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纪念是传承——写在巴金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

  一

  一个伟大、杰出的作家,既是时代的产儿,也是他所属时代的代表。

  巴金走过漫长的百年历程,他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1904年出生的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获得思想、精神与文学的滋养、力量,走过风雨,在起伏跌宕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其生命一直走到2005年,最终与他经历的时代永远告别。

  岁月沧桑,跨越百年。

  巴金所经历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百年之间,晚清、民国、新中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在百年历史舞台上走过。有的如电闪雷鸣,来去匆匆,人们还来不及看清他们的容颜,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没留下多少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汹涌奔泻,波撼千里,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动,听见不息的回响;有的如潺潺溪水,没有高歌,也非恢弘壮观,但它执著,它坚韧,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他的时代。

  我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比喻来概括他。有时他如电,如雷,有时如激流,有时又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他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一生。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把心交给读者。”

  “讲真话。”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这是巴金的心愿。他的一生,也是竭尽全力这样在做。

  巴金虽然已经远去,感觉中,他依然与我们同在。他的作品,他在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发出的声音,并没有消散,依旧回响于我们生存的现实空间,时时撞击心胸,提醒我们思考,总在告诫我们,历史不会截然分开。

  二

  记得1978年年底,在复旦大学校园,现代文学史的课间休息时,我与同窗陈思和聊起巴金作品。聊到投机处,思和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啊!”从此,开始动笔写作《随想录》的巴金,成为我以后许多年的主要关注对象。不仅仅如此,因为关注他,我在大学毕业走进北京后,不断拜望和采访他的一个个老友,也成为那些年我的重要生活内容。

  第一次去看望巴金,是在1982年1月。我与陈思和走进客厅,坐在他的面前,谈了一些有关他的研究方面的话题。我们带着敬意走进他的会客厅,老老实实提问,然后仔仔细细地记录。他呢,似乎也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临场发挥,没有妙语连珠,如此而已。我顾不上捕捉当时的感觉,只是留下这样一个淡淡的印象:他并非言语不多,但不是那种善于聊天的老人。他的表情一点儿也不丰富,甚至可以说过于严肃,因为他面对的是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他得集中思路解答与他有关的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问题。

  后来见到他机会多了,每次,我都觉得对他的性格的认识仿佛加深一些。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他一篇篇发表《随想录》的时候,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带着浓重的、挥之难去的忧郁。巴金说过,他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着。其实,他也是为历史而活着,他用《随想录》继续走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思想行程。他走得很累,却很执著。有过苦闷,有过失误,也不断被人误解,但他始终把握着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义写得无比美丽。这就是为什么八十年代人们以敬重的目光注视他,称他为“世纪良知”“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原因。

  当年,读《随想录》的那些文字时,我总要假设地去体会他内心的痛苦。这些从文字中感受出来的忧郁和痛苦,当坐在他面前时,我觉得完全可以从他的表情、他的声调,甚至目光那里得到印证。1985年,我与陈思和两人合作的《巴金论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特意请丁聪先生为封面画过一幅巴金的肖像画,在丁聪的笔下,巴金也是一种痛苦沉思的神情,准确地突出了我所理解的巴金的特点。

  1991年10月,我去上海。在上海的那些天里,虽然见到他好几次,但基本上没有像过去那样与他长谈。在见到他之前,我读过他写给在四川举行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又一次强调说真话:

  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所以我说:“把心交给读者。”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因为病,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动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的一切。

  与他谈话时,我向他提到了这封信,他只缓慢地说了几个字:“人总得说真话。”简单到极点朴素到极点的一句话,对于巴金,他是用全身心拥抱它。

  1994年,新一届巴金研讨会在苏州召开,我请萧乾题词,萧乾写道:“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会议结束后,我去杭州看望巴金,听我念完题词,巴金对我说:

  “我是这些年才慢慢否定自己,特别是经过文革之后。以前十七年那些年的风气,写一些文章都是不得已的。文革后慢慢明白。我现在九十把自己说的话兑现,讲真话。自己把自己这样限制,要求讲奉献,只要是真正的奉献。苦恼的是怎样实现自己的话。我现在的想法都在《最后的话》里。”

  他又一次与我提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离家出走,追求兑现讲真话这一点。他把信放在抽屉里,开始还没有勇气是否离开家庭。有人说托尔斯泰你说的怎么不兑现。但他这样做了。他最后带着女儿出走,不久就死了。开始实施就结束了。我也感觉到这一点。文学或者别的什么也好,我也没有什么。我想只是说真话。”

  他依然有他的忧郁。他似乎用无奈的目光和手势对我说:“我最痛苦的是不能工作。”然而,他没有让这一遗憾占据全部情感。“什么都想得开了。名利对于我无所谓了。只是想为自己留下一个真实的人,不欺骗自己。”这些话,声音很弱,但听起来依旧铿锵有力。

  在第一次见到巴金之后的十几年里,他的外表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说话声音越来越小,气力越来越弱。他一次又一次闯过疾病关口,一次又一次挺过来重新拿起笔。

  三

  与巴金的最后一次谈话,是在1998年年初。我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他,他说正在写一篇怀念曹禺的文章。说是写,其实是“说”。他写字很吃力,只得每天口述几句,由女儿小林记下,再念给他听,加以补充。他用了一两个星期时间,刚刚完成前面一个部分,大约几百字。他说还要继续写下去。

  一个月后,再去看望巴金,他已经完成了这篇《怀念曹禺》。似乎想说的话很多,老人留恋的往事也很多。令人惊奇的是,靠每天一句一句续写而成的文章,仍如他过去的作品一样浑然一体,流淌着动人情感。还是那种真诚,似乎平淡的表述,却又分明有着意犹未尽的深沉。我取走这篇《怀念曹禺》,后来发表于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告别他时,巴金对我说,他还想继续写下去。他告诉我,1998年是郑振铎遇难四十周年祭。几年前他曾经开始动笔写怀念郑振铎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完成,他想在这一年继续完成。然而,不到一年,巴金病危,不得不切开气管抢救,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已经动笔的这篇文章,不可能写下去了。 于是,《怀念曹禺》,也就成了巴金漫长写作生涯中最后发表的一篇作品。

  巴金的最后几年,心里有激情,有想法,却不能写下来,继而,他连与人交流的能力都没有了。一个一直想把心交给读者的作家,不能靠作品与读者交流,只能这样无奈地与读者告别。我想,这是巴金晚年的最大痛苦之一。

  人们以往谈到巴金,时常只局限于他的文学创作,其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巴金还是一个卓越的出版家。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1935年开始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到1957年与靳以一起创办《收获》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直到2005年去世。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十几年间,出版一百多种作品,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罗淑、严文井、荒煤、汪曾祺、黄裳、黄宗江……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者代表作,都是经由巴金之手而问世。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巴金为中心的文化圈。这是一个宽泛的文化圈。不是流派,不是团体,没有明确的、一致的文学主张,但巴金以绝不惟利是图的严肃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断力和认真的编辑态度、以真诚热情的友谊,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围。

  “文革”刚刚结束,写作《随想录》的巴金,同时亲自确定《收获》杂志的重点作品的发表。此时,他又一次走在时代的前列。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水运宪、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

  从维熙谈到处女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发表,一直对巴金充满感激之情: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返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未知数X!(《巴金箴言伴我行——贺巴金九九重阳》)

  这些年,从我熟悉的萧乾、严文井、荒煤、卞之琳、谌容、从维熙、冯骥才、沙叶新、张辛欣等几代作家那里,我常常听到他们发自内心地对巴金的敬重与感激。

  巴金心底一直拥有爱。批判丑恶,反思历史,解剖自身,倡导说真话,无不是因为他心里充满着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深沉之爱。晚年病中的巴金,如年轻时候一样,心里一团火,他愿意用作品、也用点点滴滴的具体行为,将真诚的爱传递给读者和陌生的人。

  后来,我了解到,许多年里,每当得知哪个地方受灾,巴金第二天就会吩咐家人到邮局去,化名给受灾地区寄钱。他十分关心“希望工程”,总是想着资助贫困孩子念书。他到底多少次为受灾地区捐款,资助贫困学生,没有完整统计过。他用的化名,收款人绝对猜不出是《家》和《随想录》的作者巴金。不仅仅如此,即便在巴金去世之后,九年来,巴金的儿女继续遵照父亲的遗愿,仍旧匿名向受灾地区和贫困学校的孩子们捐款。巴金,没有离开我们。

  三十年代初,年轻的巴金曾这样说过:“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射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晚年他又说:“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那么,在纪念巴金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就让我们读他的书,体会反思精神,勿忘每个人自己肩负的责任,用爱充实自己,在独立思考中前行。

  如今,人们追思他,纪念他,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从《家》《春》《秋》到《随想录》,曾以作品的力量深深影响过他的读者和他的时代。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自身,在这个时代,更需要珍爱和传承他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文学遗产。

  历史,永远是一种延续。

  传承,该是最好的纪念。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