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邓绍基先生的学问人生

    邓绍基先生(1933-2013)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的为人风范、学术业绩以及为文学研究所发展建设做出的贡献,迄今留在全所同仁的心中,我相信,所有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对此也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一

    为人处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或有兼济天下的抱负,或求独善其身的结果。相对来讲,后者易,前者难;两者得兼,难上加难。凡有兼济天下情怀的人,做事总是先为他人着想。这个“为”字,便读作去声。邓绍基先生做事,就总是先为他人着想,几十年如一日,有口皆碑,这不容易。他长期担任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工作,识大体,顾大局,谦和待人,严于律己。这几乎是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的共同看法。

    我八十年代后期在文学所攻读博士研究生,就多次听到所里老师称赞邓先生。留所工作之后,与邓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最初的印象,邓绍基先生很有学者风度,器宇轩昂,眉目之间流露出来的谦和与自信,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正能量的化身。多少年后,尽管他年事已高,还是有很多年轻的学者,说起邓绍基先生,都啧啧赞叹,说他是文学所的品牌和骄傲。

    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易亲近。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他接人待物,很有分寸,很讲究方式,让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在他面前,你不会有压力,不会有顾忌,更不会掖着藏着,把话憋在心里。每次向他求教问题,他总是循循善诱,娓娓而谈,没有任何架子,很有老派学者风度。古人说,如沐春风,大约就是这种情境吧。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谁能没有烦心的事,但是所里人都说,几乎没有人看见他红过脸。即便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他当然生气,也有所表达,但绝不失雅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邓绍基先生主持了很多集体项目,他总是邀请年轻同志参加,遇到问题,他从不以长辈自居,而是平等地交换意见。他是主编,完全有理由修改晚辈文字,但是他很少这样做,总是谦逊和善地提出建议,让作者修改,然后他再字斟句酌。

    在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先生这一代学者,处在承前启后的位置。他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老一代学者,颇得前贤濡染。《王伯祥日记》记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其芳等领导非常尊重老专家老学者,他们常常到王伯祥、俞平伯等老学者家中看望,虚心征求他们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这些老先生到所开会,所里会有专车接送,甚至工资和信件也派人送到家中。邓绍基先生那一代学者继承了这个传统,六十年代以来,每到春节,邓绍基、曹道衡等先生总会结伴去看望所里的前辈,通常还要带上几个年轻同志前往。而今,这个传统依然在延续。去年春节,我们还到家中看望邓绍基先生。没有想到,一个多月以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邓绍基先生一生待人热情,做事低调,很怕麻烦别人。日常交往中,他也有求人的时候,别人帮他做了一点点小事,他总是放在心上,有机会一定通过不同方式表达感谢,温文尔雅,恰到好处。他对别人的请求,也总是尽力协助解决,绝无推衍。他重病期间,我们去医院看望,他总觉得给别人带来麻烦,不愿意打扰大家。他去世后,家属尊重他的遗愿,一切从简,几乎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年来,邓绍基先生的身影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好像还和蔼地看着我们,不时会像朋友聊天一样,半眯着眼睛,率意地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我近来常常想,有这样的忠厚长者在,真是我们的福分。而今,他人走了,但是他的情和意,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二

    邓绍基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研究内容涉及面很广,在唐代诗歌、元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代小说等研究领域都建树颇丰,尤其在古代戏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关于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也发表过系列学术论文,成就令学界瞩目。他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红楼梦论丛》(与刘世德、陈毓罴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杜诗别解》(中华书局1987年版),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发表论文二百多篇,主要收录在《古典戏曲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邓绍基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中。

    邓绍基先生的学术特色,可以用专、宽、通三个字来概括。

    首先是他的专。我们从刚刚出版的《古典戏曲评论集》后记中知道,早在1948年,邓绍基先生还在常熟中学读书时,就在无锡当地报纸上开辟“旧剧新话”专栏,发表剧评。就读复旦大学后,在赵景深、刘大杰等前辈学者鼓励下,他较早决定以元代戏曲方面作为自己专攻方向。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陆续发表了《从〈窦娥冤〉的不同版本引出的几个问题》、《白朴三题》、《关于马致远的生平》、《〈汉宫秋〉校读散记》、《王实甫的活动年代和〈西厢记〉的创作时间》、《元杂剧版本探究》、《〈元曲选〉的编纂和刊刻时间》、《〈元曲选〉的历史命运》、《规范与实践:文学古籍校勘工作漫议》等论文,涉及元杂剧的内容、格律、版本和作者生平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如元曲“四大爱情剧”说,如文学古籍尤其是戏曲小说典籍,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经史校勘的方法,必须考虑到他案头阅读与表演脚本的差异。这些论断,援据精博,多为学术界所认可。 

    由元杂剧研究,延伸到元明清文学研究,作为中国文学通史之一的《元代文学史》就是由他主编的,这是百年来第一部关于元代文学的全面系统的论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此外,《〈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关于〈儒林外史〉的版本》、《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以及立足于明清戏曲小说的主题学研究论文《典实与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故事》、《评说离魂型、还魂型和纯一人鬼相恋型文学故事》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论著。他提出的明代成化、隆庆时期“三大传奇”和清初“吴县作家群”等重要观点,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如果从1948年开始算作他涉猎戏曲领域的话,到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古典戏曲评论集》,邓绍基先生在古典戏曲小说领域,辛勤耕耘长达六十五年之久。真可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其次是他的宽。我们都知道,邓绍基先生是我国古典戏曲小说研究方面的大家,他在七十年代又潜心于杜甫研究,完成了一系列论文,汇集而成《杜诗别解》。他还长期关注近、现代文学,发表了《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若干回顾》、《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文化论争与学人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论争的再认识》、《关于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国学的新研究与陈独秀的偏激——兼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断灭’传统观》等论文,提出了“侠义公案小说”等重要观点和命题,对于近代文学研究也作出了贡献。他还把自己的研究触角延伸到当代,“文革”前就发表过《近十年来老舍的话剧创作》和《评〈海瑞罢官〉》等。此外,他对先秦文学(如《先秦散文和言简意约》)、汉魏六朝文学(如《〈史〉〈汉〉随笔》、《读谢灵运诗歌札记》)、唐宋文学(如《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关于杜甫的卒年卒地问题》、《李贺〈秦王饮酒〉释义商兑》)等,也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多要言不烦,见解独到。

    再次是他的通。六十年代他就参与了余冠英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八十年代又主编了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至九十年代,与张炯、樊骏先生合作组织编写《中华文学通史》,实现了学术界期盼多年文学史研究的“三通”,即在时间上,古今文学打通;在空间上,各民族文学打通;在体裁上,各种文体打通。此外,他还参与主编了《中华文学通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及《古本戏曲丛刊》等。在从事文学史研究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着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思考着古代文学学科建设问题。早在1956年,他就发表《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1956年4月15日《光明日报》),当时他刚二十出头,就针对当时学风方面问题发表自己看法。此后,陆续发表了若干宏观研究方面的论文,如《我对探索文学史规律的看法》、《永远的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三个阶段》、《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点思考》、《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文艺理论的发展》、《关于建立近代戏曲文学学科的问题》等,高屋建瓴地考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方法、成就等,具有指导意义。

    邓绍基先生的这些综合性学术成就,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显示出难得的价值。

    三

    邓绍基先生是江苏常熟市人。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毕业后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直到2000年退休,他在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岗位上度过了四十五个春秋。“文革”前,他曾任中共文学所总支副书记、代理学术秘书、古代文学研究组副组长、近代文学研究组(筹)组长、《文学知识》编委会常委等。“文革”后历任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文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

    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与文学研究所发展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继文学所创始人郑振铎、何其芳之后第二代学者的领军人物,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他是何其芳主政时期的重要骨干成员,“文革”后又一直在科研前线运筹帷幄,组织协调,卓有成效,受到所内外同仁的广泛尊重。文学所能够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与邓绍基先生的努力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在何其芳所长的引导下,他参与了文学研究所很多重大学科建设和学术活动。在纪念文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邓绍基先生在回忆文章《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中谈到,郑振铎、何其芳在筹建文学所时确立了四个方面的工作重点:第一是系统的中外文学理论建设,第二是大型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编写,第三是编选具有大型文献功能的《古本戏曲丛刊》和《古本小说丛刊》,第四是编选一套历代诗歌选本,并且要由著名学者来选编。今天来看,建所之初所确定的这四个方面的业务工作多已完成。其中,也融入了邓绍基先生的心血。

    如理论建设方面,1959年,在何其芳倡议下,由叶水夫牵头,编辑出版两辑《苏联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在何其芳领导下,制定了三套名著丛书的编选计划,包括《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学理论著作,为我国文艺理论界提供参考资料。正是在前辈的感召下,邓绍基先生特别重视理论,撰写了《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提高古代文学研究水平》、《毛泽东与他的“古今中外法”》等论文,体现了他对古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的战略性思考,至今读来仍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如文学史论著方面,除前面提到了几部古代文学史外,还有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如前所述,邓绍基先生重视基本文献,又有理论修养,他的思考就比较全面深入,也取得了切实的业绩。

    如大型文献汇编方面,《古本戏曲丛刊》到郑振铎1958年不幸遇难前,已出版四辑共400多种作品。其余各辑,我们正在组织力量重新编纂。《古本小说丛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业已陆续出版。其中《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意义,邓绍基先生在《〈古本戏曲丛刊〉的文献价值》一文有详细的介绍,这是他亲自参与这项工作的甘苦之言。

    如历代选本方面,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以及在余冠英等老一代学者主持下编选的《唐诗选》等文学读本先后问世,印行数十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邓绍基先生受此影响,也独立编选《金元诗选》,主编《元诗三百首》,都具有拓荒的意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向来有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分别,多数学者追求为己之学,视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以邓先生的性情资质与学术理想,他完全可以坚守自己的学术园地,精耕细作,成为某一领域的第一流专家。但是,他被很多事情推着走,不得不腾出大把时间用于学术组织与行政协调,时常会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的焦虑不安,也暗羡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悠闲自在。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兴趣而耽搁工作。这一点,很像他的引路人何其芳先生。我们从回忆文章看到,何其芳先生身居领导岗位后,没有时间从事创作,颇感不安,多次说到,“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他还对那种无休无止的会议,深感厌烦。但是,他受党教育多年,只能服从工作的调遣。邓绍基先生也是如此。他多次说过,行政工作可能会耽误业务学习,但是从大局考虑,从长远考虑,这种牺牲又是必要的,不能选择。文学研究所有很多像何其芳、邓绍基先生那样的“双肩挑”干部,代代传承,默默奉献,克尽厥职,照亮他人。在当今这样一个特别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他们的为人、为学风范,越发显得珍贵,越发叫人感念。

    今天,我们纪念邓绍基先生,不仅仅是纪念他个人,也让我们有机会回顾老一代学者为文学所发展建设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我在纪念文学所成立六十周年时撰写的《追寻文学所精神》一文中曾写到:“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或许可以视为文学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谦虚,是就为人而言,低调做人,和谐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继晷,钻仰终身。而实事求是,则是做人做事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这种工作作风的核心所在。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六十年来,文学所艰辛地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的传统”。邓绍基先生可以说是继承这种传统精神的一个典范,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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