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职称僧多粥少,评审标准常常更新 青年讲师职称晋升之痛

    这个暑假,华中地区一所重点高校教师张放的生活有些不一样。

    没有像往年一样备课做教案,实验室的工作也开始收尾交接,32岁的张放需要打点行装,告别妻子和两岁的小孩,前往英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

    5年前张放在这所985高校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发了6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参与过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和973计划项目——初评时,学院一位老院士对此项目赞不绝口。

    本以为今年的职称评审十拿九稳。让人意外的是,张放最终倒在了学校人事处的终评环节——学校评副教授的标准又变了,“今年起,没有出国经历一票否决”。

    张放的遭遇不是个案。

    “青椒”,是网络上对88万(教育部截至2011年底的统计)高校青年教师的戏称。这是一个占全国高校教师总数超过60%的庞大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寒窗苦读20余载终在高校谋得一席教职。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全国多所大学采访发现,随着近年来高校大扩招,加快引进年轻师资,在严控职称比例的背景下,副教授职称是僧多粥少,讲师晋升成为了校园里一场“惨烈”的争夺战。

    不断长高的“职称墙”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周光礼教授的调研中有这样一个案例:华中地区一所著名高校的外国语学院,大约有讲师100多人,每年获得学校副教授的指标始终保持在两三个,院长无奈戏谑,要把现有老师副高职称解决,“看来只有评到本世纪中叶了。”

    2012年底《教育部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副教授评审权授予工作的通知》显示,依然适用1986年3月出台的《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的规定:博士毕业两年,就有资格评副教授。但这样的规则在高校已经不断升级,“现在能进大学的基本门槛就是博士,指标有限,评审自然‘水涨船高’”。

    周光礼教授介绍,目前,国内多数高校的教师岗位主要分为三类:教学科研岗位教师、专任教学岗位教师和专任科研岗位教师。但在教师聘任上,每类岗位的考核标准并无明显差异。

    而科学研究在高校也越来越受重视,发表高水平论文、出版专著、国家级科研项目、省部级以上奖励等等都是其主要考核指标。

    评审中不断上演的升级版则让人眼花缭乱。

    以论文发表为例,从最早的要求有两篇以上论文发表就行,到论文等级不断提高,要求必须是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检索的论文,数量要求也在不断攀升。

    张放的博士班同学在另一所高校任教,学校规定要有出国经历,考虑家里经济条件,这位同学自费10多万元去了台湾,没想到刚刚结束访问学者返校,就得到新消息:规则改成新疆等边远地区支教半年以上就行。

    论文的标准也常变动。有时规定年限,今年的算,去年年底的就不算;有时变标准,今年这个期刊上发的论文属于核心,明年评委换了,又不是了。

    梳理多年来副教授评定条件的变化,周光礼教授对现在的讲师们深表同情,“基本来说,如今,985学校最终通过评审的副教授,其难度已经大过了评教授。”

    全部精力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

    2009年,张智杰从一所985高校博士毕业,正式踏入大学讲师行列。

    从农村到一线城市,从学生到大学教师,刚入职那会儿,张智杰觉得自己的人生“十分圆满”,她要做的,就是将自己近10年大学生涯学到的东西,好好“倒出来”教给自己的学生。

    为此,她四处听课、向老教师求教,专门买了相关书籍为教学技能充电。

    做课件,讲课,评课,布置作业,课堂测试,期末考评……张智杰将自己的精力几乎都投入到了教学中。

    在第一学年学生测评老师的打分中,张智杰以平均92分的成绩排在院里所有青年教师的前列,“很累但觉得十分幸福”。

    然而,“幸福的日子”却在一次无意看到评选副教授、教授的考评实施办法后,戛然而止。

    张智杰清楚地记得,15页的考评材料里关于阐述教学成果考核部分的笔墨不到两页,剩下满眼都是“论文、项目和著作如何分级别加分”的详细阐述。

    教学成果考核写在文件细则的最前面,但加分项包括:获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教材奖、教学竞赛奖、精品课程奖、优秀名师称号等。

    “一个刚工作的讲师,怎么可能开设出国家精品课程或者获得名师称号?”张智杰瞬间明白,经常找她代课的同事的时间去哪儿了。

    在一次与已经担任博导的师兄通电话时,对方直接“剧透”:只要不出教学事故,不被一票否决,课好课坏影响不大。

    刚成为大学教师那会儿,张智杰觉得肩上担负着光荣与使命,“一面挑着学生明天,一面担着祖国未来”。

    这种光荣甚至影响到了张智杰老家的村民——每当村里有人办喜宴,张家人往往都会被安排在上座。

    可如今,“理想还是败给了现实”。

    而今,张智杰逢人都这样告诫:“教学是良心活,但更重要的是科研。”她的主要精力也已经从教学转移到了写论文、四处求人发论文。

    几年前,云南大学一位副教授坦然承认:大学教师如果想顺着“金字塔”发展,做好教学是基础,但一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

    激烈的竞争下,高校的讲师们还能有多少心思放在教学上?

    近日广受关注的清华大学女讲师方艳华转岗事件中,世界各地毕业生发来50多封共计4万余字的请愿书,有学生在一篇日志中感慨:“清华学术大牛越来越多,教书教得好的老师却感觉是越来越少。很多老师忙发论文,忙拉课题,忙培养研究生,真正能在培养本科生上花这么多时间而且又如此优秀的老师,很少很少了。”

    “墙里墙外大不同”

    32岁的黄建林是中部某著名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回想一年前的参评经历,她至今觉得紧张复杂程度“堪比电视里的谍战剧”。

    从一个职称到另一个职称,黄建林总感觉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私下里,黄建林把它描述为一堵墙,“墙和城不一样。围城是有人想进来,有人想出去。而翻过了这面墙,安全着陆,就没人再想翻出去”。

    墙内的风景美不胜收。

    首先是名,“评上副高,才能被称为专家,进入高级知识分子系列,可以在全国流动,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和社会名誉。”

    更直观的体现在于利。

    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工资条上的差别:做讲师时,黄建林的年薪接近8万元;在升为副教授后,年薪超过10万。

    更丰富的内涵则是,有资格带一帮研究生干活,这都是收入的一部分;可以独立申报课题项目,可以成为评审专家……

    周光礼教授将之总结为“马太效应”。

    一个典型的细节是,一些学术期刊编辑看文章时,要看是不是副高以上的。同样一篇论文,如果署名只是一个讲师,编辑可能看都不看就丢到垃圾筐里。

    现实中,大学青年教师形容“三座大山”让他们喘不过气来——教学、科研、房子,这背后,如影随形的就是职称。

    周光礼教授介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从博士毕业刚入职到爬到教授职称,收入差距最小的是加拿大,最大就是中国。

    在中国,本来老师的工资就比较低,副教授是个门槛,评不上就关系到教师的生存,“不仅养家糊口不行,还会教职不保。”

    两年前,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廉思老师领衔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为此写下注脚。该调查覆盖了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供职于包括985高校、211高校、普通高校、大专院校和成人/民办高校在内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

    该调查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青年教师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调查称,多数高校青年教师都是“月光族”,每月能有结余的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高校青年教师工作前几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由于生活压力大,不少高校青年教师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方式贴补家用,甚至有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

    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说起几年前学校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一个故事,华北地区一位教授唏嘘不已。

    一位年轻的讲师掰起手指算账,扣公积金、扣税、扣房租,一个月拿到手的钱不到3000元,所谓的年终奖要靠天收,为了养家糊口,只有没日没夜的在实验室里干活。

    这位时年35岁的老师担心哪天猝死在实验室,每个月专门花600多元买了一份保险留给女儿,“说着说着,他已经潸然泪下。”

    (应受访者要求,张放、张智杰、黄建林为化名。)

    本报记者 雷宇 实习生 郭哲 孙珮云武汉8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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