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韩信罪案
题记：本文起初理所当然用上了菜九招牌式的名字，定名为“千古谁识诛淮阴”。写的过程中发现，内容过于厚重，不是几个段落厘清眉目，然后稍事补充就能搞定的。于是受《重审林彪罪案》的启发，将本文改名为重审韩信罪案。韩信与林彪这两个时代相隔两千年的人，并不是毫不相干的。林彪用兵有韩信之称，而林彪一案与韩信案一样，有着太多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相似之处，二人的案情都引发了身后太多的争议，而且都很难争出个结果。所不同者，韩信的案子曲折归曲折，但所牵涉资料并不算多，且已有资料对所有人开放，研究者完全没有材料障碍；林彪案则因有数目不详的没有公开资料，使得各种研究都有做无用功的可能。菜九也试图破解林彪一案，发现资料的占有很成问题，而且比菜九高明者比比皆是；无奈何，只有退而破解韩信一案。虽然破解韩信案的刺激，远不如破解林彪案，但如果就此理清了持续两千年的旧案，也算是个不小的安慰。而且菜九发现，韩信案的结局比林彪强得太多了，到底怎么个强法，且听菜九慢慢道来。
韩信之死，不仅是西汉初年的一件大事，也算得上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按理说，像这样一件大事，两千多年下来，应该是清清楚楚了。但若让菜九评判，此事离清清楚楚差距甚远。虽然这件大事自古以来论述可谓多矣，只是依菜九的菜鸟见识，这些林林总总的说法从来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去，于是历史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糊涂账。菜九一向自以为对这件大事中的两个主角刘邦、韩信，算是相当了解了，而且比较熟悉西汉初年那个特殊的时代内涵，因此自忖有条件将刘韩事件说个明白，将这一桩历史公案做个了断。写作时发现，网友书剑和谐在2009年就做了《韩信是否谋反》等相当多的功课，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给出大量相关观点文字链接，借助书剑及其他网上同好之力，使菜九可以全面地审视这段时期的历史资料，省掉菜九不少查找之功，先行谢过了。如果菜九因此而说到点子上了，这些网友的贡献可谓大矣。
关于刘邦，菜九写过若干文字，其主基调是大力褒扬。而在大多数人看低看扁刘邦的大气候中，因为没有展开对刘邦诛韩信一事的探讨，对刘邦的褒扬就要大打折扣。不完整嘛，焉能服人？汉定天下之初，刘邦即亲口钦定韩信为三杰之一，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定位定型。确实，在整个战争过程，刘邦与韩信的配合还是相当成功的，如果不看最后的结局，堪称君臣合作的典范。然而这对君臣合作的楷模、个人关系也相得甚欢的两个人，最终闹到不能共存，不由得令时人后人扼腕叹息，感慨无限。韩信的最终结局，引发了后世的感慨狂潮，但因为对这段历史不甚了了，导致了众多评论不得要领。菜九以为，之所以很多评论乃至所有评论皆不得要领，实是因为楚汉战争的轮廓太过含混，韩信刘邦关系太复杂，不下死力气，就难以得到正解。因此，韩信死案看似是个孤立事件，然它实为楚汉战争的余波，不弄清整个楚汉战争，也就得不到对事件的正确解读。这件事情，相当于一桩大案要案，根本不会如任何文本讲的那么简单。在这桩大案里，被人为因素弄得真真假假，扑朔迷离，案中套着案，谜中还有谜，以中国人惯有的不认真，这桩大案就以这样一种非常可疑状态，一拖就是两千多年，离真正的结案还相距甚远。今天菜九有志梳理本案，势必要多次反复回到楚汉战争中去，不如此，就得不到事情的真相。那就让我们先从韩信之死说起吧。
一、四面透风的官方文本
韩信罪案的现存最主要资料，就是汉官方提供的文本。此文本的真伪，似乎古人也作过评判，相信的人不多，但不信归不信，然因未作逐一分析，故均未切中要害。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文本：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这个资料虽然出自《淮阴侯列传》，但司马迁所据，应该是当时流行的官方说法。而只要稍加推敲，就可发现这个来自官方的韩信获罪之原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记载开篇就错。比如陈豨的这个钜鹿守就是子虚乌有的。《韩信卢绾列传》记曰：豨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下简称《功臣表》）记曰：“十年八月豨以赵相国将兵守代”而反。则陈豨的身份就不是什么钜鹿守，而是赵相国，赵代两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陈豨之反的原因也并非与韩信预谋的结果，而是起于偶发事件。《韩信卢绾列传》记曰：“豨常告归过赵，赵相国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豨所以待宾客布衣交，皆出客下。豨还之代，周昌乃求入见。见上，具言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财物诸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称病甚。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功臣表》印证了列传的记载，其曰：汉“十年八月豨以赵相国将兵守代，汉使召豨，豨反，以其兵与王黄等略代，自立为燕（按，自立为燕，当是自立为代王之误。但也不排除为燕王的可能）。”照此记载，陈豨之反与韩信并无关联，当无可怀疑。此事已从事实上表明了汉提供的韩信之反的文本不实，而即使从情理上看，汉提供的韩信谋反脚本也是站不住脚的。陈豨之反是几年后的事，又岂能在几年前就预约？难道陈韩关系非常铁？可惜不是，纵然是汉提供的文本内容，亦不利于这种猜测。文本里的韩信说陈豨为“陛下之信幸臣也”，表明陈豨与刘邦的关系非常铁，而韩信则是被刘邦剥夺王位后心怀怨气之人，与刘邦有极大的隔阂。让我们讨论一下陈豨分别与刘邦、韩信的关系，看看此事成立的可能性有多大。
陈豨与刘邦的关系非常铁，深受刘邦信赖，这是有史可稽的。汉元年八月，刘邦反出汉中，定三秦，次年刘邦全力出关击楚，刘邦手下包括韩信在内的重量级打将基本上都随行东征了，留守关中的，文是萧何，武将不详。菜九作《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以为，留守的武将人选只有陈豨与丁复。但丁复是秦二世三年刚刚加入到刘邦阵营的，在当时资历尚浅，估计还不足以受如此重任与信任。而陈豨则是入关后即被封侯，俨然是刘邦集团的中坚。因此，最理想的选择应该是由陈豨领着丁复共同镇守关中。那个时候，章邯还没有消灭，只是被困在废丘，三秦地面只是汉刚刚征服之地，隐患还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得力人选坐镇关中，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势下，汉以陈豨担此重任，由此可见他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当然，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说陈豨镇守关中，还只是一个猜测，但至少也是一个在排除了其他可能人选的前提下作出的猜测。汉定天下后，陈豨一人独掌赵代两国兵马，也是位高权重的。从这个意义来说，陈豨是刘邦跟前的大红人当之无愧。与刘陈关系相比，陈韩关系，显然不在一个层面。陈豨与韩信似乎没有共过事，属于关系一般般。即使可能两者有交叉共事记录，那也应该是击赵击代之战事。但在那些个战事中，两人应该是各干各的，相互没有隶属关系。俗话说，疏不间亲。与韩信关系一般化的陈豨，即使出于礼节向韩信辞行，处境险恶的国士韩信难道可以向刘邦的大红人陈豨说这种灭九族的话吗？非常可疑呢。
韩信所谓的阴谋过程也不合理，太假了。明明此时陈豨已正式反叛，刘邦已出征，怎么韩信还会派人穿越战线去跟陈豨通不必要的气。“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究竟是计划呢，还是已经在实施的行动？显然两边没接好头，不可能实施。当时根本不具备即时通讯的条件，这种大动作如何运作，毫无把握嘛。“部署已定”，诈诏的过程尚未完成，发动的步骤无从落实，又如何部署？“待豨报”，报什么？难道报已击败刘邦的讨伐军，难道韩信对陈豨击败刘邦的中央军这么有信心？退一步讲，即使韩信的所谓反叛部署真正落到了实处，也形同胡闹，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嘛。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所谓的官奴有多大的数量，也不知道韩信有多大的把握将他们发动，就算韩信能挨个鼓动若干人随他起事，但在汉帝国国都恐怕也只能引起一定程度的街头骚乱，要想造反成功，恐怕毫无可能。大将军韩信会出此下策吗？这种事情想不让人起疑心都不可能。所以要想让这些落在纸上的韩信犯案记录取信于人，恐怕难于上青天了。分析至此，此官方文本之不靠谱，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了。换言之，官方作假的可能性，远大于韩信谋反的可能性。看来中国的官方定案之不实，由来已久，已成为一种传统了。
只是韩信一案既然不因此捏造而起，其影响自然也不会因其身死而终。因为韩案的最后走向决定了很多历史的误记，所以，尽管案子的真伪已经判明了，但解析还必须要进行下去。
二、与陈豨相关的汉初乱局
通过剖析官方文本，基本可以断言，韩信与陈豨勾结谋反的定罪是一桩冤案。但循着官方提供的线索，却发现韩信虽不能因陈豨而定案，但他的案子与陈豨的牵涉还是颇深的，则陈豨的事情也应予以深究。汉初历史记载之混乱，本来就很难理出个头绪，到了陈豨这里就更乱了。换言之，陈豨的存在就是汉初历史记载混乱的根源之一。
陈豨其人，似乎是一个有意识要被历史尘埃掩埋掉的人。之所以如此，应该是与其板上钉钉如假包换的叛逆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叛逆，其以前的功劳被一笔抹杀，而这一抹杀，又使得汉初的历史记载更加混乱不堪。陈豨的传在《史记》中紧挨着《淮阴侯列传》，此传即《史记》卷九十四的《韩信卢绾列传》。百度的百科名片对此传的总结非常好，其曰：“本传是韩王韩信（不是淮阴侯韩信）、卢绾、陈豨三个人的合传。这三个人原来都是刘邦的亲信部下，和刘邦的关系都非常好。”百科名片没有说出来的是，这三个刘邦非常倚重的人，最后都和刘邦闹翻了。而至于闹翻的原因各有各的不同，这就是百度所不知道的了。此三人与刘邦关系之始终，也显示了司马迁的归类合传法，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上述三个人与刘邦的关系，可能用非常投缘来定位比较恰当。先来看韩王信。韩王信不是刘邦的老部下，他起初是韩王成的部下，也应该是张良的部下，他与刘邦的结识最早也只能是秦二世三年七月，即刘邦西进击秦与韩王成部在旧韩会师之时。而韩王信与刘邦因深交而结缘，则应该是刘邦被项羽打发到汉中之后的事情，历史记录了韩王信劝说刘邦出战三秦的事迹（后人常常把韩王信这个劝说与淮阴侯韩信之论混为一谈）。可能正是这个缘故，兼之其身为战国时韩王后裔，韩王信这个三人之中与刘邦最迟结识者，倒是最早被封为王。楚汉战争中，荥阳失守，韩王信被俘，投降了项羽，日后又叛归刘邦，刘邦并没有追究其投敌之过，仍让其王韩地。韩王信自己也说：“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这个幸，就是一种特别的缘份。
卢绾与刘邦的缘份既深且大，他们是邻居，不仅同乡同里，又同年同月同日生，两家素相亲相爱，关系最深厚，及长大后，又是同学，关系特别好。而到了刘邦逃亡后，卢绾与之相伴、追随左右，两个人的关系密不可分。虽然刘邦起兵后，卢绾基本上无所作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刘邦的庇护下飞黄腾达，跃居众将相地位之上。根据卢绾事迹，他并没有作战才能。而在刘邦入汉后，他却被封为将军，进而为太尉、拜长安侯。众所周知，在秦汉时期，太尉是武官之首，以卢绾之才具，任此高官，显然是刘邦偏袒的结果。在整个楚汉战争中，卢绾常与刘邦同出入，其见刘邦无任何约束，随到随见，这是其它在努力工作的萧何、曹参等人无法比拟之处。卢绾在楚汉战争中的唯一有纪录作战，或就是《高祖本纪》记载的汉四年，其与刘贾击楚后方。但就连这个功劳，也是可信度不高的，如果有的话，主要还是刘贾取得的。只要看记录刘贾战功的《荆燕世家》就可以得出结论。《项羽本纪》亦记载此事，但只列出刘贾一人，而不及卢绾，则卢绾的作用，可想而知。待项羽覆灭后，分封天下之前，卢绾实在没有战功，为了给卢绾加官进爵，刘邦就给了他击定“反叛”的临江王的机会，并让刘贾陪他前往。可惜，卢绾确实不是作战的材料，连续几个月，也没能攻下临江，最后，还得靠刘邦的得力干将靳歙出马，立刻就将小小的临江平定。《傅靳蒯成列传》记靳歙“定郡、国各一，******得王、柱国各一人”，这里的国就是临江国，王就是临江王，表明平定临江完全是靳歙一个人的功劳。临江之战的结果，已充分显现出卢绾的所谓才具乏善可陈，但到了灭燕后，刘邦还是想封卢绾为王，并且他的这种心思早已为众部下所洞悉。众人顺从刘邦之意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于是，刘邦顺水推舟地立卢绾为燕王。然而大家所说的“功最多”，恰好透露了极大的讽刺意味。史称“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即表明功赏严重不相当。
与卢绾相比，韩王信是功劳大大的。但韩王信被记载下来的功劳主要是自战其地及守荥阳，其余不详，对整个战争胜负的贡献也不算大。贡献最大的，应该就是陈豨了。陈豨原本也不是刘邦的部下，他应该是刘邦盟友吕泽阵营的，入关灭秦时，刘、吕两军才合兵一处。在那个时候，陈豨与刘邦才可能开始深交。陈豨与刘邦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崇拜者，可能因此而关系越走越近。陈豨虽然没有像其他两人被封为王，但其统领赵代两国兵马所享有的权势，又绝对不在上述二人之下。菜九经研究发现，与卢绾功微赏重完全不同的是，陈豨是属于既与刘邦投缘，又战功特别大者。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合传中，陈豨的名字也被从篇名中隐去，名字不见于目录，自然知道的人就少了。菜九以为，陈豨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应该是大于前二者的，之所以其名不彰，这应该不是司马迁有意跟陈豨过不去，而是汉政权把陈豨的事迹给系统地删除了，所以太史公也没有重视陈豨的事迹。他在写到陈豨时，开篇即说：“陈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及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一点也没有提及陈豨在整个反秦战事及楚汉战争中的表现，完全是个没来历的人。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大功，是绝对不会享有如此显赫的地位的。就像一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就有一大桩功名富贵砸在他头上呢？幸亏还有《功臣表》在，为后人保留了陈豨在秦楚之际各战事中的些许痕迹，《功臣表》有专门记载：陈豨，“以特将将五百人前元年从起宛朐。至霸上为侯。以游击将军别定代，已破臧荼，封豨为阳夏侯”。用《功臣表》的记载审视整个秦末战事，可以大大校正现在的记述模式。即以陈豨一人事迹来说，也可以纠正其本传的记载错误。比如，列传说陈豨至汉七年才封侯一事，明显属于误记。陈豨的封侯，可以上溯到战争年代早期，即刚灭秦，刘邦接受秦王子婴投降不久，陈豨即被封为侯。汉定天下后，又重新被封侯。陈豨第二次为侯的时间为汉六年正月丙午，这一天，有大批功臣受封。而这个时间与灭臧荼的时间比较接近。虽然灭臧荼一事还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其与陈豨有什么关系，但灭臧荼是汉定天下后搞大一统的一个大动作，因此，梳理灭臧荼一事，对于理解汉的行事模式及韩信、陈豨之反或有帮助。
《高祖本纪》曰：“七月（原作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时间为定天下后的汉五年。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之反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但从记载上与情理上来看，臧荼之反站不住脚之处甚多。先来看记载，这里的七月，原作十月，十月有误。汉初沿袭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如果是十月，则只能是汉六年初的事了。而当时的情形，也不支持臧荼能攻下代地。很多人都反感菜九，原因就在于其搞考据常常从情理合不合入手。确实，考据跟情理合不合本不应该有什么干系，但不合情理的事，又岂能不予以追究呢？
比如从情理上看，臧荼之反很可能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事。因为此年初，即方灭项羽后的汉五年正月（已在汉五年十月之后了，所以上述原作十月有误），让刘邦当皇帝的诸侯王劝进表中，就有臧荼列名，其事为《汉书•高帝纪》所记，表明臧荼对汉是尊奉的。怎么只过了半年，这个尊奉汉政权的臧荼就反了呢？再往前追溯，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即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这里面的猫腻几何，相信读者诸君自有判断。菜九以为，所谓的燕王臧荼的反叛应该存在问题，其中应该有汉欲加之罪的成分。让我们来看看当时代地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其后张苍又徙为赵相，先后相张耳父子，估计代地仍归张苍署理。到天下大定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张苍的事迹显示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更可能是张苍从代地对燕发起进攻。张苍这一段事迹史书上也就几十个字，就这几十个字来看，这一段的历史就乱象环生。《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据网友我爱韩再芬《论韩王信徙王代》提示，《史记》中也有韩王信于汉五年为代王的记载（文见刘邦吧与汉朝吧，作者可能是谭晓斌），那么，当时张苍辅佐的代王应该是韩王信。菜九以为，虽然韩王信王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紧接着于汉七年又改封韩王，似乎太儿戏了。另外，陈豨的赵代武装力量总指挥始于何时不详，韩王信也是军事强人，如果韩王信王代，则陈豨所控范围不应该包含韩王信的地盘。所以菜九对这一段历史仍维持原有的研读。据《秦楚之际月表》，陈馀死后，代入汉为郡。至灭臧荼，仍不见有代王踪影。难道传里所说的代王是陈豨自立为王后的伪号？如果是伪号，则不应该出现在张苍的传记中。另有陈豨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表明了陈豨与代的渊源，汉击燕时，或者陈豨仍在代地，由张苍辅佐也未可知。考虑到陈豨有征服代地的功劳，《功臣表》又将其封与臧荼联系在一起，则攻臧荼时，陈豨极有可能从代地参与其事。如果陈豨或者韩王信在代地，臧荼之燕当更不敢造次反汉攻代。《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三年十一月代）属汉为太原郡，张苍之两度相代，或指其为汉在代地或太原郡的军政首长。《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则《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也有让樊哙定代地之举，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在汉七年，代地因韩王信之叛，可能会有部分陷落，所以才会有樊哙攻代之记载。只是那时的战事，与臧荼更是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所以，臧荼攻代，应该是个伪造记录。《功臣表》里有栒侯温疥一人，其以燕相身份向朝廷告发臧荼将反，则所谓的臧荼之反并非攻代，而是为他人告发。温疥在楚汉战争中曾以燕将身份助汉破曹咎军；另有昭涉掉尾，也在汉四年以燕相身份从汉击楚；可能在那个时候，此二人便被刘邦收买，成为汉在燕的卧底，最后引汉入燕，加速了臧荼灭亡的进程。最终，温疥为汉之栒侯，昭涉掉尾受汉封为平州侯。以上分析已表明臧荼主动反叛的可能性不大，则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汉捏造罪名的可能。
汉为什么要为臧荼捏造罪名？这就要从楚汉战争结束时诸王的情况来分析了。项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齐王、代王赵歇，要么死于战事，要么被俘后旋即身死；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韩王成为项羽所杀，河南王申阳降汉失地，项羽自立之韩王郑昌也被汉俘虏，魏王豹被汉诛死，殷王司马卬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汉王称帝；九江王黥布被项羽杀了全家，死心塌地归汉；常山王张耳被陈馀击败失国归汉，得汉助而为赵王；衡山王吴芮受汉封四郡之地，虽然实领一郡，应该比项羽时多。剩下的临江国共敖传子共尉，已安了个罪名剿灭。而臧荼之燕，实则是合并了项羽分封时燕与辽东之地，相当于战国燕的全境，疆域相当大。而此燕在战争中没受什么损失，也没得汉什么好处，要笼络住也颇为不易。这样一个与汉政权关系不甚密切的大国，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汉政权为取得长治久安而给燕安个罪名的可能性。反是个很含糊的字眼，在当时，只要不合当权者的意，就可以视之为反。而臧荼至少有一个地方不合刘邦的意，就是他那个燕王是项羽封的，而且占地特别大，不像吴芮，只有很小一块地盘。所以汉政权说臧荼反，应该是一种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罪名，至于其真反与否，已不再重要了。这样的定罪套路，我们会在汉史中多次见到。
按上述张苍、陈豨与代相涉事迹，臧荼攻下代地这种记录已让人很难接受，在汉政权给臧荼定的罪名中相当可疑。而汉灭燕过程的简捷快速，又强化了菜九的怀疑。卢绾与刘贾、靳歙等破临江，至此年七月才回朝，旋即于本月从攻燕，接着在下个月就被立为燕王。那么，说燕王一职是为卢绾量身定做的，应该没有问题。像这样一鼓而荡平的情形，令人感到燕地极可能是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汉攻了个措手不及，转瞬间灭亡。如果当时的燕已在作乱，战局就不可能如此轻松顺利。所以最可能的事就是燕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就被汉政权给收拾掉了。此前的临江国共尉也是以叛汉的名义给剿灭的，而临江与汉本来就没有结盟关系，所以不存在叛与不叛的问题，其灭国之由，亦是其国为项羽所封，与汉无涉。臧荼之燕的灭国之由，亦当作如是观。从汉灭燕一事可以看出，汉对实力派是相当戒惧的。虽然汉政权之初并非大一统模式，但普天之下的心理模式，决定了汉政权掌控天下的行为趋势，而无端捏造实力派的罪名，有利于实现这种模式。因此，汉可以捏造臧荼的罪名，自然也可以捏造陈豨之反、韩信之反的罪名，陈、韩二人毕竟是或者曾经是实力派嘛。至于陈豨原本与刘邦交好，最终有了猜忌，又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事了。
三、刘邦封死了韩信的反叛之路
再回到韩信的案子上来。韩信之死，让刘邦戴上了杀功臣的帽子，并且成了历史上杀功臣的祖师爷。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刘邦的设计中，韩信原本是可以不死的。韩信一案，尽管人是吕后杀的，尽管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里也已明确说了，“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但韩信之死的板子打在刘邦身上，也无可厚非。换言之，吕后杀的韩信，还是可以把账挂在刘邦身上的，而且刘邦的历史名誉上的污点，可能有一半与韩信冤案有关。菜九并不反对韩信之死刘邦要负一定责任，但是否要负主要责任，则需要探讨一下刘邦究竟在韩信一案中有哪些作为。这样做不仅很有必要，而且非常有意义。毕竟韩信不是刘邦直接下令处死的，其中的玄机大可探究。让我们来看看刘邦是如何面对韩信之死的。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淮阴侯列传》
从字面上看，刘邦不知情的成分更大一些。司马迁用“且喜且怜”这个词颇为传神地刻画了刘邦当时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活动。其实，“且喜且怜”这个词，已经从一定意义上透露出韩信的案的真伪，与刘邦在此案中的作用。喜，表明刘邦极可能事先不知情，但除掉韩信他还是蛮高兴的。如果除掉韩信是刘邦的既定方针，那么吕后这个执行者，不过是按刘邦授意行事，一切皆在刘邦的意料之中，就无所谓喜了。因此，这个喜，或者有喜出望外的含义在其中。而刘邦的怜更是意味深长，它表明韩信不是真有反叛罪行，即使刘邦乐意见到韩信之死，但用这个罪名处死韩信这样的大功臣，还是颇让人痛心的。既然如此，刘邦为什么又要喜呢？看来韩信在他的最后岁月里，常有让刘邦不爽的言行，而刘邦又不便因这些言行将其治罪。因为如果随便找个名义处死韩信，怎么看都太过了，刘邦也实在下不了这个手。所以刘邦的矛盾在于，韩信的存在，让他心烦意乱；而韩信真正被这样不明不白地处死，又让他颇为不安—-因为他比谁都清楚，韩信根本没有反叛的可能。
刘邦提审蒯通，也有欲敲实韩信反叛罪名之意图，这本身就表明韩信之反，不具有采信率，所以要找人证来落实。对蒯通的审讯记录表明，刘邦认可了蒯通的说法，也就是说蒯通只是个历史反革命而没有现行，他鼓动韩信在可以反的时候反，只是他的策反没有成功；而韩信所谓的日后之反，又不关蒯通的事；因此刘邦不再追究蒯通之罪。从刘邦不追究蒯通之罪一事来看，他也不像有一定要置韩信于死地之心。曾经一度，韩信是刘邦非常放心不下的不稳定因素，但被以谋反之名削王为侯之后，韩信的存在已不构成对汉政权的任何威胁。刘邦对待韩信的底线，应该是让韩信处在可控制地位。而韩信死前的状态，也正处在这种可控制地位，真正是龙游浅滩，再也不可能掀起什么大浪来了。刘邦的政权安全了，韩信的状态也就安全了。因此，对刘邦的统治没有任何威胁的韩信实行肉体消灭，实在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原本是可以不死的韩信最终死了，造成了刘邦的又喜又怜的这种截然相反的矛盾心态，其中的内涵实在可以无限解读啊。
刘邦对蒯通的审讯记录对日后的韩信评价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历史影响。司马迁的“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的论说，就是顺着蒯通之言而发的。司马迁显然不认为韩信最终会反叛，但他似乎接受了蒯通所说。接下来，司马迁的后人司马贞（将司马贞定性为司马迁的后人，可参见拙作《皇帝的家谱》）也顺着司马迁的意思，其《史记索隐》述赞亦曰：三分不议，伪游可叹。再后来，类似的评价就更多了。看来，持韩信是有机会三分天下有其一这种观点的，在历史上的史学大家、硕学鸿儒中也是大有人在，只不过这个误会实在是太大了。前面说过，刘邦比谁都清楚，韩信根本没有反叛的可能，不仅现在没有，而且过去也从来没有，而这一切，完全是刘邦周密设计的结果。刘邦对韩信的操控能力是超强的，他可以让韩信不可能反叛，也就可以让韩信平安地活下来。这一点不仅后人知之甚少，就是当时的人也不甚了了。知道这一点的可能只有刘邦、韩信两个人——-刘邦清楚地知道，韩信绝无反叛的可能，而没有反叛可能的国士韩信，当然就不可能猪油蒙心去搞什么根本搞不成的反叛。所以，刘邦放过蒯通不予追究，其中固然有他豁达大度的性格因素，也含有让蒯通其言散布出去的因素在内。因为蒯通的这种言论流传开来，对刘邦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明人胡应麟针对韩信之死的评价非常有见地：“神矣哉，汉高之智也！其智之神，盖不惟颠倒一世，且笼络万世而愚之。”（《少室山房集》卷九十六《韩信》）刘邦发明了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说，殊不知，世上正是充满了这种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所以刘邦的目的很容易就能达到。刘邦认可了蒯通之言的作法，巧妙地掩盖了一直以来刘邦对韩信的防范举措。而这一掩盖，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导致了后世对韩信事件的误读。长期以来，人们的思维一直是固定在韩信有反叛汉阵营机会而没有反这个主线上，并因此产生了无数的史评文字及诗歌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胡应麟说刘邦“笼络万世而愚之”的说法，洵非虚语。
因为蒯通的说辞，也因为韩信的临终之叹，人们往往以为韩信是有机会背叛刘邦，成为与楚汉鼎足而三的一股力量。而因韩信的可以叛而终未叛，又加重了他国士的份量，并更加凸显了吕后或刘邦杀韩信的不仗义。但这种认定不是没有问题的。在菜九印象里，最早持韩信不可叛者，当属今人徐朔方。徐先生文革期间在牛棚幽囚期间，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凭记忆写了读史札记，以为韩信绝无独立之可能，因为刘邦的亲信曹参等在其左右形成威慑，足以令韩信不得心生他想（文载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史汉论稿》）。菜九熟悉这段历史之后，以为徐先生之说完全能站得住脚。只是菜九觉得，徐先生此说还有相当多的补充余地。菜九以为，韩信之不叛汉，不仅仅是有曹参等在一旁威慑，而是韩信本身并没有叛汉的本钱。虽然韩信从击魏开始就独立作战，但韩信从来没有一支基本部队。此事颇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韩信击魏击代击赵时，应该将部队大大发展壮大了，而这样经过发展壮大与战争考验的部队并没有始终掌握在他自己手中，而是不停地被刘邦征调走。刘邦征调韩信部队可能有两重用意，一是其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一线时非常吃紧，兵员消耗极大，故需要不停地补充，而韩信统领下的经过战争锻炼的部队，就成为了最合适的充实；一是经过这样不停地调动征用，韩信就始终不能成为一支难以控制的异己力量。事实证明，刘邦这样的做法是成功的。《淮阴侯列传》记此事曰：“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此类调动可能是用这样的形式，即先由辅佐韩信的曹参将部队控制，再移交给刘邦派来接兵员的人。《史记》中有这样的调动痕迹，如《功臣表》记（棘阳侯杜得臣）“以郎将迎左丞相军，以击诸侯”；《樊郦滕灌列传》有灌婴于汉三年前有“北迎相国韩信军于邯郸”的记载；《傅靳蒯成列传》又有蒯成侯周緤“遇淮阴侯兵襄国”之说；上述诸说或都提示汉收韩信军的具体做法。其中的左丞相，指的是韩信，也可能是指曹参，韩信击魏时的官衔即为左丞相，而曹参则是以假左丞的虚职相辅佐韩信，故亦不妨称之为左丞相。只是这个迎军事态是接受曹参的交接，还是迎接曹参的整个部队，不详。从记述上来看，更像是交接，即曹参不再随军、交出了部队的指挥权，如果曹参仍然随军，这样的表述就不合适。灌婴与周緤的情况就比较明确，但没有说从何人手里交接。韩信的相国，也只是个荣誉职位，实际上的相国是萧何，史上萧何之为相国是韩信死后的事，但其位置之重要当以相国视之。最最明确的一次抽调兵员，是刘邦与夏侯婴潜入韩信大营，直接将韩信的军队调走，只给他留下了老弱残兵。韩信击齐之前，其所掌握的原本属于自己部队就是这样一支老弱残兵。击齐时，因为汉调动了大量军队入齐归韩信指挥，才取得了胜利，靠韩信自己的部队是完成不了这样的任务的。韩信在齐期间的主要军事力量肯定不是他的老弱残兵，而是刘邦的精锐部队，只是这些部队他并不能完全掌控，那么他要想背叛刘邦，是没有这个实力的。而当时的各路说客可能并没有认清韩信的真实处境，所以他们的反复进言终归于无效，但在韩信方面应该有这样的考量在内。可惜不乏硕学名儒在内的后世之人，也没有看出韩信的这一实力软裆，千百年来不断为韩信的行为取舍一再感叹，令人啼笑皆非。还有一个问题，这些赞美韩信的人，难道真的希望韩信反叛刘邦吗？需知，正宗的儒家理念对于反叛可是深恶痛绝的啊。因此，为韩信不反而发的感慨，可能也不是这些人的真心，更可能是为韩信最终结局不平而发感慨时的口不择言。
由于刘邦与韩信形成如此模式，韩信长期征战，功勋卓著，却始终形成不了自己的势力，对这种状态，韩信显然是有想法的。灭齐以后，韩信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可能再也不满足于一直没有自己的势力，于是开始向刘邦讲价。汉四年灭齐后，韩信要刘邦封其为齐假王，刘邦当时正困于与项羽相持，见到韩信的提议，大为恼火，差一点就要与韩信决裂。经张陈等谋士劝说提醒，刘邦一步到位，册封韩信为齐王而不是假王。虽然当时韩信对真正实力的拥有仍如以前相仿，但有了王这个称号，还是能形成极大的对韩信本人的社会凝聚力。如果假以时日，韩信是可以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实力的，而到了那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就很难说了。老子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旦有了王的称号，确实是可以形成极大的号召力的，真正实力的形成与壮大，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可能人们也会注意到，韩信拥有了王的称号后，他对刘邦事业的热情下降了，到了楚汉决战之时，韩信甚至放了刘邦的鸽子—爽约不赴战。韩信在干什么呢，史无明证，推测一下，韩信大概在名正言顺地经营自己的地盘，追求增加实力。如果说韩信有背叛刘邦的事实，可能这是唯一能够摆上台面的事例。韩信的这种表现又反过来证明，刘邦对他的防范不是毫无道理的。你有大功，这不假；但你磨洋工，这个也不假。你有大功，是对刘邦重用你的回报；而你磨洋工，则是刘邦对你防范的根据。刘韩两家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只是谁也不说破。不能让韩信形成势力，可能就是刘邦的底线，看来只要不突破这个底线，就可以维持两人的关系。
纵观韩信的一生，他确实没有明确做出反叛的行动。但韩信是否真的不想反，因没有确凿的证据，菜九不便妄言，王夫之说韩信须臾没有放下反叛之心（参见《读通鉴论》卷二），或失之武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刘邦一直在提防着韩信会反这一可能的，而最有效的提防措施莫过于不使韩信拥有反叛的本钱。毕竟韩信只是个刘邦事业的半路加入者嘛，刘邦对其不完全放心也是情有可原的。按韩信自承的刘邦对其解衣推食的待遇，刘邦对韩信的亲近关爱应该是确凿无疑的。那么，刘邦就是在对韩信亲近信任重用的同时又严加防范，严加防范的同时又亲近信任重用，两者并行不悖，手段相当高超。亲近重用，是因为韩信非常有才华，能为刘邦的事业建功立业；严加防范，是因为韩信毕竟不是最早追随刘邦打天下的那帮老弟兄，没准会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刘邦很是不放心他。可见，亲近信任重用中，亲近与重用是货真价实的；而信任是有条件的，也是可控制的。所以历史记载中就常常出现刘邦在使用韩信为其略地拓疆期间，又频繁地从韩信处调兵的场面，这就在客观上使得韩信难以坐大。到了与项羽决战时，刘邦许诺封韩信为齐王并划定地盘，同时封彭越为梁王亦划定地盘，这样才调动二者参加会战，终于击败项羽。而汉刚刚击灭项羽，刘邦立即就赶到韩信的大营，夺了他的军权，使得前不久还拥兵自重的韩信，又回到先前缺乏实力的状态。从这一举动可以看出，刘邦对韩信是盯得非常紧的，基本上不留给韩信在拥有实力时有稍许的从容。紧接着，到了天下平定论功行赏时，又将韩信调离齐国，改封楚王，刘邦的公开理由是义帝无后，以韩信为楚王承续其香火，但真实的意义在于，韩信已在齐地经营了一段时间，齐地人口众多，远甚于楚，改封韩信为楚王，实为调虎离山之计。据徐朔方先生考证，韩信封楚实得八十九邑，数量上超过了齐之七十余邑。看起来韩信的地盘更大了，但在国力上应该是下降的。因为秦末之楚乃边陲之地，人烟相当稀少，八十九邑之人口，远少于齐地的七十余邑。所以刘邦对韩信搞了个明升暗降，化解了潜在的威胁。韩信是一个练兵高手，他的部队不断地被刘邦调走，但不需要过多久，他又能练出一支精干的部队。因此，即使韩信到了人口比齐地少的楚国之后，刘邦仍然是不放心的。何况韩信在楚地礼贤下士，招降纳叛，收买人心，其意欲何为，后面的事还真难说得很，于是便有了韩信的云梦之擒，废王为侯。可以说，自此之后，韩信才不再成为刘邦的心病，刘邦这才彻底放心了。
四、韩信遭遇双重莫须有
前面说过，韩信死案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而韩信的云梦之擒，同样也是个莫须有事件。两个事件的罪名，都是反叛，看来反叛这个罪名注定要阴魂不散地纠缠着韩信的余生，并最终要了他的命，而且还要延续到韩信的身后，或让人指责，或让人感慨。韩信的云梦之擒，事见《淮阴侯列传》、《陈丞相世家》、《高祖本纪》，而这三家记载颇有出入，其中有假史存焉。而且从这里开始，韩信的事迹的真伪更成问题，需要推敲之处颇多。比如这个事关云梦之擒的假史，亦是真假参半，且各有各的假。其中主要的假，还是假在韩信之叛上。这三个材料如下：
项王亡将锺离眛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後，亡归信。汉王怨眛，闻其在楚，诏楚捕眛。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人或说信曰：“斩眛谒上，上必喜，无患。”信见眛计事。眛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於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後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淮阴侯列传》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阬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於陈。陈，楚之西界，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後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毋声！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还至雒阳，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陈丞相世家》
十二月，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会诸侯於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是日，大赦天下。《高祖本纪》
锺离眛的事，仅见于韩信的传，而不见于另外两个记载，未必属实。据书剑和谐兄引网上诸文作《钟离眛之死》指出，钟离眛之死此前已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汉五年九月，“王得故项羽将钟离眛斩之”。此王即当时的楚王韩信，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是汉高祖刘邦（菜九在十多年前就做过《秦楚之际月表考释》，居然未涉及此条，惭愧）。汉五年九月之后还有一个后九月，也是汉五年，距汉六年尚有一段距离，距韩信之擒的六年十二月之后，就更远了。因此，锺离眛之死似乎与韩信之擒没有必然关系，至少不是同时发生的事。那么，《淮阴侯列传》中说得活灵活现的韩锺对话，并将时间记为汉六年刘邦出巡之前，就有栽赃的嫌疑了。在史料珍稀的情况下，亦不妨认可韩锺交好而藏匿的情节，至于锺离眛是否为韩信供出去的，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即锺离眛之擒，应该是汉诏楚捕之的结果。但因没有实据，就只得存疑了。退一步说，即使真有像列传所说的韩锺谋反商量，锺离眛已被逼死，韩信自己是不会说出去的，所以此事为汉政权捏造的可能性居多。设想，如果汉政权真正掌握了韩锺商量这内容，韩信之罪名就不完全是莫须有了。无论事情的真相怎么样，出自汉政权的锺离眛死难场面，对韩信的历史形象多有不利。因为锺离眛已于数月前就被韩信处死，当时的韩信是不可能感受到了汉政权的压力的，这表明锺韩私交并不像列传所记的那样好。根据刘邦不追究季布罪行的事迹来看，若韩信与锺离眛真的私交深厚，应该也是在刘邦的容忍范围内的，如果韩信能说动锺离眛愿意为汉政权效力，刘邦也不见得非要追究他的战犯罪行。
锺离眛事迹提示，《淮阴侯列传》所说的韩信在云梦被擒前有欲反的企图，亦不足采信。且不说韩信未必有反叛之心，即使真有反叛之心，至少在那个时候，他应该没有做好反的准备；至少在刘邦方面，查不出韩信反叛的任何真凭实据。进一步来说，如果韩信真的有反叛的事实，处理起来也不会像这个样子；而韩信如果真有反叛的把柄抓在刘邦手里，日后两人也不会相安无事。根据现有史料来看，韩信的最后几年相对是比较闹情绪的，不太像有把柄被人捉住的样子。
本纪与世家都有刘邦部将欲武力解决韩信之楚的记载，但这种记载也是靠不住的。刘邦陈平的对话，以为楚兵强于汉兵，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楚强于汉，那是项羽之楚，而非韩信之楚。韩信从归封到被擒，时间应不足一年。他从齐王转为楚王，并没有带军队就封。在和平年代，韩信在楚国也不应该招募大量的军队。所以，即使楚国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跟汉政权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虽然最终刘邦采用了陈平提议的方式，显然好于动武的方案，但说汉不敌楚，那就明显不对了。
韩信之擒的具体时间，当以《荆燕世家》汉六年春为准。而上述三个记载只有本纪给出明确时间，也不过说是十二月有人上书，捉拿韩信的具体时间则没有交代。根据《陈丞相世家》所说的“与功臣剖符定封”一说，则韩信之擒的具体时间可以缩小到⑴汉六年十二月甲申之前，⑵六年十二月甲申到六年正月丙午之前这段时间里。六年十二月甲申之前，感觉上太仓促了。因为从上书到部署出巡要花一段时间，感觉时间太紧了。幸有《荆燕世家》在，完全排除了十二月的可能性。至于后面这个时间下限，是因为刘邦之弟刘交为楚王—即楚元王、刘邦同宗刘贾封为荆王，正是在正月丙午。表明韩信已被擒而让出了楚王的位子，而其旧封之楚分为荆楚二国（事见《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与功臣剖符定封”之说，给人的印象是汉第一次封功臣，实则在此之前也封过一批。就是在六年十二月甲申，这一天曹参、靳歙等十余功臣受封，正月丙午这一天，受封的功臣就更多了，像樊哙、张良等人都是丙午这一天封的。而韩信也不是在正月丙午日受封的，据《功臣表》，韩信封侯是汉六年四月，也就是说，并非如世家与列传所说的一到洛阳就赦罪为侯，而是又拖了至少三个月。
世家与列传说韩信一到洛阳就赦罪为侯，与《高祖本纪》明显不同。《高祖本纪》所记似乎更加具体，其曰：“是日，大赦天下。”这个记载非常有内涵，即在抓捕韩信的同时，就赦免了他的罪行。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反叛一说，实为让韩信腾出位子。所以，根本不存在汉政权觉察到韩信要反叛，只是为了消除韩信可能反叛的远期隐患，而将反叛之罪名强加到韩信头上，以达到撤销韩信楚王的目的。记载刘贾事迹的《荆燕世家》也称“废楚王信，囚之，分其地为二国”，则废韩信楚王的行动不像是因为他要反叛，完全是汉政权要收回楚地交给自己信得过的人。司马迁的互见法记载非常有价值，于此可见一斑。即以韩信之擒来说，此事为刘邦方面策划的一件大事，刘邦是主动发起方，陈平、韩信只是承应方，其最核心最要害的问题，就被记在刘邦的资料中了。抓捕的当天就赦其无罪，刘邦的做法似乎是，韩信你这个人在外面让我实在不放心，至于谋反与否，并不那么重要，就委屈你一下吧，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在韩信一方当然非常不爽。韩信可能会想，你要我让出位子，也犯不着用这个罪名嘛，完全可以商量嘛。而在刘邦一方，不如此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事情又哪里是可以跟对方商量的？谈崩了怎么办；就算韩信同意，又如何昭告天下—-我对韩信不放心，所以要他把这块地盘让出来—-显然行不通嘛。因此，韩信日后一直不开心，并从来也不掩饰，刘邦都不予计较，其中的原因双方心知肚明。即使是抓捕韩信的现场对话，也反映了这样的内涵。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从这个现场对话来看，韩信肯定没有任何反叛的准备，所以梗着脖子说赌气话，口气也相当地冲；刘邦的应答显然也只是个场面交代话，纯属敷衍，没有实质性内容。所以，韩信当时的不反是肯定的。只有这样，韩信才可以当场对刘邦使使性子，发发态度，也不会有什么大碍。韩信明显是这场游戏中吃亏的一方，刘邦也就不会再找麻烦。
综上所述，韩信云梦受擒、废王为侯的历史记录虚假的成分太多了，显然这些虚假来自于汉政权。但是无论韩信的罪名是否为汉政权造假，最终的结果就是韩信的王位是彻底没了。韩信云梦受擒、废王为侯之后，刘邦对韩信的防范游戏，至此也应该落下帷幕，刘邦再也用不着为防范韩信而大操其心了。此事有史料为佐证，当时就有臣下以此为贺，以为韩信之擒与刘邦定都关中，同等重要。看来，当时的朝野上下都意识到韩信问题的解决，对稳定汉政权的重要性。那么，韩信的所谓反叛，就如同燕王臧荼之反一样，实乃是一个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一个罪名。因为韩信是汉阵营的中坚力量，且其所谓的反叛并不能坐实，于是就出现了罪名很重、处置很轻的奇特现象。日后韩信受封为淮阴侯，也只是一个荣誉闲职，却始终没有归封（《功臣表》上也没有给出受封户数，表明此封号只是个虚衔，属于享受待遇，而没有实质性的封赐），一直在京城刘邦的左近，应该说已丧失了反叛的机会。以韩信之英明，绝无可能以自己所掌握的区区家丁发动叛乱。所以司马迁用了“天下已集，乃谋畔逆”的措辞，就隐含了对韩信反叛一事的不采信（而此一逻辑亦可套用到燕王臧荼身上）。后世的学者也就顺着司马迁闪烁其辞的评价，不接受韩信会选择反叛这条路。
三个记载都有人有上书告反的记载，然告反者究竟为何人，不详，可能属于当局凭空捏造的诬陷栽赃，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比照最终韩信死难，也是有人告反，此人有名有姓有来历，后来还封了侯，为慎阳侯栾说。所以导致韩信云梦之擒的这个语焉不详的告反之人，如果不是子虚乌有的话，让菜九来猜测一下，这个人可能就是吕后。她当时跟刘邦说，韩信这个家伙，陛下可要防着他一点啊。正好刘邦也有这个心病，所以就用陈平之计，把韩信的王位给废了，收在身边，永绝后患。至于查获出反叛罪状没有，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当时的局势需要废除韩信的楚王，无论他真叛假叛，都不影响这个程序。也许是刘邦对韩信在楚地感到不安，但韩信规规矩矩无处下手，吕后知此情状出计曰何不干脆告他个反叛。刘邦受此启发，才向朝臣询计，才有了后面这些结果。所以《吕太后本纪》所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岂虚言哉？而到了吕后日后又以反叛之名处死韩信，刘邦也就说不出什么了。他总不会因这个事情，跟吕后闹翻。再说刘邦在韩信事件上也是有责任的，第一次你听信了吕后毫无根据的诬陷，第二次你也只能接受她毫无根据的杀人。
但绝无可能反叛的韩信，最终还是死于反叛罪名，这其中的猫腻亦不难指认。前面已经说过，陈豨与韩信密谋反叛属于汉政权诬陷，而韩信舍人之弟告发，亦可能是吕后制造冤案的固定套路。徐业龙先生有论曰：舍人弟所以要告发，是因为韩信要杀他的哥哥，怎见得舍人之弟不是诬告？如果韩信真欲谋反，舍人之弟又怎能知道如此重大的机密？韩信难道会如此粗心大意？而徐业龙先生对吕后除掉彭越一事的分析，对韩信一案颇有启迪。其曰：继韩信被杀之后，梁王彭越也被擒获问罪，刘邦把他贬为庶人，流放到巴蜀。彭越入蜀西行到郑，适逢吕后从长安往洛阳。彭越见到吕后，向吕后流着眼泪诉说自己无罪，并请求吕后能替他讲情，把他放回故乡昌邑。吕后假惺惺地答应了彭越的请求，带彭越一同回到洛阳。到了洛阳，吕后对刘邦说：“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吕后遂指使彭越的门客诬告彭越要谋反，把彭越连同其宗族全部杀戮。正如燕王卢绾所说:“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氏计……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均见徐业龙《仓皇钟室叹良弓——韩信“谋反”冤案评析》）此事提示了吕后诬陷功臣的手法，也表明了韩信之死在当时就没有骗过上层人物。联系到韩信之死，韩信在临刑前的喟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也明确把这个杀身之祸归咎于吕后。
没有叛乱行为，且没有叛乱实力的韩信，不构成对汉政权的威胁，在刘邦方面也没有非让韩信死的内心冲动，因此，韩信是可以不死的。当然，在韩信拥有实力，也数度让刘邦有所不满的时候，刘邦或者会生出对韩信的严厉惩戒之念。只是事过境迁之后，人的心态是会发生变化的。因此，在韩信失去实力后，他是有望在刘邦的屋檐下平安终老一生的。只是韩信的最终横死，可能确实不在刘邦的设计中。而韩信一死，受伤的就不仅是韩信，刘邦一世的英名也因此而受到严重损害。
五、韩信的所谓取死之道
前面已经说了，韩信原本是可以不死的。那么，是否韩信有取死之道呢？史书上韩信案之始末较为详尽，前面已经说过，这种出之于汉官方的记载尽管详尽，但漏洞百出，不足为据。然而毕竟司马迁对韩信案作出了评价，并因此而引发了无数感叹与探讨，所以韩信案还是需要深入探求。司马迁列传赞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韩信之死的原因，他本人要负部分责任，这个责任，菜九暂名之为取死之道。司马迁在记叙了韩信的一生后，作此总结，应该是考量了韩信全部事迹的盖棺定论。但在菜九看来，这个评价的重心，应该是落在韩信废王为侯之后的种种表现。因为战争期间弄出来的不愉快，固然也是韩信与刘邦的矛盾所在，但毕竟事过境迁，也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就是俗话说的那样，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所以关键的事情应该发生在韩信的最后岁月。这个最后岁月，指韩信于汉六年被擒失王，至汉十一年被杀，时间长达五年，但期间事迹寥寥，略如下：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从云梦之擒，到死案发生中间，就这么一点点记载，而就这寥寥数事、区区二百字，竟然处处表现了韩信的不爽，这倒是符合“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的评判。司马迁所知，绝非此数事可限，可以想见，韩信失王位后的勃勃不平之气真是无处不在啊。但菜九觉得，就在这区区二百字中，也含有不小的传说成分。比如，涉及到樊哙的事，就更像是传说而非事实。在现有史料中，樊哙似乎从来就没有隶属过韩信，像刘邦擒韩信前征求诸将意见，诸将曰：“亟发兵阬竖子耳。”说这话的可能就是樊哙，因为日后吕后欲征匈奴，樊哙主战时就是操这副腔调。云梦擒韩信，樊哙也在场，当然，在场的武将不止他一人，郦滕灌靳等均在。所以，虽然不能据此就将鼓动武力解决的提议坐实给樊哙，但因此而指出其对韩信的恭敬可信度不高还是可以的。“亟发兵阬竖子耳。”这个句式，在黥布反的时候也表达过，看来刘邦朝中好大言谵谵者人数不菲啊。
这个记载也交代了“多多益善”这个成语的出处，此典故产生于刘邦与韩信的一次私下里议事。在这次私下议事里，刘邦与韩信讨论了手下将领才干之优劣。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文本中用的是“常”字，古时常与尝通。尝表示曾经，常则为经常。但无论司马迁的用意是曾经或者经常，只要刘韩两人能私下里讨论这种事情，足见刘邦没拿韩信当外人，还是属于非常信得过的。而韩信对刘邦的回话也非常随便，且没有顾忌。此情此景既表明了两个人的关系仍然是非常熟络没有客套，也表明在只有两个人的场合，不太注重上下尊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是失意的韩信在与刘邦的交往时也是非常坦然不拘，一些不能放上台面的话，也可以无所顾忌地讲了出来。韩信对刘邦的不爽，借这个机会表达了出来，而刘邦对韩信的冒犯也一笑了之。另外，虽然韩信说刘邦不善将兵，但也认可其能将十万，而到了十万这个层面，已不能算不善了。至于善将将这一点，韩信与刘邦的差距就非常大了。韩信带兵数年，没有培养出任何一个高级将领，此事颇为可怪。高祖功臣一百四十多，绝大多数有战功，居然没有一个是韩信从基层培养出来的。功臣中有几个齐降将、赵降将是韩信的部下，但他们加入汉阵营时的起点就非常高，不能算韩信培养的。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韩信若要反叛，成功的希望是多么渺茫，这也反证了韩信之不可叛。韩信的言论也表明，他对刘邦本人是服气的，他坦陈输给刘邦的原因，实际上也是表明了他自己是绝无反意的。因此，强势的刘邦可以容忍韩信的冒犯，而处在不爽位子的韩信也知道他的冒犯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不冒白不冒。司马迁“伐功矜能”的评价，可能就是指的这类场合。在韩信的余生，因免不了会与刘邦经常照面议事，这类言语冒犯估计少不了。虽然在刘邦而言，韩信的每一次不恭敬都是在他容忍的限度内，但累加起来，就非常不爽了。所以，韩信不爽过后，也轮到刘邦不爽了。如果硬要把这种不爽算作为韩信的取死之道，也勉强能成立，但以刘邦的为人，尚不至于因此而萌生杀心。
可能后世的人们也看出仅凭韩信的后期表现，还不足以当得起司马迁“伐功矜能”的评价，于是，后人就将此评价向前延伸，一直延伸到楚汉战争期间韩信讨要假齐王及会剿项羽失期上面，发表了众多的评论，此不赘。只是此类评论多则多矣，可惜并不因为多而成立。不能说人们的这种判断没有一定的道理，但那些事情距韩信之死毕竟久远，时间长达六年甚至七年之久，距韩信失掉楚王之位亦有五年之久，须知，刘邦与韩信认识总共还不足十年时间，那些特定瞬间发生的陈年旧事真能影响到这么多年之后的行为吗？可疑啊。如果让菜九下判断则是，刘邦知道韩信不会反，韩信也知道刘邦不会杀他，所以韩信的临终叹息，也只归咎到死于儿女子之手。
因为韩信的所谓反状实在难以置信，所以后世的文人就将其战争期间的不合作行为当作反叛，但菜九说过，那些陈年旧事，应该不是致命性的，不应该成为其送命的理由。诚如芦信韵先生所说，后人看历史，总是难免“倒放电影”，用后来的事去推想政治家们当时的决策考虑。在韩信问题上，倒放电影的结果，就好像刘邦早就起了杀心，一直熬了六年之久，才最终动手将韩信杀害。难道豁达大度的汉高祖，真会这样做吗？但不论刘邦会不会做，韩信最终还是死于反叛之名，那么最要命的问题是，韩信究竟是谁主导杀掉的？简言之，韩信死案中，刘邦到底是幕后主谋，还是毫不知情的受害者，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对刘邦不利的情况是，很难想像吕后会自说自话地去杀韩信，在他人看来，她一定是在刘邦的授意或日常熏陶下产生了锄掉韩信的念头的，大概刘邦夫妻在平时没少谈论韩信存在引起的隐忧，所以吕后会以为锄掉韩信，是符合刘邦意图的。比较可能的一个场面就是，刘邦特意让吕后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处置韩信。这里有秦二世杀害十公子的前例可循，借故外出，让留守主事者处之。此事发生不久，估计会对后世有影响。也许刘邦就是借鉴了秦二世的套路让吕后为他分谤的。如果没有刘邦的指使，吕后如何敢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对刘邦有利的情况是，韩信的威胁已完全化解，韩信的存在已丝毫不能危及其统治。上述史料中仅存刘韩议事的场面，也提示了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敌对，所有的事都可以摊开来说，像韩信失去王位这样的事，都可以不回避，也证明了两个人的关系至少不是不共戴天的。那场对话不像是君臣，更像是两个老友在相互揭短，过完嘴瘾之后，就一笑了之。从这种轻松的场面来看，刘邦丝毫没有要杀韩信之征兆。韩信甚至可能会时常这样表示不满，你无中生有编造谋反罪名，这样对我也太不够意思了，不像个老大的作为。就刘邦韩信当时的情况来看，韩信已属于吃亏的一方，所以他有资格发牢骚讲怪话，“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刘邦则因为做了过度的防范措施，难免会有些气短，对韩信的“日夜怨望，居常鞅鞅”，也只能听之任之。要让菜九来说，刘邦不至于对韩信下毒手，没有韩信，还真寂寞呢。何况韩信也不是完全跟刘邦对着干，他毕竟还跟张良一起整理兵法嘛。《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专门记述：“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这表明韩信也不是光说怪话不干活，他还是在做刘邦布置的工作嘛。但韩信从来不参加刘邦组织的军事行动，最后陈豨反叛拒绝出征，也只是延续了以往的轨迹而已。远离军权远离战线，既是一种消极怠工，也是一种避嫌远祸的姿态。因此，韩信的被杀，不仅是当事人韩信知道是吕后为罪魁祸首，当时的重要政要卢绾等人也知道这一点。韩信、卢绾都是对刘邦有着深刻了解之人，他们的判断应该不会太离谱。韩信的“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弄得刘邦很难受，就难免会在吕后面前有所流露，以至于吕后有可乘之机，可能这就是韩信的所谓取祸之道。那么，吕后为什么非要杀韩信不可呢？难道吕后能从韩信之死中受益。于是，判明韩信之死的受益者，将有利于对韩信死案的研判。
谁是韩信死案的受益者？表面上看，肯定是刘邦，因为韩信的存在让他感到威胁。但前面的研讨，已基本排除了韩信威胁。如果要用秦二世的办法，也不一定要等这么久，在汉七年韩王信之反时就可以用这个办法了。吕后是此案的受益者吗？吕后的受益至少在当时看不出来，吕后所为，不过是为了刘邦排除隐患罢了，这是吕后对刘邦的忠心所致。事情真的是如此吗？菜九以为，刘邦在此案中不仅没有受益，反而也是个受害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没有过硬证据的情况下，杀韩信是一件大大失分的事情，此事正是刘邦要千方百计去避免的事。就像当初的鸿门宴，明明是刘邦自己在分封方案上签字画押的，但日后反悔反出汉中，就要千方百计把这个签字画押过程隐瞒掉，这表明其日后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正当，甚至是相当不光彩的事，所以才要百端遮掩（详情参考拙作《千古不散鸿门宴》）。韩信的事亦当如是观。且不说韩信丝毫没有反叛的可能，就以刘韩两人关系尚属投缘来说，也无须置韩信于死地。而据菜九的研判，吕后在杀韩信一事上，是有着有利于自己的考量的。虽然这种考量是基于“倒放电影”式的推断，但刘吕斗法已经在杀韩信之前就开始了，而杀韩信一事，应该是刘吕斗法的内容之一。吕后在此事上损害了刘邦的利益，刘邦也只得默默忍受，吞下这一苦果。韩信死案及刘吕斗法实在太复杂，不引入“倒放电影”的办法，根本就玩不转。而一旦“倒放电影”，就小儿死了娘—-说来话长矣。
其实韩信一案的“倒放电影”，并非始于菜九，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么做嘛。不倒放电影，历史考证或推测就无法进行嘛。就以吕后是韩信之死的受益者一说，据菜九所知，最早倒放电影的是明人何伟然等，如明人何伟然所纂、吴从先所定之《史轮广快书》卷八《韩信论》就以为，“信固知汉王之必不杀也”，但他成为吕氏篡汉的障碍，所以招致杀身之祸。确实，从刘吕斗法的最终结果看，以吕易刘是吕氏的终极追求，而且最终布局几近完成，只是功败垂成而已。菜九曾作《吕太后的婚前协议》及《汉孝惠帝身世成谜》，其中花费了不少笔墨讨论了刘吕两家的恩怨及刘吕斗法的内容。具体详情可以网上查找，现略述一二。刘邦因与吕氏家族可能有约定在先，所以给了吕后这个合伙人的代表以较大的权限及崇高的地位。但刘邦发现惠帝刘盈很可能不是自己的骨肉，便起了换太子之心，此举也是阻止刘氏江山落入吕氏手中的最有效手段，事情在韩信死案之前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刘邦临终之前，因吕氏家族的顽强阻挠，最后刘邦不得不放弃此议。从吕后揽权到主政时期的作为来看，以吕易刘工程始终在大力推进，吕氏子弟大批无功封王封侯，而韩信这样的大功臣的存在，无疑会使此类事情颇不方便。所以将吕后定性为韩信一案的受益者，并非无稽之谈。至于吕后为何没有利用汉七年韩王信之叛刘邦出征这个机会除掉韩信，是因为当时其兄吕泽还活着，刘邦也还没有开始废太子行动，吕家的地位稳如泰山，根本未显现权力地位行将丧失的任何迹象。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必要杀韩信的。而到了杀韩信的汉十一年，吕泽已死，刘邦废除太子之举虽然受挫，但其废除太子之心始终未泯，所以吕后也在伺机削弱刘邦的势力。杀韩信一事，虽然不触动刘邦的核心利益，但可以造成对刘邦的某种损害，所以吕后就抓住刘邦不在的时候出现的机会下了毒手。
再从吕后与刘邦的比较来看，无端杀害韩信也符合吕后的为人，而不像刘邦的为人。后世之人常常以为刘邦是个心狠手辣之人，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刘邦的长者风范，在他的时代是个招牌式的标志。既然是招牌，显然不是靠做作所得，而是发自本性的一种一以贯之的行为模式。刘邦的这种禀性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其近臣可以对其不敬，而无须担心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像周昌就敢于顶撞刘邦，但面对吕后的责骂，则一声也不敢吭，原因很简单，就是刘邦不会真的跟你过不去。而吕后就不同了，那可是真正的心狠手辣，什么歹毒的事都能干得出来，所以万万不可得罪。所以，韩信临死前料定是吕后而不是刘邦要锄掉他。因为韩信久居都城，刘吕斗法的事应该有深刻的认识，他的存在显然不利于后刘邦时代。而这个所谓的不利，就是对违背刘邦的路线另搞一套的不利。所以，吕后杀韩信是有利可图的，定其为杀韩信的主谋，并不能完全视为菜九个人的想当然。
那么，关于所谓的韩信取死之道，是否可以做这种考量，即因为韩信的存在被吕后视作日后把持国柄的某种障碍，所以招致了杀身之祸。或曰：韩吕两造素无交叉，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何以至此？韩信的存在不是韩信的错，但韩信的存在碍了某些人的事，这就是韩信的错了。此论是耶非耶，姑且聊备一说吧。
六、韩信之死的后续反应
韩信之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打破了汉政权与异姓王共天下的和谐局面，成了汉政权清理异姓王和同盟者的标志性事件与开端。另一方面，因为汉政权对韩信一案的罪名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使得异姓王产生了对汉政权的极度不信任，从而引起恐慌，难免会有相应的异动，这种情况的出现，加剧了汉政权对异姓王的清除。彭越之死，与黥布之反，就是在韩信案发生后的大背景下催生的。因此，汉初三位一体的汉功臣之死，都与韩信之死脱不了干系，甚至日后的卢绾之叛也与此有关。
在韩信死前，各异姓王按惯例都要入都朝见的，彭越、黥布也不例外。这种情况说明，这些异姓王对汉政权是信任的，没有感到会有安全上的问题。《魏豹彭越列传》记彭越于汉六年、九年、十年皆朝长安，就说明了汉与各异姓王相互之间有着充分的信任。而彭越与其属下扈辄谋反的商议，可能发生在韩信将死之前或与处死同步。当时的情况是陈豨反叛，汉“徵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汉征陈豨，梁发兵至邯郸，汉派人责备梁王，这样的过程为时不短，可能于此期间，韩信已被吕后处决了。彭越因刘邦生气，所以拟前往谢罪，但遭到扈辄的反对，便有了一段谋反对话。从史料上看，这种谋反对话，只是彭越属下发起，旨在怂恿彭越造反，彭越本人并没有做出明确表态，估计也不会有相应动作。彭越最终被定罪为反叛，是其内部人的告发。这个内部人，即梁王太仆的告发过程也使人摸不着头脑，贸贸然就来这么一下子，而汉抓捕彭越的过程更奇怪，像是老鹰捉小鸡一样，派了若干人，空降到梁地深入王宫，一下子就把彭越给抓走了。如果真要谋反，哪能像这样疏于防范啊？彭越轻易就被抓获一事，也从侧面提示了要谋反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而汉政权调查确认彭越反状的记载，也并不令人信服。汉政权的审讯是怎么回事呢？这有赵王张敖的审讯为参考，为得到赵王张敖反叛的实据，赵相贯高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像贯高这样经受住严刑拷打而不松口的硬汉千古罕见，如果彭越的反叛证据也是这样得出的，则根本不具备可信性。不过，在韩信冤死的形势下，彭越是非常可能为将来的事做出某些打算的，换言之，就算彭越当初没有承允其属下的造反提议，但后来还是为了防范突发事件做了相应准备的，这个准备时间，或者就在韩信死后进行。推测一下，大概韩信之死，让彭越感到不安，便做出相应准备以求自保。所以汉廷的调查审讯的所谓有异心的证据，极有可能是彭越为自保而作出的一些自我保护措施，只不过这种自保措施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谋反。
到了所谓的案情大白后，对彭越的处理形式，也体现了刘邦的为人——“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所谓如法，就是可以问斩。但刘邦念彭越有过大功，就没有按制度办，而是赦其死罪废为庶人，留他一条命，发配四川。联系到韩信案，如果让刘邦处理，即使谋反证据被确认，可能也会赦其死罪，免为庶人的，何况还没有查到过硬的证据。所以说，嗜杀不符合刘邦的性格，总会给人留活路的。刘邦的这种特性，我们在彭越案的发展过程中还会看到。
也该彭越倒霉，在从洛阳前往四川的路上，他碰到了吕后，因为彭越可能确实没有反意，所以其自觉冤枉，想通过吕后向刘邦讲情，改变流放四川，争取回到故乡昌邑。吕后假意承应，但到了洛阳见到刘邦，吕后提议杀掉彭越。然后吕后上下其手，重新开案，令人构陷彭越谋反，最终诛杀彭越，且夷其宗族。这里的冤情是显而易见的，赋闲在家的高官韩信都没有可能反叛，废为庶人的彭越要反叛岂不是天方夜谭？刘邦最终听信了吕后之谋而族灭彭越，表明刘彭之间原本并不融洽，至少刘邦对彭越的生死并不十分介意。可能汉政权自认为把彭越一案做成了“铁案”，所以明令无论官民，不得祭奠彭越，违者重处。彭越的部下栾布，甘冒朝廷禁令前往哭祭彭越，刘邦原本要烹栾布，及听其解释，不仅释放了栾布，还封他做了朝廷的都尉。栾布是怎么解释的呢？无非是为彭越表功，其曰：“方上之困於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亨。”应该说，栾布所说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就彭越的重要性而言，其实也没有达到栾布所说的程度。战争期间，彭越与刘邦结盟，但这种关系并不稳定，彭越主要在楚汉之间搞骑墙，有时候他也会投靠项羽那一方，而更多的是偏向刘邦一方，无论其倒向哪一方，都没有出现“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的局面。刘邦可能认可的是“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的说法，而即使是最后的决战关头，也没有看到彭越的作用何在。决战的战场情况《史记》有专门描述，没有提到彭越担当了什么任务，可能彭越的作用主要在战场以外，即后勤保障方面。分析彭越战争期间的表现，旨在说明栾布所说并不完全切合实际，而即使是这样的说辞，刘邦也接受了。可见刘邦的厚道，其内心深处是感念那些立有大功之人的。但彭越没有彻底享受到刘邦的宽厚，他在战争中的具体功劳还是被历史泯灭了。
黥布之反，是紧接着韩信之诛与彭越之死而发，其列传记此事曰：“（汉）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此记载表明吕后诛彭越一说是当时的共识，是为公论。刘邦所起的作用，可能就是默认了吕后的做法，一切由吕后做主施为。依菜九之见，刘邦当时最耿耿于怀的大事是更换太子，对于诛异姓王兴趣不大，所以刘邦不应该是这种事件的主使人。如果刘邦身后吕后真的搞出以吕易刘的把戏，异姓王的存在，反而是一种巨大阻力。因此，族灭彭越之后又搞这种惨无人道的人肉酱把戏，无异是激变黥布。这盘棋下的也实在太大了，太过匪夷所思了嘛。刘邦与彭越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啊，看其义释栾布，应该有矛盾也远没有到切肤之痛的程度。根据日后吕后对戚夫人的残忍行径，将彭越剁成肉酱的做法，更像是出自吕后之手。只是不清楚刘邦怎么就会允许如此惨剧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难道刘邦的权力在其生前就部分度让给了吕氏，无解。
黥布之反的过程非常类似韩信、彭越之“反”，只不过黥布是真的反了。其导火线也是部下告发。刘邦与萧何并不相信前来告发黥布的淮南国中大夫贲赫，甚至将其关进大牢。但韩信彭越之死对黥布的刺激太大了，加上贲赫的逃亡加重了黥布的恐惧，于是真的反了。
黥布反后，卢绾也与尚未被平定的陈豨取得了联系，为自己的未来作退步打算，这里面也有韩信死于非命及彭越结局的影响。虽然刘邦与卢绾关系笃厚，但韩、彭事件，让卢绾及其部下看到吕后已逐渐在政坛上发挥影响，他们担心自己会步韩、彭的后尘，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一定的谋划，这既符合人之常情，也是当时情形下的应有之义。
纵观彭黥之反的过程，不难看出这里有一个问题，即韩信被废王为侯之时，彭、黥等人并没有恐慌，照样定期前往长安朝见刘邦，全然没有安全问题的顾虑；而是到了韩信被处死后，他们才开始恐慌。其中的原因应该是，虽然说是同功一体，但彭、黥两人与刘邦的关系，与韩信有所区别。韩信是刘邦真正意义上的部下，而彭、黥只是刘邦的盟友。刘邦处置韩信，即使不甚得体，那也是汉集团内部的事，对彭黥等盟友影响不大，所以彭黥等仍然可以安心做他们的王，该干什么干什么，像前往汉廷朝拜皇帝这种事照做不误。尤其是刘邦在擒获韩信的当下，立即就赦免了他的罪，在彭、黥等人看来，更像是汉集团内部的一种游戏，他们做看客可矣，心惊则毫无必要。但到了汉无故诛杀韩信，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不再是集团内部的游戏了，而是动真格、开杀戒了。彭、黥、卢等人，可能在韩信死后，开始启动自保的预案，而这种防范措施，也就授人以口实，最终或者因此构罪，或者因此而进行实质性的反叛。
菜九以为，虽然彭越的所谓谋反，实质上是当权者的猜忌，并没有能摆上台面的反状，但刘邦处死彭越的意愿肯定强于处死韩信。按菜九的判断，彭越与韩信有一不同之处，即彭的领袖气质强于韩信。菜九理解的领袖气质，就是有相当大的个人魅力，可以迅速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定的凝聚力。从彭越的发迹史来看，这种判断不算离谱。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即使是彭越蒙冤被贬黜后，刘邦仍然听信了吕后之言，要了彭越的命。大概像彭越这种容易激发人气者，即使远逐到四川，也让人不放心。所以彭越虽然也像韩信那样属于可杀可不杀，而刘邦最终不仅选择了杀，而且还把功劳抹杀殆尽。至少在彭越问题上，刘邦的责任是不容推卸的；而删除彭越功劳，保留韩信功劳，也应该是刘邦的主导。
七、韩信的幸与不幸
韩信的不幸是显而易见的，功大罪小甚至无罪，竟被处死灭族。但韩信的不幸之中又有非常之幸，这一点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史记》列传排序很有意思，自魏豹彭越起，黥布、淮阴、韩王信、卢绾、陈豨这些被立传之人，一个不拉地都被冠之以反叛之名。到了汉平诸吕，吕氏也成了反叛者，而吕氏的最大功臣吕泽亦死于韩信之前。所以，汉初的反叛群体应该包括吕氏在内，放眼望去，汉初的反叛真是蔚然壮观的一大串啊。如果将这一大串作为一个群体考量，一下子就可以看出，除了韩信之外，其他人对汉定天下的功劳要么荡然无存，要么所剩无几、非常模糊，像韩信这样功劳显赫，轮廓清晰者，真是绝无仅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格外的幸运。这其中的奥秘实在是耐人寻味啊。这些与韩信同样被宣布为反叛的其他人，他们在汉初的排名靠前，表明他们的功劳较大（可能卢绾要除外），地位显赫，与这种地位相比，他们的战功之贫乏就显得格外突出，基本乏善可陈嘛。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造成这种巨大反差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反叛，所以他们的功劳被汉当局尽可能地删除了。独独韩信保留了大量功劳的记录，也间或表明汉当局在暗示韩信并没有反叛。
只要简单比较一下彭越、黥布的记录，就应该能感觉到以上观点的合理性。彭越、黥布、淮阴，此三人在汉初被认为同功一体，其含义应该是功劳不相上下。但检索各自的传记，楚汉战争一段中，比照韩信的记录（尽管也相当粗疏了），其余二人的事迹过于单薄了，可以说，另外两个人加起来也不顶韩信一个，而且差得不是一点点。彭越、黥布二人的身份与韩信不太一样，他们基本上是汉的盟友，不像韩信是汉阵营的部属，因此，他们即使功劳不如韩信，最后的待遇也是可以高过韩信的。只不过他们过于单薄的功劳，实在当不起所谓的同功一体称谓。如果承认同功一体，就得承认他们的功劳绝对不止这么一点点。那么，那些没有被记下来的功劳都到哪里去了呢？极有可能被当局黑掉了，因为你已经反叛了嘛，再提你的那些功劳就不那么合适嘛。请看，黥布在汉二年末汉三年初就叛楚归汉，直到汉四五年之交，才有入九江建功立业之事迹，期间虽然有在叶作战的痕迹，但胜负如何，基本没有交代。黥布在反秦时就是一员干将，战功赫赫，很难想像他在楚汉战争决战之前的一大段时间，会无所作为。彭越本来还不是刘邦部下，汉二年刘邦东征，彭刘结盟，但时间不长，刘邦败出彭城，彭越又处在独立的地位。日后，彭越在楚汉之间摇摆，只是助汉时为多。至于彭越如何从楚，可能只是与项羽签订了城下之盟，未必是投靠到项羽的大营中。准确的定位可能是归顺，而且只是暂时的归顺。但彭越的功绩，除了与刘贾相涉的乱楚地，就是垓下决战助汉了，显然还有大量的功劳没有传下来。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人的功劳，都与最后灭项羽有关，大概属于非记不可，否则汉定天下的最后一役就不完整。至于其他与最后决战无关的战功，可能就因为他们的反叛就被汉政权给系统地删除了。相比较而言，韩信的战功被大量保留，即没有受到彭、黥待遇，其中透露出的玄机，大可玩味。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外几个反叛者。韩王信、卢绾、陈豨几个人中间，除了卢绾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功劳之外，另外两个都应该是能征惯战之人，像分封的时候，给韩王信的定位就是其材武，表明其战功绝非泛泛。但记载中，除了韩王信在下韩国时有战功记载之外，就是荥阳被俘的记载，其他功劳则毫无踪迹，与其材武的评价极其不符。像很多大功臣一样，陈豨一生有两次封侯，只是那个最重要的第二次封侯没有写出封多少户，这可能与他的日后反叛有关。陈豨的第二次封侯，与韩信淮阴侯的虚封肯定不同，一定是有实际数字的，而把封户数字抹掉后，对其战功也就不易估算了。根据《功臣表》，我们知道陈豨是“以特将将五百人前元年从起宛朐”。而且所谓“从起”，也不是从刘邦而起，应该是从吕泽而起。因为刘邦是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在这一年刘邦反秦时间与事迹都非常少，根本没有宛朐的痕迹。只有其同盟军吕泽，可能在刘邦的行动轨迹外展开行动，这些行动可能会涉及到宛朐之类地方。陈豨率五百人而起，本身就是一件很大的功劳。五百人在起步阶段是个较大的数字。刘邦走出芒砀山时，估计也只有百十号人；同时的张良起兵响应陈胜，也只有百十号人。以此为参照，陈豨在反秦战事中的地位相当高，估计取得的战绩亦不俗，所以其“至霸上为侯”就不奇怪了。可以与之相比的是郦商，郦商加入刘邦阵营时已是一支独立部队，拥众数千人，又独立平定汉中蜀巴，灭秦后，还没被封侯。因此陈豨的这个封侯，就是肯定了他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汉二年刘邦出关击项羽，关中之地章邯还没有被剿灭，应该有重要的军事将领镇守，从陈豨的功劳簿没有出关的迹象上看，他极有可能是被留在关中协助萧何。日后，他的定代，应该是紧接着灭魏之后进行，他也极可能参加了灭魏的战役。灭代之后的灭赵，也不是杀了陈馀擒了赵王歇就结束的，而是又持续了一两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有陈豨的功劳。因为陈豨有赵代作战的经验，所以日后让其统领两国武装力量就是一个较为合理的选择。
至于吕泽的功劳，那就更大了。菜九原先作过《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一文，对吕氏武装的存在理由及其组成与战功作过粗浅剖析，此不赘。只要提一下其老部下中有列为汉初十八诸侯的蛊逢、丁复，就可以估算出吕泽的贡献应该有多大。定三秦时，翟王董翳就是被丁复部的朱轸所降服，在汉灭龙且一役中，丁复的贡献可能更真实，故其受封户多达七千多，远远高于樊哙的五千户。如果加上陈豨、靳歙这种可能的部下，吕氏武装在秦末战争中的作用真是不容小觑。吕泽部相当于刘邦的同盟军，但在最终的历史记忆中，其战功与刘邦的战功混为一谈了，不容易辨认了。这是因为吕氏最后被汉政权清除，所以其取得的战功也不再单列。相比较而言，其他人无论是真反叛还是被反叛，虽然也被删除了战功，但也算名垂青史了，吕泽最为不幸，不仅战功没了，连列传都没能进去。从这种记载轨迹可以看出，韩信实在属于叛臣中的异类，因为其有大量的功劳，其身后名声之显赫，比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皇帝还要大的多，足令那些贵为皇帝者眼红。菜九以为，韩信案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历史记载，而这种改变是向着对韩信有利的方向进行的。
何以至此？是否因为韩信本来就不能算作为反叛，所以对后事的处理作了一定的交换。可以不死的韩信，最终还是死了，刘邦及其朝廷对此颇感不安。其处理后事的方式可能是，在维持韩信罪名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其功劳记载，然后又把一些不是韩信的功劳，比如那些明显是反叛者被删除的部分，也划归了韩信。韩信功劳本身就非常大了，如果再加上那些明显是反叛者的功劳，真可以称得上是功劳盖世了。可能这就是韩信的功劳叙述篇幅要比其他的叛臣丰富得多的原因所在。如果考量是哪几个叛逆的功劳划归了韩信，可以指认的就是吕氏与陈豨，他们在魏代赵齐数处的战绩，与韩信重叠。至于卢绾，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也就不存在划归的问题了。而韩王信、黥布、彭越的作战轨迹因基本上与韩信不重合，没有办法划归韩信，他们的功劳可能就永远地消失了，楚汉战争涉及到他们的部分可能就会永远地缺损下去了。而缺少了这些人的战绩，楚汉战争的全景就永远无法复原了。
因为这些叛臣被删除了功劳，又搞混了一些功劳，使得整个楚汉战争过程难以复原。现举荥阳之战为例，来看看欲待复原战争过程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荥阳之战非常精彩，也非常迷惑人。其起止时间，可能永远讲不清了，就是各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及记载，看上去也是一笔糊涂帐。像刘邦陈平出逃事件，讲得活灵活现，但周苛凭什么能主持刘邦逃逸后的荥阳战事。当时的城里可以确认的高官有吕泽（由部下冯无择力战脱险）、韩王信（被项羽擒拿）、张良（此前一直跟刘邦在一起，刘陈逃脱后应该仍然留在城中）、孙赤（灭秦后封侯，被项羽擒拿）等人，不能指认但可以基本肯定的，刘邦陈平之外的所有重要角色，估计周勃、樊哙等都在，又哪里轮得到周苛出来主持残局。用通俗的话来说，周苛充其量只是个中将甚至少将，想让一群元帅、大将、上将听你的差遣，你也配？如果周苛真的领受了这种任务，那些地位比他高的人，肯定是不仅差遣不好，甚至根本差遣不动。所以关于周苛的史实应该是真假参半的，真的部分是他负责看管魏豹，要对魏豹之死负责；假的部分是对整个荥阳的留守任务。项羽烹周苛的记载也未必可靠，周苛不算是刘邦阵营里的要人，楚一方是否会出那么高的价码诱降。非常可疑啊。如果对周苛都许以如此高位，那么同样被俘的韩王信、孙赤将会许以更高的位子，而现存史料并没有这方面记载。
八、韩信战绩考
成语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思是韩信之成之败皆与萧何有关。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成也刘邦，败也刘邦。从韩信的事迹与韩信战绩记录，即可以看出韩信其成其败，均拜刘邦所赐。
在刘韩交往中因为有着太多不实的传说，可能人们会认为刘邦是受益一方，而韩信吃亏甚大。但经过全面考察刘、韩事迹，应该说在刘、韩关系中，韩信获利更多一些。简言之，如果没有刘邦，韩信就是一个亡命天涯的逃兵，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印迹；而如果没有韩信，刘邦至少还可以当他的关中王。理由如下：韩信的作战事迹首次出现在汉二年兵败彭城之后，此前没有明显可以指认的战功，即使在击定三秦的作战中，也没有明确留下韩信的痕迹。可以肯定，没有韩信的刘邦，至少可以坐拥关中与蜀汉，即整个旧秦之地。顺便说一下，攻克三秦时张良也不在刘邦身边。因此，在缺少韩信、张良这种强力外援的情况下，刘邦还是可以取得非常大的成功的。
从历史记载来看，韩信是作为战略人才进入到刘邦核心团队的，只是这个过程颇为可怪，更像是一个传说，而非历史真实场景。但在没有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后人也只能接受这种记载。想想也是，一个素昧平生平生的人，刘邦怎么会一下子就委以重任，作战可不是儿戏，人命关天，成败攸关。尽管不可信，也有前不久宋义的前例可证，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当年的宋义也就是一个玩嘴的，到了被委以重任后，就什么也搞不定了。韩信的登坛拜将，情况与宋义颇为类似，但韩信毕竟不是宋义，应该是有真才实学的。刘邦也不是楚怀王，没有一下子就让韩信独当一面，而是给了一定的辅导期。无论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至少可以认可刘、韩二人非常投缘，与刘邦、张良的关系类似。
韩信的历史地位，主要来源于他的战绩，韩信的战绩，也就是韩信对刘邦最终胜利的贡献率，应该是奠定韩信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后世将韩信视为兵仙，就是与其杰出的战争表现相关联的。长期以来，人们都把汉定魏代赵齐的功劳算在韩信头上。这种归类可能与张良在汉败彭城后对刘邦的进言有关。《留侯世家》有一关键性的话，即“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这大概就是韩信坐拥上述功劳的最根本的判定。然细考楚汉战争的全部记载，这种功劳归属肯定是有问题的。现以汉定魏代赵齐的时间顺序，将各路战事简析如下。
魏豹在诸侯相王时，被项羽封为西魏王，其地不是战国末期大梁的魏，而是战国早期魏国的河东之地。汉王定三秦出关击楚，魏豹以国相从。至汉败彭城后，魏豹归国叛汉（《魏豹彭越列传》）。《淮阴侯列传》称魏“与楚约和”。《高祖本纪》、《魏豹彭越列传》及《淮阴侯列传》均称汉以郦生说和未果后，汉遣韩信击定之：“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高祖本纪》）。“其八月，以（韩）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淮阴侯列传》）按这种记载，灭魏的功劳应该完全归于韩信。但不认可这种记载的反证还是有的。比如《曹相国世家》记载击魏战事更加详细，其曰：参“以假左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军孙遫军东张，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将王襄。击魏王于曲阳，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阳，得魏王母妻子，尽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赐食邑平阳”。《外戚世家》亦以灭魏之功属曹参，“汉使曹参等击虏魏王豹，以其国为郡”。《曹相国世家》记曹参的战功曰：“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这里的王二人，当为魏王豹与齐王田广；下二国，亦当为此二国。尽管参加定魏齐二国的汉将众多，但从俘获国王的角度来说，将此二地的功劳归之于曹参亦说得通。
再细考当时记载，下魏地之功，远非韩曹二人所能限，甚至灭魏的时间，也不是汉二年可限。因此汉定魏的过程及功劳大小，还是有重新评判的必要。
可能讨厌菜九的人会说，这个菜九就是喜欢推测，而且还特别喜欢用自己一家的推测，推翻几千年的定论。可能指责菜九的人有所不知，他们认可的定论，其实也是来自猜测。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世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但既然大家都是猜测，菜九也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了，大可以拿自己的猜测去对质以往的猜测嘛。大家都是猜测，有必要分个高低贵贱吗？那些个所谓的定论，并不能因为信的人多就可以脱去猜测的马甲。何况那些个猜测是否比菜九的猜测高明，还真不能以相信的人多人少来算，而是要以猜测前所做的功课来定，要以谁的猜测与可能的事实关系更贴近来定。
先来看看魏豹之叛汉时间。记载中有汉二年汉三年之分，根据汉定魏代赵齐的顺序，当以汉二年反叛更合理。汉二年中又有五月、六月两说，二者均可成立。汉败彭城，从汉诸侯皆离心，此时魏豹亦宜生异心，这种时间当以五月为合适。而其实际叛汉，或者说汉知道魏豹之叛，也有可能延续到六月，所谓反形现矣。
再看汉破魏的过程。《淮阴侯列传》显得相当轻松，只几手交换就搞定。而《曹相国世家》的记载，真实度与可信度更高一些。论及曹参之功时，措辞为与淮阴侯俱，而不是“从”，这其中大有深意。从，肯定是隶属关系；俱，则可以是平行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考虑，直到那个时间点上，韩信还没有真正脱离汉大队人马单独操练，有必要让能征惯战的曹参予以辅导。之后论及定代时，曹参的措辞为从韩信，与定魏有区别。据此菜九以为，魏平定之功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韩信。依《淮阴侯列传》，定魏之功应该归韩信；而依《曹相国世家》，则定魏之功当属曹参。在两歧之际，因为有张良的传说在起作用，记载的天平就向韩信倾斜了。其实在韩、曹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汉将参加了平定魏地的行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棘丘侯襄）以上郡守击定西魏地。（祝阿侯高邑）以将军定魏太原，破井陉，属淮阴侯，以缻度军。这种记载表明，简单地将定魏之功归结于韩信或曹参都是不合适的，高邑之定太原与侯襄之定西魏，看上去也像针对整个魏国的功劳。现在不详这几个人是在韩曹之后才开始对魏作战，还是与韩曹同时就开始对魏作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今天至多可以这样认为，韩曹二人之功为击溃了西魏的主力部队，而其他人则为战事的善后收尾。汉定魏之役，也并非如人们以为的那样，以魏豹成擒为结束标志，在魏豹被俘后，魏地的战斗还在进行。只是韩曹的战魏使命，倒是可能在汉二年就结束了。
曹参之封平阳侯，魏都平阳，曹参取平阳，表明其定魏之功。然而靳歙又有下平阳之记录，则平阳又须有辨。秦楚之际，平阳有三，其一即为西魏王之都，其地在今山西临汾西南。曹参“取平阳，得魏王母妻子”之地，及其最后之封，皆为此地。其二为今山东邹县，汉二年，汉将灌婴“击破楚骑于平阳”。其三为今河北临漳西，汉三年，汉将靳歙“攻下邯郸，别下平阳”。所以定魏之功，只与曹参有涉，而无关灌、靳二位。
另外，根据高邑的战功，以缻度军是在破陈馀之后进行的，此时距灭魏已有一段时间，则韩信之袭安邑的以缻度军，或者存在将时间上后发生的事情切换到前面的情况。大概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出韩信用兵的神奇。韩信的战争记录神话色彩颇多，而真实的战争应该是缺少神话的。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还有自魏阵营加入到汉阵营的几个功臣，如祁侯缯贺“以执盾汉王三年初起从晋阳”；南安侯宣虎“以河南将军汉王三年降晋阳”；肥如侯蔡寅“以魏太仆三年初从”；后面这几个人的事情都发生在汉三年，则魏地之砥定在汉王三年当无疑问，并且与韩信、曹参没有关系了。《高祖本纪》记“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而韩曹击魏事迹只与河东有涉，太原也只有邬东一地。所以，即使是韩信有破魏的功劳，如果将整个魏地的平定，全都归功于韩信，显然不是合适的。
定代之役，《史记》的主要篇章记载甚略，只有《淮阴侯列传》的“汉王遣张耳与信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後九月，破代兵，擒夏说阏与”，《曹相国世家》的“因从韩信击赵相国夏说军于邬东，大破之，斩夏说”及《功臣表》的“（阳夏侯陈豨）以游击将军别定代”。整个过程的记载就是如此简略，似乎轻而易举，实际情况应该更复杂一点，甚至完全不认可现有记载。先来看看上述史料存在的问题。击代一役在击魏之后展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从时间上来说，要在汉二年后九月由韩信破代还是有问题的。韩信本传说击赵代，亦表明了一种先后关系，《张耳陈馀列传》就没有张耳与韩信击代的记录，与韩信传记所说不同。所以张耳之与韩信俱，当为击赵，而与击代无关。代本来就不是封给张耳的，张耳击代，就不那么名正言顺。《张丞相列传》赵地已平，汉王以苍为代相，也提示赵与代的平定是基本同时的事，而且极可能平赵还在平代之前完成。张苍在击赵前，就被汉封为常山守，属于虚封；这个代相，也极可能是在代平定前的虚封。如果根据《功臣表》“阏氏侯冯解敢，以代太尉汉王三年降”，则定代时间在汉三年似更合理。
夏说之斩之擒有二说，且地点也不一样。夏说的身份是代相国而不是赵相国，陈馀击败张耳后，立赵王歇为赵王，赵王歇又立陈馀为代王，陈馀驻赵辅佐赵王歇，而立夏说为代相国留守。《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二年後九月魏）“属汉为河东、上党郡”，阏与一地在上党郡。根据地图，曹参破夏说军之邬东地属魏。因此，擒斩夏说之战是在魏地发生，似不合理，莫非代赵军已对魏形成侵略？此事甚令人疑惑，也表明当时的局面极其复杂。定代后击赵，从井陉开始，亦甚可疑，其途径是从代入赵方便，还是从魏入赵方便，这种问题可以请行家一议。如果从魏入赵方便，则定代极可能没有韩曹二人什么事，完全是陈豨的功劳。从现有地图来看，从魏太原方向东向进攻井陉似乎更顺利一些。很难设想，汉军要将一支大部队先从魏运动至代，又从代迂回到魏，再东向进攻赵国。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汉之击赵与击代是同时进行的，应该是平行战役。虽然陈豨的功劳簿只有简略的“别定代”，因韩曹二人的事迹不甚合理，则极有可能定代应当全是陈豨的功劳。何况《功臣表》记韩信功劳曰“别定魏齐为王”，而不提定代，因此，菜九又大胆推测一下，汉灭代一役，无关韩信什么事，是否存在将陈豨一人之功分属于韩曹二人的可能性，值得深思。《功臣表》中有阏氏侯冯解敢，“以代太尉汉王三年降。为雁门守”，如果韩曹二人都没有到雁门郡的记录，则此人可能是投降了陈豨。刘邦当年有令，以一郡降者封万户侯。这个冯解敢极可能就是代国守雁门者，所以降汉后仍然留用。
定赵之役，现在记忆非常简单，实际上比定魏定代更加复杂。目前对汉定赵的主流认识大致为，在韩信指挥打胜定赵的关键性战役背水阵之战后，赵地的平定就是小事一桩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背水之战后，赵地的事情还远没有结束，而是在荥阳之外，又形成了一个当时的主要战场。
按现在的历史理解，好像擒了魏豹斩了陈馀夏说，魏代赵就平定了。事实比记载或理解要复杂得多。那片广大地区，不是酋首制服就立即归降了，而是有较为艰苦的征服过程。就像日本占领东北三省一样，并不是九一八一声炮响，东北三省立即易帜，也是经过至少四个多月才逐步完成控制。而在两千多年前的交通与战争能力条件下，要征服与东北三省相当的地盘，所需时间肯定要多的多。《史记》的相关记载已充分表明，主要战事结束后，各地的战局远没有结束，仍有反复与拉锯，有时甚至还非常激烈，这种局面当以赵地为甚。
史料中有韩信向汉王请求增援的记载，《高帝纪》称“信使人请兵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汉王与之”，《韩彭英卢吴传》略同，表明了汉有增兵赵地的举措。虽然此记载不见于《史记》，不是那么可信，但抛开记载上那个特定时间外（灭魏后），仍然有其合理性。因为综合各种迹象，有关汉王增援韩信，可能还不仅仅是增兵的问题，甚至刘邦还亲自到赵地主持大局呢。按说陈馀赵王歇已擒斩，赵地反抗实力大挫，韩信挟战胜之威，完全可以平息剩余敌对势力，怎么又要增援又要刘邦亲自坐阵？依菜九之见，赵地已成了当时的另一个交战焦点。就如同韩信破齐，楚国救齐一样，赵地一旦被汉彻底征服，整个战局就会向汉方倾斜，这是楚方一定要制止的。《淮阴侯列传》记有“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郦生陆贾列传》“楚人闻淮阴侯破赵，彭越数反梁地，则分兵救之”的记载支持了菜九的这种判断。书剑和谐的帖子里有天元嘉会的见解，更提出楚可能是派了季布这样的重要将领救赵。书剑和谐兄有《对赵国争夺战的疑问》一帖，对赵地战事下判断道：汉军攻赵，出动了多支部队，主攻（张耳韩信曹参等），辅攻（汉王靳歙周緤等），策应（靳歙灌婴周勃唐厉等），而且汉王也亲至赵地进攻赵军，历时十个月左右。由此可见，汉军定赵，是多么的不易。书剑和谐兄甚至对项羽是否也行进到赵地参战也提出疑问，只是他也没有给出回答。此帖含大量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大家可以一看。其极有价值的观点是：汉军定赵远不像定魏那么轻松，汉军定赵的时间，从汉二年九月至汉三年七月，约十个月时间。大概在井陉口之战后，汉军继续进攻赵地：原来是赵将的赵将夜、程黑、强瞻，于汉三年投汉军，但只有赵将液“属淮阴侯，”而程黑、强瞻却不属韩信。说明在赵国争夺战中，赵将在不同战场投汉军，而其归属就有所不同。
菜九为什么也接受刘邦到了赵地一说，是因为《傅靳蒯成列传》的几条资料：（周緤）东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淮阴侯兵襄国。靳歙击赵事数度使用从击字眼（从攻安阳以东，从攻下邯郸。从攻下朝歌、邯郸）。以《史记》行文惯例，不特别注明从何人，当是从刘邦。菜九原本以为当时刘邦正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一带，不可能抽身击赵。因此，就将靳歙所从为从吕泽或陈豨的可能。但吕泽此时或者也与刘邦一同被困在荥阳，所以从陈豨击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陈豨与靳歙均为从起于宛朐者，且陈豨为特将将五百人，靳歙可能在此五百人之列。故以靳歙为陈豨部下有其合理性。由于史称周緤从未与汉王分开，则其所从度平阴，极可能是从刘邦。既然周緤可以从刘邦至赵，则靳歙亦可以从刘邦击赵。所以在靳歙从陈豨之外，又增加了其从刘邦的可能性。
再回到赵地的战事上来。为什么陈馀赵歇被汉擒斩之后，赵地的反抗还是如此激烈，可能的原因是，赵地还是保留了大量的武装力量，虽然群龙无首，但也不想就此臣服，在得到楚方的支援后，这些反抗力量声势复壮，使得韩信等客军感到吃力吃紧。赵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就是士民习战，秦平六国时，也就是以赵为主要作战对手的；天下反秦时，王离的几十万大军，也拿不下钜鹿，足证赵是一块硬骨头。因此，虽然韩信在赵作战时间最长，但在最后定功时，他的功劳簿上只有魏齐，而无赵。那么，定赵之功到底归谁呢？可能刘邦的整个阵营都有份，难以划归任何单独个人了。
汉定齐之役，也是不能简单归功于韩信的。菜九曾作汉灭齐战役考释，较为详细的考证了定齐之役，考之于史，灭齐问题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韩信对齐的突然袭击，而是汉有预谋的一场会战。刘邦让韩信准备攻齐时，已征调走了韩信的精干部队，只余下老弱残兵，靠这种部队显然是无法完成对齐的征服的。因此，到了韩信攻齐时，从来没有归韩信指挥过的灌婴加入了，调离韩信指挥的曹参也加入了。另外还有大量攻齐期间不受韩信节制的部队，如不属于韩信的汉阵营击齐部队计有，陈武军，蔡寅军，丁复军，王周军，陈涓军，其中丁复明言是吕泽之部下。韩信所破可能只是田广，而更艰苦的战斗如田横、龙且军就应该是以上述部队为主完成的。网上诸友以为击龙且可能是分几次完成的，言之有理，否则就解释不了怎么会有好几拨人有击破龙且之功。
韩信各种战事的记载不可信处颇多，此论并非菜九故作惊人之语，曾国藩针对韩信战绩亦有过精彩论述，略如下：
《史记》叙韩信破魏豹，以木罂渡军；其破龙且，以沙囊壅水；窃尝疑之：
魏以大将柏直当韩信，以骑将冯敬当灌婴，以步将项它当曹参，则两军之数，殆亦各不下万人。木罂之所渡几何？至多不过二三百人，岂足以制胜乎？沙囊壅水，下可渗漏，旁可横溢，自非兴工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绝，如其河宽盛涨，则塞之固难，决之亦复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壅易决，则决后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叙兵事者莫善于《史记》，太史公叙兵莫详于《淮阴传》，而其不足据如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
曾国藩此论，不仅道尽史书中各种神话之敝，亦指出了后世不善思考之看客轻下评判之敝。因此，对韩信的各种战绩当以此心思审核之，方可得其实。菜九自忖对韩信事迹的考察推导立场，与曾国藩的审视角度相接近，不知各位看官以为然否。
九、韩信的历史评估何以虚高
经过上述分析大致可以断言，韩信的功劳肯定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大。那么，这种功劳畸高结果是怎么造成的呢。楚汉战争最重要的历史资料《功臣表》是经司马迁传下来的，司马迁完全应该知道楚汉战争的大致情况，为什么要给韩信记下了许多不属于他的功劳呢？这其中肯定有感情的因素在起作用。司马迁为了写史，去过韩信的老家淮阴，韩信之事迹令人感慨处颇多，其发达前的胯下之辱，确实是能触动司马迁心底敏感处。但菜九以为，在韩信的事情上，情感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最可能的原因是司马迁受到了某种误导，这种误导左右了太史公的评判。这种误导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蒯通之言，一个是张良的传说。蒯通之言可能是刘邦有意识让其散布的，而这种言论一旦形成广泛持久的流传，就会深入人心，司马迁对其印象深刻也很正常。张良的传说又是一个流传甚广的口述历史，正好与蒯通之论相辅相成，颇为配套；两者同时流传，自然加大了其内容的可信性。但无论其如何深入人心，都不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就能成为史实。因为实际发生的历史，恰好不甚支持这两个流传久远的口述历史。让我们先来看看张良的传说。
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留侯世家》
这段话的核心落在最后二句，即汉之天下是此三人打下来的，且以韩信为最。但这个记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个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张良说这种话的时间是汉二年汉败彭城之后，当其时，话中所说的三个人除了韩信之外，其余二人还都不是汉阵营中人：彭越是个单干户，汉对彭越并没有指挥权；黥布是否会叛楚归汉也是未知数。彭、黥二人作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可以考虑争取的，如果作为依靠力量而纳入作战规划，制定战略，显然不那么可靠。除开此二人，就是刘邦阵营的韩信，在当时也没有机会充分展示才能，是否能真的成为依靠，还有待时间与战功的检验。当时刘邦部下能战者甚众，曹参、周勃、靳歙、灌婴皆是，如果再考虑事迹或受到删节的吕泽部，刘邦的阵营并不缺人。张良偏偏举荐了自己不熟悉、刘邦也不那么熟悉、能力如何还是个未知数的韩信，好像不合情理嘛。帝王之师张良难道会在那个时间里给刘邦出这么一个不靠谱的计策吗？让我们将这一段话放到真实的历史中验证一番，看看其可信性如何。
首先，且不说汉王刘邦当时未必会有此一问，至少这种问话的内容，与刘邦日后的行事轨迹不合。捐关以东等弃之，所谓关以东，即整个函谷关以东，难道刘邦想退守关内，坐享其成？史料明载，除了灭章邯及斩杀司马欣两度回到关中，刘邦一直坚守在荥阳、广武一线，与项羽相持。而与项羽的正面作战，是整个楚汉战争的主战场与主旋律，刘邦屡战屡败，迭仆迭起，所以日后称帝之前，诸侯劝进时言其功最高，并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实情。即此一条，《留侯世家》记录的最后一句“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当时项羽发兵击齐，要黥布助战，黥布没有亲自出马，而是派兵数千，惹得项羽不开心，但这只是事后才能知道的事情，在当时的资讯条件下，汉方未必能知道得如此清楚。而且，以黥布与项羽的交情，这种事情也未必就能造成两者的分裂。如果黥布与项羽决裂，是否就能加入到刘邦阵营，加入之后是否能听刘邦的差遣，皆是没有把握的事。事后来看，黥布之与项羽决裂也是因为突发事件（随何杀项羽使者），另据《黥布列传》，策反黥布之议出自刘邦，由随何执行，似与张良关系不大。《黥布列传》记汉王曰：“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其时间记为汉三年，但因这一段记载比较混乱，很可能与张良所说是同一时间。司马迁之所以要在《留侯世家》提到刘邦依张良之计派遣随何使九江，可能就是注意到两个史料有冲突，故曲为弥合，以便与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历史评价相配套。但依黥布真正与项羽决裂时间来看，汉派遣随何出使九江，当以汉三年似更合理。至于彭越，他本来就是一股独立势力，虽然汉王封他为梁相国，大约为汉阵营在魏地的利益代表，但这种虚衔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他仍然根据自己的需要或生存状况，时而叛汉时而叛楚。像彭越在战争主要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性，又岂能如张良所言可以委以重任？彭越主要是依汉击楚，与楚联合的事迹没有被记载下来，但彭越肯定有自己的小算盘，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扩充实力。而彭越扩张的范围，就在项羽的势力范围之中，换言之，彭越侵蚀的就是项羽的利益，所以彭越与楚的矛盾较为突出，刘邦也正是时时利用这种矛盾来削弱项羽。像刘邦数度派兵帮彭越帮黥布，目的都在削弱项羽的势力，而没有刘邦的襄助，彭、黥二人所取得的战果就会小得多。如果进一步分析，不止是彭、黥二人能从刘邦这里得到兵力上的襄助，就是韩信，刘邦也不是一味从他那里调兵，也会根据战场上的实际需要，为韩信补充兵力，甚至亲临韩信主持的战线作战。据此可以肯定，刘邦从来没有像《留侯世家》说所说的那样“捐关以东等弃之”，而是不断地给予各路人马强有力的支持，最终做到了利益最大化，完全可以说，三个人的军功章里也有刘邦的一半。分析至此可以肯定，张良这段传说的用意是突出韩彭黥三个人的战争贡献，同时也增加了张良的举荐之功。但因为这段史料与当时的情景及事后的历史走向不符，所以不得以其为信史，而只能定其为传说。只是这种传说的东西特别提到韩信的事迹，因此其作用主要在于加大了韩信对战争的贡献，不仅影响了后世人们对历史的评判，也影响了人们对韩信的历史评判。如明代学者茅坤曰：“予览观古兵家流，当以韩信为最，破魏以木罂，破赵以立汉赤帜，破齐以囊沙，彼皆从天而下，而未尝与敌人血战者。予故曰：古今来，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诗仙也；屈原，辞赋仙也；刘阮，酒仙也；而韩信，兵仙也，然哉！”（《史记钞》）韩信的历史地位形成，是否与张良的这种不甚可信的传说有关，读者诸君可以自行评判。
更可奇者，传说中的张良在说这种话的时候，甚至于可能还根本不认识韩信。可能人们会以为菜九此说太过匪夷所思了，先不要急于下结论，容菜九将张韩二人的历史交合点梳理一下。据《淮阴侯列传》，“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这个时候张良在什么地方呢？曰：已随项羽及韩王成出关到彭城。可以肯定，在这个时候，张良离开刘邦，韩信投靠刘邦，张良岂止是不认识韩信，张良甚至都不知道世上还有韩信其人。张良离开刘邦以后，韩信才渐渐崭露头角，但仍没有独当一面，应该也没有显示出奇特的才能。后世往往以为汉定三秦是韩信的功劳，但无论是韩信的本传，还是功臣表记载，都没有透露丝毫韩信与定三秦之间的瓜葛。
张良识得韩信，最早也要到他从项羽处回到刘邦身边，当时刘邦东征，军容浩荡，韩信是否在其左右没有明证，所以张良即使有机会在这个时间段结识韩信，他所结识的韩信，也还是一个没有机会展示才能的韩信。彭城失败之前，韩信的军事天才还没有机会展示。故不妨认定韩信的作用是在彭城失败后才得以显现的。刘邦攻占彭城，为了防止项羽会从齐地回师，汉肯定要在彭城以北布防，而布防的指挥人选，很可能就是韩信。只是项羽绕开了汉军的防线，从汉军不设防的后方直接闪击彭城，造成刘邦的大败。韩信虽然没有实际拦截项羽，但也因此保留了完整的部队，所以才有可能在彭城失败后，取得对楚作战的大胜。而这个大胜的时间，按史料提供的内容，应该是在刘邦问张良事件发生之后。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韩信才得到重用，被委以重任。只是这种受重用，并非张良举荐的结果，而是根据韩信的实际表现。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不怎么认识韩信的张良，在兵荒马乱落荒而逃的时候，居然能强力推荐尚未有出色表现的韩信，啧啧啧，天下怪事莫过于此啊，太没有根据了嘛。所以嘛，菜九一定要将这种记载定位为传说，记住，是传说啊，以后千万要慎重使用。
让我们来看蒯通之言对韩信事件的影响。作为楚汉战争的亲历者，蒯通所述当有一定的真实性。但蒯通其人实战国辩士之流，善作危言耸听、大言欺世，其所述历史多半靠不住。《史记•田儋列传》记有“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汉书•蒯伍江息夫传》亦有类似记载，则蒯通当有《战国策》作者的身份。而菜九对《战国策》的所有内容基本持怀疑态度，那么凡是出自蒯通有关的历史记载当予以深究。就《史记》来看，秦楚之际，蒯通三次出场；汉定天下后，在处死韩信后，蒯通又出场一次。因蒯通而产生的假史应该与前三次出场相关。关于蒯通的身份，在其被捕前由刘邦定性曰：“是齐辩士也。”则蒯通的身份不是韩信身边的谋士，只是一个献策者。持这种身份者，其所作所为，当时的称呼为以策干进，以谋求荣华富贵。蒯通两次说韩信，一以范阳辩士，一以相人，表明其并非韩信的身边幕僚，他的言辞不被韩信采用，也属正常。
在《史记》记载的战争年代，蒯通的说辞有三处，第一次是为武臣说范阳令，后二次皆是说韩信，菜九以为三次当中，只有第二次说韩信可能是真实发生的，甚至第一次鼓动韩信攻齐都是假的。先来看看蒯通传说的第一次辩说，即说范阳令之事。在武臣为陈胜将略赵燕的战事中，有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的记载，据载，因蒯通之说，范阳令降下武臣，随后“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馀城”。事见《张耳陈馀列传》。以菜九之见，蒯通说范阳令事，不能取信于世。按当时情形，如果真是以口舌之利为作战一方得到便利者，一般都要予以封赏。如陈恢说南阳守降沛公，侯公为汉说楚请太公，郦生说陈留令等等，其最终都有封侯之赏。而蒯通则不然，直至其说韩信时，仍称其为齐人蒯通，这似乎表明此前其未有名爵。以当时的策士行为，其目的多半是为了取得个人的功名利禄，至于天下大势，民众疾苦等等，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以此考量，蒯通在为向范阳进攻的武臣军做了如此重大的贡献后，其未得寸功之现象实不可解。因此，蒯通的第一次亮相的真实性大有问题。
时隔六年，也就是汉四年，蒯通再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即说韩信击齐。史称，当时韩信为汉引兵东击齐国，还未渡平原就听到郦食其已经说服齐王与汉联合。韩信正要退兵，蒯通鼓动其偷袭齐国，说“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韩信听其计，趁齐国不备，一举攻克齐国都城临淄。菜九曾作《汉灭齐战役考释》拆解过这段历史，以为灭齐是汉的既定方针，不是韩信决定停就能停下来的。齐为反复无常之国，郦生的说和，肯定不能起到控制齐的作用，所以不能视之为汉已彻底搞定齐国了。在这种情况下，汉击灭齐国之举，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因为韩信不能决定是否击齐，故蒯通此进说为无据，但最后人们可以借此把郦生之死的罪名加在韩信头上，可能是此进说流传开来的效用。与蒯通说武臣的结局一样，蒯通并没有因为有此一说而取得任何功名利禄，其第二次向韩信进说的身份是相人。如果蒯通真的有过对韩信的第一次进说，则韩信应该对他有深刻印象，他又何必以相人的身份进说。此身份或者表明，蒯通此前与韩信没有打过交道。试想，韩信因有定齐之功而受封为齐王，蒯通又有进说之功，韩信对此一点表示都没有，也太说不过去了吧？所以，将蒯通的第一次说韩信定为杜撰，并非无据。战争期间，蒯通三次辩说中有二次是说韩信，难道他就那么热衷于为韩信谋划吗，当然不是，其辩说不过是战国游说之风的余绪故伎，旨在为自己博取功名富贵。清人管同对此事的评论可以一看。管同《蒯通论》借君子之言曰：“蒯生岂爱信？吾观其意，大抵自为焉已耳。何以言之？当郦生伏轼说齐，掉三寸舌，遂下七十余城，而通复说信以击之。破已服之国，不可谓仁；夺已成之功，不可谓智。内以丧其谋臣，外以劳其军旅，汉之疑信，自是始矣。使通诚爱信，不宜出此。盖自战国秦项以来，纵横捭阖之徒，无恒产而无恒心。乘天下之有事，说人主出金玉锦绣，以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天下之安；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也。蒯生承战国之风，见天下之将一，自度委质事汉，不过与陆贾、随何、郦生、平原君等，故乐天下之瓜分，已得籍以为资，而坐收其利。其始说信以击齐，是将败之于汉也，既而不成，则遂危言栗辞以触动之，必使其反而后已。其阴险叵测，盖虽高帝为其所欺，而况其下焉者与？ 嗟乎！世所贵乎谋士者，为其能以排人之难也。高帝虽雄心猜忌，萧相国用召平、鲍生之计，卒免其疑而脱于祸，使通诚爱信，则必思所以终全之矣。说之以三分，不听而遂无复计，是使世之为人谋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而非是则无以自全也。彼蒯生者，抑何其不义也。”
蒯通第三次进言也没有说动韩信，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即使韩信有心按蒯通进说行事，他也不具备背叛刘邦的条件。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战国策》里辩士们的辩说精彩绝伦，但很少能发挥效益的原因所在，精彩的辩说与实际情况对不上号嘛。是否可以这样说，在真实的历史中，蒯氏的最大资本莫过于说韩信了。因为这是有案可稽的，是韩信临死前将其透露出来的，而刘邦本拟处死他，又为其巧辩脱祸。或者蒯通就以这种可信身份，敷演出一整套战国以及秦楚之际的故事。分析至此，菜九推测所谓的张良进言，也有可能是蒯通之流的杰作，算不得定论，只是推测而已。
菜九进而怀疑，陈平盗嫂的记载，可能也是蒯通编造的。有关陈平盗嫂的传说，今人驳之甚多，菜九可以补充的是，那个谣言盛行的场面可能根本不成立。陈平的世家里指此事是绛灌之属所为，而考察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周勃还是灌婴，当时都没有与刘邦在一起。陈平受刘邦重用是实，尽护诸将则未必。因为陈平与刘邦一见如故，受到信任，被派去给韩王信当助手，亦有监督之意。这种重用，不关刘邦身边众将官之事，也不应该引起什么非议。而非议之人，居然是不在刘邦身边的灌婴，就更不可能了。此为当时人传闻有误之记，结果是什么呢？不在现场的人，指责一件没有发生的事，非常搞笑，但后人竟然信以为真，中国人的不认真传统非常强大啊。顺便说一下，整个战国策里就充满了这种事情。当然，陈平盗嫂的记载也是有价值的，其意义在于，如果此记载属实，它就可以证明两条虚假史料，即灌婴当时在在荥阳，陈平从来没有被派去辅佐韩王信。当然，如果另外二者为实，则盗嫂之说为伪，又何疑焉。从陈平盗嫂的编造，不禁令人想到关于张良对韩信的推荐，也有可能是蒯通编造的。所以，寥寥无多的楚汉战争史料中，还有大量甄别工作需要人们去做啊。
其实，有关韩信的那些过于生动的记载都是需要仔细考察的，像与李左车的谈话，也不例外。像那个《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记载的不见于《史记》的韩信著名战略：“愿益兵三万人，臣请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的记载，非常像是出自蒯通之流的手笔，太夸夸其谈了嘛。
结束语
有关汉初历史的原始资料本身就有很多疑点，到了韩信这里，就更像是进入了一个雷区，而且是个多维雷区，其中既有刘邦布的局，也有蒯通布的局，只要从中走一趟，很少不被炸得血肉模糊，即使是苏东坡、王夫之这样的大学问家也不能免。整理汉初历史的一大难点在于，现有的记载不可靠者为数不少，但还是要用这种不可靠的资料去推演当时的历史情状。这是因为资料稀缺的关系，因此，很多推演就未必能站得住脚。菜九执意打理的韩信死案，也摆脱不了这种用有问题的史料来推导史料的真伪的做派，因此若想定案，亦难矣哉。只是世上有许多事，并不能等到万事俱备才可以动手去做，那样的话，将无事可做。所以，尽管菜九知道事情不容易做，也只得硬着头皮勉力施为。至于效果如何，各位看官不妨各自评判。
简单过一遍案情，大致是这样的。韩信死于反叛这桩汉初大案，自古以来就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官方的造假意图与造假痕迹实在太明显了嘛。汉政权似乎有这方面的造假习惯。自汉灭利几到汉灭临江灭燕的内容来看，汉政权有为所谓政敌定反叛罪名的爱好，这应该是刘邦的创造，后被吕后信手拈来，用于铲除潜在的政治对手。应该说，反叛这个罪名真是方便得很，似乎一定下来，就可以占领舆论与道德的制高点，将对手抹黑且无法申辩。如果将这种手段用之于汉集团以外的人身上，在汉政权内部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非议，而将其用之于汉集团内部，比如韩信身上，效果就未必那么好。反叛确实是个非常简洁方便的罪名，汉政权在清除异己时大量启用了这个罪名，在当时确实可以省掉了很多口舌，只是这样一来，就让后世的人大费脑筋了。汉初定罪为反叛者为数不少，但真正反叛的并不多，欲加之罪者占了一大半。像韩信的罪名也是反叛，并且官方提供的案情较臧荼等人又详尽得多，尽管如此，韩信一案还是欲加之罪的成分更多一些。也正因为不能取信于人，所以才要把连累郦生之死这样不伦不类的罪名堆到韩信头上。
在菜九看来，虽然刘邦是众望所归地在韩信死案上负了主要责任，但他实际上也是此案的受害者。因为无论从他的本心，从他与韩信尚属融洽的私交，还是从韩信所处的实际地位，刘邦实在没有必要杀害韩信而留下永世的骂名。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吕后趁刘邦出征之际，为消除日后篡权的阻力而杀害了韩信。刘邦回来后，也查不出韩信反叛的证据，但也不便推翻吕后的定罪及追究吕后的责任，所以在沿用既定罪名的前提下，对韩信的既往战功不作任何处理，也不禁止有利于韩信的传闻继续流传。又因为汉政权删除了一些确凿反叛者的功绩，使得一些无主功绩或被当局系附或被后人想当然地安排到韩信名下，久而久之，造成了韩信战功的虚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局面的形成，也算是刘邦对韩信的冤死的一种补偿吧。
总而言之，因为韩信案所涉及面过宽，重新审理不仅是一件力气活，而且因为随处都会碰到不可靠的史料，还免不了要以之推导史实，所以也一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活。其中有肯定有不少失当之处，菜九力尽于此，还望书剑等资料高手予以斧正。
题外话是，早在2004年，菜九就做过《菜九段力证林彪与韩信的联系与区别》一文，现在看来也有用有问题的史料排解历史之弊，比如菜九说：“林韩二人有联系也有区别。他们的共性是，都是打出来的，且都蒙受了不白之冤。韩信不愿意与樊哙絳灌为伍，林彪从来也不愿意与四人帮在一起开会。”这里菜九说林彪比说韩信更可靠，韩信的行为毕竟传说的成分多了一些。菜九以为，韩林二人的结局都是莫须有的反叛，结局截然不同。汉人在定了韩信的罪后，良心不安，故扩大了他的功劳。林彪则没有韩信那么幸运，他的功劳一度被彻底抹杀，最近虽然有所恢复，但那种羞羞答答的做法，与韩信受到相当力度的宣传，不可同日而语。
在重审韩信一案时，常常也去看林案，只觉得其中高手如云，对材料的运用无微不至。且此等细致功夫，所需心力远胜于菜九，不禁暗自庆幸没有下力气去搞林案。但韩信一案是否真的能搞到不给他人留余地，也是越来越没有把握。以菜九之识力，也算尽力了，尽力了也就心安了。至于事件排比得当与否，当由方家断之。根据菜九在林案的经验，很多现在的一些林案高手年纪比菜九小得多，涉入比菜九晚得多，但悟出的东西比菜九多，这说明这样一个原理，只要你功夫下得足够，就可以有所收获。韩信的事情也是如此，只要下的功夫超过菜九，其所得肯定也会超过菜九，到了那个时候，就可以对菜九摆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