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文化遇到现代学术——评《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

    以文化学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历史,是近代才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至今不过百余年。在历史学的众多门类中,中国文化史虽属“后进”,但是由于前辈学者对该学科的勤勉耕耘,留下了极为宏富的研究成果,为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在这些浩瀚的成果面前,研习者常有不得门径、望而却步之感,由冯天瑜、杨华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以下简称《精读》)便是导夫先路的入门之书。

    与其他学科不同,文化史的边界和重心、内涵和外延究竟如何划定,是颇费思量的问题。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先行者梁启超曾说,“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其文化史的研究范畴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显然,《精读》的编者并未完全采用梁氏的观点。该书所收录的32篇文章,涵盖了七个方面: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文化各专题的研究、中国传统信仰和崇拜研究、20世纪的中国文化论争、中国学术史研究、中国文化走向的各种主张、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根据该书编者此前多种论著的一贯表述,文化应当包括器用、制度、行为、观念等由外及内的四个层面,统称为“大文化”,而观念文化(如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学术创造等)则称为“小文化”。所谓文化史研究,即通过研究“小文化”的演变过程,来把握“大文化”的发展脉络。《精读》所选之文章,无疑体现了编者的这些理念。

    继之而来的问题是,哪些篇什可以算作经典?

    《精读》一书的选文,既包括多篇关于中国文化史的理论阐述,也包括一批具体的实证研究。在理论性文章中,可以看到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及其所拟定的《中国文化史目录》,柳诒徵和陈登原分别为各自《中国文化史》所写的绪论、弁言,王云五为编纂《中国文化史丛书》所建的理论构架,这些都在中国文化史的概念、史料、研究对象、世界定位等方面,为该学科的创制设轨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在实证研究中,邓嗣禹的《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徐复观的《中国画与诗的融合》、梁思成的《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等,这些文章或属于服饰史、建筑史、书画史的范畴,但编者以自己的理念将它们纳入文化史研究的框架内,展示出别样的文化史图景。

    20世纪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一百年,文化史研究无疑也体现了这种学术走势。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吴承仕的礼学史研究、顾颉刚的古史辨伪研究、胡适的新子学研究大都带有这一色彩,即用新的学术理念来重新审视传统的旧史料、旧问题。选编者对20世纪这一学术特色予以充分揭示,将作者及其文章的时代烙印都加以梳理条陈,把前辈名家所提出、解决和遗留的问题均予以揭示,极便于青年后学“照着讲”和“接着讲”。

    刘师培的《汉宋学术异同论》、陈寅恪的《论韩愈》、唐长孺的《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都是各个领域的扛鼎之作,被视为“经典”选入此册,是情理中事。

    除此之外,另有几篇文章被列入“经典”,则反映出编者的独具只眼。如杨联陞的《国史诸朝兴衰刍论》(附《朝代间的比赛》),谭其骧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费孝通的《“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这三位学者都不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而闻名,但都揭示出了中国文化史的一些核心问题。在杨、谭、费去世多年后,当今学术界对于中国现代化内在因子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对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研究,已成为常识性话题,难道不正是对三位文化巨匠的礼赞吗?

    卡尔维诺认为,经典只有与其他经典相权衡才能确定。《精读》在选文时,至少做到了三个方面:其一,论题与中国文化史相契合,是研究中国文化史必须讨论的问题;其二,每篇文章的作者都是20世纪的名家,在各自领域极具影响力和代表性;其三,文章的学术影响极大,在相关研究中至今仍无法绕开。毕竟,经典反刍的目的在于继往开来,深化研究。循此原则,编者撰写的每篇“导读”,看似短小,却包含了学术前史、文章主旨、学术价值、学术影响等多方面内容,实则是一篇反映编者独到见解的小论文,议论精辟,引人入胜。加上后面推荐的“延伸阅读书目”,有志于中国文化史研习的学者,大略可以“得其门径,窥其堂奥”了。

    《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  冯天瑜、杨华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高校出版社书榜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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