为第二任所长,王新宏教授为第三任所长。傅永吉教授为现任所长。研究所设有首都公民道德教育研究室、儒家伦理研究室、现代儒学研究室、节日文化研究室、文化创新研究室、北京青年运动研究室,所刊为《东方道德研究》。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以张岱年先生所题“弘道明德”为办所宗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对中华美德进行现代性转化、传播、推广、普及,努力激发、开掘公民的善良根性,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大业,为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20年来,研究所形成了以下研究重点与特色:

    直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挑战,认真研究道德文化与现代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关系,针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实际需求,积极探索工业文化为物质支持的城市新生活中基于日常生活的道德重建的现实路径。

    研究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历史演变,积极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体系,认真研究和借鉴东亚地区儒家文化圈传承儒家伦理、提升公民道德的有益经验,认真研究中华美德中核心德目的现代转化,研究中华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性,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并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规范体系。

    研究大、中、小学的德育改革,以优秀传统文化为资源,探索市场经济和城市新生活为物质基础的新生活中公民道德建设体系和路径,重点探索中小学校中华美德教育的实效性,探索学校德育与社区道德建设的互动互补,为基层道德建设、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和优化全社会道德文化生态,积累道德建设和美育培育的成型经验,并为基层公民建设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

    积极参与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牵头的“公民道德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文化工程、传统文化传承与普及工作,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实际,开展有特色、有深度的道德研究和传播普及工作。

    积极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广泛收集道德建设和传统文化研究的相关信息、资料、成果、智慧,以开阔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成果,提高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的水平与质量。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与多方合作,20年来先后以“德目专题经典研修班”“儒家经典(四书)读书班专题”“以会带训班”“读《论语》教《论语》研修班”以及“儒家经典启蒙研修班”等五种模式,为社会培训国学师资8000余人。

    20年来,研究所先后承担近30余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出版近40余部著作和教材,发表了300余篇论文和研究报告,所刊《东方道德研究》已正式出版至第十二辑及特刊多集;对北京及全国150余万名大中小学生持续进行“中华美德”教育实验与研究;开展家庭伦理调查、农村道德和大学生道德实况调查;对北京各区、县、局、乡镇、街道、社区20000余名干部群众进行了公民道德、人文奥运知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培训,对5000余名企业员工进行了职业道德培训。

    20年来,研究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10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和30多次国内学术研讨会;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等学校,北京社科院、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研究院、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伦理学会、北京伦理学会、北京四海孔子书院等学术机构与团体均有良好合作,与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埃及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有关机构,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傅永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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