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广陵词人群体考论
内容摘要：广陵词人群体是开启清词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它尚缺乏基本的研究和准确的文学史定位.广陵词人群体是清代顺治末至康熙初年特定地域（扬州）词学活动引来的一次词人群体聚合，其领袖人物是短期到扬州任推官的文坛盟主王渔洋，引来大批文人在扬州聚集的是这样两项词学活动:社集酬唱与合操选政.这两项活动聚集了四类词人:1、扬州土生土长的词人;2、以外籍而长期流寓扬州或终老于扬州的词人;3、短期游宦或居留扬州、参加过王渔洋等人组织的词学活动的外地词人;4、扬州外围与王渔洋等人有诗词往来的一批词人.这个由四重人员组成的群体，阵容十分庞大，其中里籍、生平和作品尚可考见的就有90多人.本文考述了这90多人的生平和作品，并论证了:广陵词人群体只是一个结构松散、活动时间不长且其成员的艺术宗尚并不一致的作家聚合体，而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但正是这种群体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一般地域性流派所缺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促成了清词中兴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
作者简介：刘扬忠（1946-），男，贵州大方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一、 弁言
有清一代，词学中兴，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地域性的词派与词人群体竞相出现，连绵不绝，势如云蒸霞蔚，成一代之大观。这种现象是从清初就出现的。从顺治到康熙的八十来年间，江南、岭南等地区好几个地域性词派和词人群体相继登场，大作其词，它们既各成统系又声气相通，共同奠定了清词中兴的雄厚基础，开出了清词繁荣的广阔局面。但是，历来治清词者在描述清初词坛的面貌时，多只注意了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岭南词派及比这几个群体影响小的柳州词派、西泠词派等，而忽略了、甚至不知道当时还有一个为诸家派别和群体导乎先路的广陵词人群体。当代许多词学专书介绍清初词的发展演变时，都把阳羡词派列为清开国以来第一个词人群体，个别著作甚至判定：“清代词学中兴，阳羡词派实导夫先路。”[1]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始有学者注意到了清初广陵词人群体的历史存在，并对之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与描述。比如严迪昌《清词史》第一编第二章第三节《广陵词坛和毗陵词人群》简要地评介了广陵词人群的词学活动，并肯定了广陵词坛的出现乃是“清词嬗变的一个契机”；[2] 蒋寅《王渔洋与清词之发轫》则考索了广陵词坛的重要词学活动，并论证了王渔洋在广陵词坛的领袖地位和开一代风气的作用。[3] 但严、蒋二位的著作限于篇幅和论述主旨等原因，尚未及对广陵词人群体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系统的描述。于今，我所尊敬的严迪昌先生已经作古，而我的同事蒋寅君的主要专业兴趣又是在清代诗学方面，故我不揣谫陋，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添加一点材料，对广陵词人群体兼作历时态与共时态的观照，希图还原其历史真实面目。
二、特定地域词学活动引来的群体聚合
清词研究中的“广陵词人群”这个概念，是严迪昌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其《清词史》第一编第二章第三节《广陵词坛和毗陵词人群》的第四小节标目为“广陵词人群以及通（州）如（皋）诸名家”。这一节中描述道：“清初扬州地区词人辈出，声闻彰于海内的名家甚多”；除了这些本地词人之外，还有“四方词学名流”都“云集于此”。[4] 可见 广陵词人群是一个阵容庞大的作家群。但严先生并未界定这个群体的范围和列出其人员名单，只简要介绍了广陵（扬州）词人中“最著声誉”的吴绮、汪懋麟、宗元鼎等人以及几位他认为“还应提到”的本地与客籍词人（如郑侠如祖孙、黄云父子、邓汉仪、徐石麒等）。这几个人远远不是广陵词人群的全部，甚至即使只作为这个群体的代表和骨干也都不够。我想，严先生之所以没有对广陵词人群进行界定和列出人员名单，除因篇幅所限外，还因为这个群体具有与其他地域性群体不同的一点特殊性：它不但由客籍词人与本地词人聚合而成，而且客籍词人远远多于本地词人。也许是考虑到将那些客籍词人径直地称呼为“广陵词人”不太妥当，严先生在这一节的开头介绍王渔洋、邹祗谟、彭孙遹等领袖人物时，就未曾冠以“广陵词人”的名称，而只是谨慎地呼之为“广陵词坛”或“广陵词学中心”。
由此看来，要全面考察广陵词人群体，需要首先对“何谓广陵词人群体”作出符合实际的界定。广陵词人群体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但它由扬州人与非扬州人聚合而成这一点与宋代的江西诗派不无相似之处，因此这里完全可以借鉴宋人杨万里对江西诗派的一段论述：“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5] 广陵词人群，正是一个群体创作带上一定的广陵地方文化特征与文学色彩而其成员非仅广陵人的作家群体。一个地域性文学群体的产生，有赖于时间与空间两方面条件之齐备。“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当种田”（郑板桥诗句）的风流繁华之都广陵，原本就是孕育、滋生词体文学的一片沃土。拙著《唐宋词流派史》在论述五代南唐词派时，就曾证实过：广陵—金陵一带是晚唐五代时期我国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和歌词创作基地，读者可参看，此处不赘。[6] 入宋之后，广陵虽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但一些大词人如欧阳修、苏轼、辛弃疾、姜夔等都在这里从事过词学活动，并留下了歌咏扬州的名篇佳什。元明两代，固然词学中衰，但广陵的词统并未断绝，著名词曲作家贯云石、王磐、陈铎等都在这里从事过创作活动；明代中后期这里还产生了著名词学家和词人张綖、王微等人。在顺治、康熙之交那样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下（这一点严先生《清词史》已有论述，兹不赘），广陵这个词学传统悠久而深厚的特定地域已经具备了重演文学繁荣局面的可能性。当此之时，碰巧作为一代风骚主的王渔洋游宦来此，遂使广陵诸词人群龙有首，清初广陵词坛的建立由可能变成了现实。。王渔洋在广陵五年间，有意倡导词的创作，“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吴梅村语），主持了一系列的词学活动，这就迅速激活了这个地区词人的创作，并且声威远播，招来了四方有名的文人才士，于是一个阵容庞大的词人群体的聚合就不足为怪了。这个词人群体的具体面貌，恰如其重要成员彭孙遹康熙二年（1663）夏酬答王渔洋的《答贻上》一诗所比喻的：
作者千秋有代兴，使君高寄迥崚嶒。
群山海内尊东岱，绝调人间在广陵。
这就是说：广陵词人群非只广陵词人之谓，而是由一大批当时的海内名家在广陵的聚合（当然其中也包括广陵籍词人）；如果将这个作家群比为海内群山，那么其首峰就是东岳泰山——王渔洋（碰巧王渔洋就是山东人）；这个群体的活动舞台是广陵，其最优秀的作品（绝调）是在广陵产生的。
如果我以上的回溯和描述大致不差的话，那么所谓“广陵词人群体”似可这样来界定：广陵词人群体，主要是指王渔洋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四年（1660—1665）担任扬州推官期间，参加过由他在这个任期内组织或与他有关联的重大词学活动的一大批扬州籍和非扬州籍的词人。与这五年多的词人词事相联系，王渔洋来扬州之前即已有聚合唱酬活动的本地词人，以及王渔洋离开之后，一些延其余波继续在扬州从事创作的后辈词人，理应也属于这个群体，但其时限，上限为顺治元年（否则就不是清词了），下限为康熙末年（因为康熙末年之前这个群体的骨干成员都已谢世，这标志著这个群体已经不存在）。确定了时间和地点之后，哪些人属于广陵词人群就好划分了：（一）生活于这个时段的本籍词人和长期流寓的客籍词人；（二）虽非扬州人但在这个时段中参加过王渔洋等人组织的重要词学活动的词人和词学活动家。第一类人好办，考索有关的文献资料，依其籍贯与履迹开列名单就是了。对第二类人，则须考索这个时段扬州重要的词学活动，从中发现这些人的踪迹——这些外方文人才士正是因为受到王渔洋等人的招邀或吸引，来扬州参加了这些活动而获得“广陵词人群体”之身份的。
顺治—康熙时期扬州的词学活动主要为两项：社集酬唱与合操选政。
先看社集酬唱。在王渔洋到来之前、在任期间和刚离开不久，广陵词坛依据尚存文献可以考知的三人以上的聚众唱和活动大致有这么十次：
一、顺治至康熙初，徐石麒、范荃、罗煜皆隐居扬州北湖，三人居址相接，常把酒相聚，啸傲溪山，赋诗衡文，亦兼作词。三人所作之词于嘉庆五年（1800）由吴康辑刻为《北湖三家词》。
二、顺治十七年（1660），王渔洋刚到扬州不久，即与邹祗谟、彭孙遹、尤侗、黄云等相聚唱和，渔阳作《沁园春·偶兴》，邹、彭、尤、黄四人各和韵二首。
三、顺治十八年（1661）春，王渔洋以公事客金陵，听故老闲话秦淮旧事，乃属好手为画《青溪遗事》画册，自题《菩萨蛮》八首，陈维崧、彭孙遹、邹祗谟、程康庄、董以宁和之。
四、同年，扬州女子余韫珠为绣仕女图四幅，王渔洋为之作《题余氏女子绣浣纱洛神图》诗二首，并填《浣溪沙》（西施）、《解佩令》（洛神）、《望湘人》（柳毅传书）三词。彭孙遹以《思越人》、《伊川令》、《传言玉女》、《高阳台》四调和之；邹祗谟以《西施》、《洛神》、《潇湘逢故人慢》、《阳台路》四调和之；董以宁以《庆清朝慢》、《烛影摇红》、《双双燕》、《声声慢》四调和之；陈维崧以《伊川令》、《柳毅传书》、《高阳台》三调和之；彭孙贻以《白苎》、《安公子》、《望海潮》、《潇湘逢故人慢》四调和之。
五、同年，王渔洋在扬州有《望远行·蜀冈眺望怀古》，邹祗谟等有和韵之作。
六、同年，王渔洋在扬州有《海棠春·闺词》四首，邹祗谟、彭孙遹同作，尤侗、陈维崧、陈玉 、程康庄和之。
七、康熙元年（1662）六月十五日，王渔洋与袁于令、杜浚、丘象随、蒋阶、朱国桢、张养重、刘梁崧、陈允衡、陈维崧、王又旦等泛舟扬州红桥，渔洋赋《浣溪沙》三阕，诸公和之，所作编成《红桥唱和词》一卷，渔洋自为记。
八、康熙二年（1663）八月二十八日，王渔洋三十初度，邹祗谟有《三台·用琅琊王氏事赠阮亭三十初度戏用辛稼轩用陆氏事送玉山陆令体》，陈维崧有《贺新郎·贺阮亭三十》，李渔有《天仙子·寿王阮亭使君》词和之。
九、康熙四年（1665）七月，王渔洋将离扬州，作《江南好》数阕，陈维崧作长歌、黄永作《满江红》词送别。
十、康熙五年（1666）三月，王渔洋虽已不在扬州，但其兄王士禄复游扬州，与故人孙默、王岩、雷士俊、杜浚、孙枝蔚、程邃、陈世祥、宗元鼎、陈维崧、邓汉仪、王又旦、汪懋麟、吴嘉纪、汪楫、孙金砺等，数游燕于平山堂、红桥，刻《红桥唱和集》。 [7]
次看选政之操。广陵词人群有两项对清词发展功德无量的选政，这就是《倚声初集》的编辑和《国朝名家诗余》的汇编刊刻。
一、《倚声初集》。顺治十七年（1660）春，王渔洋赴扬州推官任。秋，邹祗谟即抵扬州，与渔洋同选《倚声初集》。此书凡二十卷，前编四卷；全编凡选词人四百六十余家，词一千九百十四首。它在时代上系续明人《词统》而选，所选作品特详于明末天启、崇祯，凡明末清初“五十年来荐绅、隐逸、宫闱之制，汇为一书，以续《花间》、《草堂》之后”（王渔洋序）。此书顺治十七年即付刻出版，不但推进了广陵词人群体的创作，亦且对整个清初词坛影响甚巨，恰如广陵词坛重要人物汪懋麟所说：“本朝词学近复益盛，实始于武进邹进士程村《倚声集》一选。”
二、《国朝名家诗余》。这是迄今所知清代最早的一部规模宏大的词总集。为长期流寓扬州的安徽人孙默在王渔洋的支持下所采辑汇编而成。此书凡历十四载，四刻而成，总数四十卷；原拟“期足百人为一选”，后因孙默的去世而总共只汇聚了十七家词。这十七家中，王渔洋、王士禄、董以宁、董俞、陈维崧、陈世祥、邹祗谟、彭孙遹、黄永、尤侗等皆为广陵词人群体的中坚人物，另外，分别为此书的一、二、三、四刻作序的杜浚、孙金砺、汪懋麟、邓汉仪，亦属广陵词坛的重要成员。由此可见，《国朝名家诗余》实际上是以广陵词人群为主体而兼及其外围的清初名家词之合集，可视之为这个群体词学活动的自我总结。
在以上两大项词学活动中展露过身姿、留下过词学文字（不管是词作、词论或词选本）的人，自然都属于广陵词人群体的成员。
三、庞大的群体阵容：四重人员结构
通过以上的考索和梳理，清初顺治至康熙年间广陵词人群体的基本阵容已隐然可见。属于这个大时段与大范围的词人，是一个大约有一百多人的庞大群体，其中里籍、生平和作品尚可考见者就还有六十多人。他们可以归为以下四类：
1、扬州土生土长的词人；
2、本籍外地而长期流寓扬州，甚至终老于扬州，已经几同于扬州人的词人；
3、游宦扬州或一定时期来扬州停留并组织或参加过扬州重要词事的词人；
4、居住在扬州附近，虽未经常来扬州，但与王渔洋等人有诗词唱酬的词人。
现在我就根据这个归类，对广陵词人群体的基本阵容进行一次列队式的检阅。应该说明的是，由于材料的缺乏，有些参加过上列广陵词事的人只留下了名字，其生平和作品已无从查考。为了保证描述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下面只列述有材料可资考见其生平和创作情况者。
1、扬州土生土长者（9人）：
吴绮（1619—1694），字园次，一字丰南，号听翁，一号葹叟，别号红豆词人，有《艺香词钞》四卷。
宗元鼎（1620—1698），字定九，号梅岑，又号香斋、小香居士等，有《芙蓉词》一卷。
刘梁崧（生卒年不详），字玉少，与吴绮、宗元鼎、宗元观并称“咸园四子”。
郑侠如（生卒年不详），字士介，号休园，明贡生，授工部司务，入清不仕，有《休园诗余》一卷。
郑熙绩（生卒年不详），字懋嘉，为郑侠如之孙。康熙十七年（1678）举人。有《蕊栖词》三卷。
范荃（1633—1705？），本名恒美，字德一，自号石湖，有《石湖词》五卷。
黄云（1621—1702），字仙裳，有《倚楼词》。
黄泰来（生卒年不详），字交三，一字竹舫，为黄云之子，宗元鼎之婿。有《洗花词》。
汪懋麟（1640—1688），字季甪，号蛟门，康熙六年（1667）进士。曾受业于王渔洋。有《锦瑟词》三卷。
2、以外籍而长期流寓扬州或终老于扬州者（9人）：
徐石麒（生卒年不详），字又陵，号坦庵，本籍湖北，自明末即流寓扬州，入清，隐居不应试。有《坦庵诗余》。
徐元端（1650—？），字延香，徐石麒之女。能诗词，为王渔洋所称，谓可入李易安之室。有《绣闲集诗余》一卷。
杜浚（1611—1687），原名绍先，字于皇，号茶村，湖北黄冈人。明崇祯十二年（1639）副榜。入清不仕，侨寓江南，殁于扬州。有《扫花词》一卷。
孙默（1613—1678），字无言，号桴庵，又号黄岳山人。安徽休宁籍，客寓扬州十多年，布衣终身。为广陵词坛核心人物之一，在王士禛支持下辑刻清词第一部总集《国朝名家诗余》。本人词集今不传。
邓汉仪（1617—1689），字孝威，号钵叟，泰州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试，因年老授内阁中书衔“赐归”。有《青帘词》一卷。
孙枝蔚（1631—1697），字豹人，号溉堂，陕西三原人。明末曾起兵抗李自成军，失败后脱身走广陵，遂流寓，成为大盐商。有《溉堂诗余》一卷。
汪楫（1636—1699），字舟次，号悔庵，原籍安徽休宁，客居扬州。少能诗，与孙枝蔚、吴嘉纪齐名。康熙二年（1663）在扬州与王渔洋定交。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官至福建布政使，后被开缺，遂归扬州。著有《悔斋集》五种。
张潮（1650—1707后），字山来，一字心斋，别号三在道人，安徽歙县人，流寓扬州。有《花影词》一卷，《心斋词略》一卷。
罗煜（生卒年不详），字然倩，号霞汀，祖籍安徽黄山，流寓扬州。隐居北湖，与徐石麒、范荃常相唱和。有《霞汀诗余》一卷。
3、短期游宦或居住扬州、组织或参加过广陵词坛的重要词学活动者（17人）：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济南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选扬州府推官。官至刑部尚书。为广陵词人群的领袖。有《衍波词》。
王士禄（1626—1673），字子底，号西樵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王士禛之长兄。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为广陵词坛核心人物之一。有《炊闻词》二卷。
邹祗谟（1630？—1670），字訏士，号程村，别号丽农山人，江苏武进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为广陵词坛核心人物之一，与王士禛合辑大型词选本《倚声初集》二十卷。有《丽农词》二卷，《远志斋词衷》一卷。
彭孙遹（1631—1700），字骏孙，号羡门，又号金粟山人，浙江海盐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康熙十八年试博学鸿词，擢一等一名。官至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广陵词坛核心人物之一。有《延露词》三卷、《金粟词话》一卷。
袁于令（1592—1672），原名韫玉，一名晋，字令昭、凫公，号箨庵，江苏吴县人。明末诸生。入清，授荆州知府。工词曲。
陈世祥（生卒年不详），字善百，号散木，江南通州（今江苏南通）人。明崇祯十二年（1639）举人，入清官直隶新安县知县。为广陵词坛核心人物之一。有《含影词》二卷。
彭孙贻（生卒年不详，明末清初在世），字仲谋，一字羿仁，浙江海宁人。工诗词。有《茗斋诗余》二卷。
王又旦（生卒年不详），字幼华，号黄湄，陕西颌阳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官监察御史。有《黄湄集》。
李渔（1611—1680），字笠鸿，号笠翁，别署觉世稗官、湖上笠翁等，浙江兰溪人。明末两次应乡试均不第，遂绝意仕进。康熙五年（1666）组织家庭戏班周游各地演出。为著名戏曲理论家，亦工诗词。有《耐歌词》四卷、《窥词管见》一卷。
程康庄（1613—1679），字坦如，号昆仑，山西武乡人。官镇江府通判、耀州知州等。有《衍愚词》二卷。
尤侗（1618—1704），字同人，一字展成，号悔庵，又号西堂，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检讨，与修《明史》。有《百末词》六卷。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词试，授检讨，与修《明史》。先为广陵词坛核心人物之一，后成为阳羡词派领袖。存词多达1800余首，为古今第一。有《湖海楼集》。
黄永（生卒年不详），字云孙，号艾庵，江苏武进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刑部员外郎。与董以宁、邹祗谟、陈维崧合称“毗陵四子”有《溪南词》二卷。
陈玉 （1636—1699），字赓明， 号椒峰，又号夫椒山人，江苏武进人。与同邑董以宁、邹祗谟、龚百药合称“毗陵四家”。康熙六年（1667）进士，授内阁中书，以事罢职家居。有《映山堂词》三卷。
董以宁（1629—1669），字文友，号宛斋，江苏武进人。少与陈维崧、邹祗谟、黄永号称“毗陵四才子”。
董俞（1631—？），字苍水，号樗亭，一号乡钓客，江南华亭（今上海金山）人。顺治十七年（1660）举人。有《玉凫词》二卷。
陈云衡（生卒年不详），字伯玑，江西南城人。有《国雅词》。
4、扬州外围词人（约30人）：
这主要指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介绍的以冒襄为首的如皋水绘园词人群。严先生说：“如皋一县，顺治康熙之际有词传世的就有三十人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冒襄的子弟或亲属后辈，而且与大江南北的词人交往频繁，特别是与广陵地区的作家联系紧密。‘水绘园’词人群既是个独立的群体，又是广陵词坛重要的一翼。”严先生并具体介绍了水绘园词人群的领袖冒襄及其骨干成员冒褒、冒裔、冒禾书、冒坦然、冒禹书、冒殷书、石洢、贲琮、许嗣隆、张圯授、薛斑、何铁等共十三人的生平和他们的代表作。[8] 这里不再重复。
四、团体性质、词史意义及其影响
广陵词人群体的活动及其组成情况既如上述，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文学群体，它在清代词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又有些什么影响呢？
粗略观之，广陵词人群体很像是一个词的地域性流派。试看构成一个地域性流派的大部分条件和因素它都已具备：（一）它有一个较为经常和相对固定的创作基地——扬州；（二）它有一个声名与凝聚力都很大的领袖——王渔洋；（三）在王渔洋这个词坛领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创作异常活跃并经常以本地风光为咏唱对象的本土与客籍词人；（四）与花间派有《花间集》、浙西派有《词综》、常州派有《词选》相像，它也有一个类似流派宣言的词选本——《倚声初集》。但是，经过仔细的、全面的分析，我们却无法把它认定为一个文学流派。原因在于，这个群体缺少构成一个流派最根本的条件——这就是一种群体的艺术风格和为众多成员所共同趋尚的审美倾向。这一点，我们只消拿这个群体的四个核心人物王渔洋、彭孙遹、邹祗谟、陈维崧的词风和审美倾向进行对比，就明白了。
王渔洋作词，主要是沿明末清初云间派陈子龙等人的路子，推尊晚唐、北宋，以温、李为宗，甚至依原韵遍和李清照《漱玉词》，又和云间诸公春闺词及陈子龙《湘真词》。这位李清照与陈子龙的崇拜者，其主体风格与主导倾向，确如两位清代词话家所评：“阮亭沿凤洲（王世贞）、大樽绪论，心摹手追，半在‘花间’，虽未尽倚声之变，而敷词选字，极费推敲。且其平日著作，体骨俱秀，故入词即常语、浅语，亦自娓娓动听”（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八）；“作为‘花间’隽语，极哀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唐允甲《衍波词序》）。渔洋论词，虽然将李易安与辛幼安并举，并不排斥豪健一派，其所自作亦有如《踏莎行·醉后作》、《沁园春·偶兴》等几首效苏辛之风的篇什，但其个体风格属于‘花间’一路则是确定无疑的。与王渔洋有“两玉一时”之誉（尤侗《延露词序》语）的彭孙遹，其风格便与渔洋大有不同，以致当渔洋称其为“艳词专家”时，他竟“怫然不受”（邹祗谟《远志斋词衷》）。从彭氏《延露词》的情况来看，除了在扬州时写的那些艳体小令以外，长调词的数量已经不少，其中如《沁园春·和韵答金峤庵》、《画屏秋色·芜城秋感》及《念奴娇·长歌》四阕等等，都写得苍凉激楚，一派稼轩风，非一味追求绮媚的艳词作家所能为。严迪昌先生说：彭孙遹、王渔洋二人“号称‘彭、王’，而各呈个性。”[9] 诚为卓见。与王渔洋同操选政编辑《倚声初集》的邹祗谟，论词并不专尚南唐北宋，而是同时肯定南宋不同流派，主张对不同风格体式兼容并蓄（见其《倚声初集序》），他自己的创作也不专走‘花间’一路，并不专写艳情绮思，而常有男子汉胸怀的自我表露，其集子中因而有不少“纵横意气”、悲慨郁勃之作。他的创作倾向和审美追求，也是与王渔洋存在较明显差异的。至于陈维崧的情况更不用多说，他在广陵唱和之后自行开宗立派，俨然为有清一代豪放词流的中流砥柱，其风格面貌与艺术倾向，不但与王、彭、邹大相径庭，而且也非广陵词坛所能牢笼的。
由此可见，广陵词人群只是一个结构松散、活动时间不长且其成员的艺术宗尚并不一致的作家聚合体，而并没有形成一个文学流派。但正因为它是一个由外地人王渔洋担任“总持”（顾贞观语）并集中了四方词学精英的作家群体，而不是一个局缩于一方的地域性派别，它才起到了任何一个普通流派所无法达致的开有清一代填词之风的巨大作用。试看王渔洋虽被广陵诸词人尊为盟主，但他本人丝毫没有树立宗派，自任教主，强众人以同我之意，他与邹、彭等“二三同志”齐心合力共同建立广陵词坛，目的仅在于开启一代填词之风气，“以续《花间》、《草堂》之后，使夫声音之道不致湮没无传，亦犹尼父歌弦之意”（《倚声初集》王序），其兼容并包繁荣创作以为将来存此一代之胜的开放性心态，恰如邹祗谟自述编辑《倚声初集》宗旨时所说：“凡名公巨卿之剩艺，骚人逸友之遐音，无不推本性情，标举风格；庶几数百年而后，得比于《花庵》、《尊前》诸选，不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以存一时之啸咏，何莫非灵均‘骚辩’之余，靖节‘闲情’之继？”（《倚声初集》邹序）请注意，北宋初产生的《尊前集》和南宋末产生的《花庵词选》，都是不存派别之私而兼顾各家各派的词总集，邹、王标举它们，正反映了他们有一种容纳各家各派的词史观和兼容并包的词坛领袖风度。领袖人物既有这样的胸怀气度，广陵词坛自会受到良性刺激而群芳竞艳，人人得而发挥其长才，发展其个性，清词中兴的第一个高潮也就如水到渠成了。参加过广陵词坛社集唱和的扬州与非扬州词人，除了几位故老耆宿之外，大多是青年才士。这些人在王渔洋离开扬州之后也纷纷走向各地，后来多半成了海内有名的倚声家；好几位还开宗立派，成为一方乃至一代之风骚主（如陈维崧等）。广陵词人群拉开了清词中兴的序幕，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应在清词史上大书一笔。
老一辈词学名家刘永济先生曾主张以“风会”论词，其说云：“文艺之事，言派别不如言风会。派别近私，风会则公也。言派别，则主于一二人，易生门户之争；言风会，则国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体质之因革，皆与有关焉。盖风会之成，常因缘此三事，故其变也，亦非一二人偶尔所能为。” [10]诚哉斯言！广陵词人群体正是我们研究词坛风会的绝佳个案。广陵词人群体的出现，并非“一二人偶尔所能为”的产物，而是清初时代风会在文艺领域的一个必然呈现。简而言之，满清代明而兴之后，经过顺治朝十多年的治理整顿，政局趋于稳定，国家趋向大治，百业复兴，繁荣本朝文艺也成了一种客观要求。当此之时，时势风会在选择其代表人物，并在涌进时代潮流的文人才士身上完成其设计。于是王渔洋这样的文坛风云人物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统治者的意志，“选择”了扬州这个词学传统久远深厚的文化名邦作为其创作基地，招引本地及四方才士开展词的创作，广陵词人群体因而产生。清词之中兴，就是这个群体之兴起给带动起来的。理清这个词人群体的来龙去脉，还原其历史真实面目，将会使我们对诸如清词之发轫、清词之嬗变及清词之流派等问题的认知更加具体和深入。
二○○四年五月十日完稿于北京
注释：
[1]马兴荣、吴熊和、曹济平主编：《中国词学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264，《阳羡词派》条。
[2]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51，页77。下文引此书皆据此版本，不另注。
[3]蒋寅：《王渔洋与请词之发轫》，《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此文后收入作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一书。
[4]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51，页77。下文引此书皆据此版本，不另注。
[5]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诚斋集》卷七九（四部丛刊本）。
[6]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第二章第三节《五代词坛另一派-南唐君臣词人群体》（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7]上列之二、三、四、五、六、七项，蒋寅《王渔洋与清词之发轫》已经述及，这里重新开列，目的在于按时序全方位地追踪广陵诸词人的活动。特此说明并向蒋寅君致谢。
[8]严迪昌：《清词史》页84—89。
[9]严迪昌：《清词史》页58。
[10]刘永济：《词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49。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