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怀念吴小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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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如先生遗墨

    没想到吴小如先生会在这个时候离开我们。虽然享年九十有二,按古人的说法自是寿考,但在我个人还是感到太过突然。吴先生是我尊敬的师长,大学就读,就曾亲聆咳唾之音,嗣后为学,过从不密,往来不少。我说的“这个时候”,是因为此前的3月31日,南开大学的来新夏先生逝世了,同样享年九十二岁,两位当代文史大家之逝,仅相差一个月十天又四个小时。

    来先生之逝,我本该写点文字的,近十年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几乎每期都有来公之作,关于他的学术活动也偶有参加,往还书札亦可成帙。他逝前不久还有信给我。为表达追怀之意,今年的《中国文化》春季号,特辟“来新夏先生遗稿”专栏,刊出他的遗作两篇。我在专栏的编者按语中写道:“2014年3月31日下午3时10分,来新夏先生不幸逝世,享年92岁。近十年,来先生与本刊往来密切,经常有文献考订和书事随笔交《中国文化》刊载,我们则有文必登。本期的两篇遗稿,即为先生逝世前不久寄来,谦称供‘补白’之用。我们非常怀念来先生的学问风采。他早年得陈援庵、余嘉锡、张星烺等名宿之教,以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名家,《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书目答问汇补》《北洋军阀史》《方志学概论》等著述,足可成为沾溉后学的学术遗产。他出生浙省,就读辅仁,执教津门。思想自由,文笔灵活,著述宏富。噫!哲人远去,吾心伤悲,往事依依,不胜追怀哀悼之至。”

    两位先生相继离世,都是我不曾想到的。我和来先生的交往属于学术忘年,和小如先生更添一层师生之谊。我非北大出身,但六十年代初读大二的时候,整个一学期的工具书课,都是由吴先生来担任。他对治学工具的掌握,对文史典故的熟悉,让我敬佩无地。原以为所谓工具书,不过是各种字典、词典之类,或者最多再加上几本韵书。谁知在吴先生那里,十三经、二十四史、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六十种曲、太平广记,无一不是工具书,而且是治文史之学的更重要的工具书。还从吴先生学得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可以简称为“全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简称为“全诗”,《汉书·艺文志》简称为“汉志”,《隋书·经籍志》简称为“隋志”。这些个简称,至今我用起来仍无失无忘。特别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的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稿,得到了吴先生的批改指点。文稿为《红楼梦前五回在全书结构上的意义》,有一万五千字之多,一次下课后我交给了他。一周后的课后,他找我退还,很多页有圈点批改,并附有三页稿纸的评语。评语具体写了些什么已不复记得,印象中基本都是鼓励的话。我日后的一度治红学并小成气候,于今思之,和吴先生当年对我的鼓励也许不无一定关系。

    因为有此前缘,2001年年初,我一次和吴先生说起四十年前的这一往事,并将我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呈请他指正。不料过了一段时间,竟在2001年3月11日的《人民政协报》的学术家园版,看到了吴先生的文章《红学:二十世纪小结——读〈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差不多一个整版,让我惶悚不已。他说“一气读完”此书,“然后更反复披绎”,可见吴先生对红学的情趣之厚。文章自然讲了一些称许的话,但措辞属意极见法度。他看重的是我研《红》的“平常心”,未尝以之为“吃饭之具”。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每期都送给他,他觉得刊物办得是好的,唯错字没有根除,是为一憾。一次他还请严家炎先生带话给我,说要注意刊物的错字。严先生转达意见,就像做学问一样严谨,批评的语言一字不漏。吴先生对称谓的混乱,尤为恨恨。“兄”之一词,是表示对往还彼方的尊称,对自己则谦称为“弟”,而与年龄的大小无关。但此词使用的禁忌处在于,除非特殊情形,年小者绝不可以对年长者以“兄”呼之。倒是年长位尊者,可以比较自由地称年龄小于己者,甚而对弟子、晚辈,有时亦不妨“兄”之。记得吴先生曾有专门的文章谈及此义。还有写信的一方,可以在落款处留下“敬启”字样,但上款绝不可以写“某某先生敬启”。盖“启”有二义,一曰“开启”的“启”,一曰陈述之意。故写信人落款可以自称“敬启”“拜启”,意为“敬陈”“拜陈”。而对收信人写“大启”“道启”可,却绝不能写“敬启”,他亦有文及此。吴先生对文章义法和属词称谓的讲求,是严格的,至有“学术警察”之目,究其本心,则是为不乱吾国固有文脉,守持语言文化之纯洁。

    我的不能忘怀于吴小如先生,是当自己马齿日增、著述多有的情况下,仍不时向吴先生请益而随时得到指点。大约十数年前,我正在研究陈寅恪的家世遭际,其中涉及陈宝箴、陈三立经略湖南期间和文廷式的关系。文廷式当过珍妃的老师,深为慈禧嫉恨,早在戊戌政变之前即将文赶出宫。八月政变后,又严令各地搜捕,并可以就地处决。其时文在长沙,为陈宝箴、陈三立所救免。后来文廷式死,陈三立写有《挽词六首》,第四首开头一句为:“元礼终亡命,邠卿辱大儒。”这“元礼”是谁?我一下懵住了。于是打电话给吴先生,问其所疑。吴先生连沉吟都没有,立即回说:是李膺,你查查《后汉书》。我一查果然是遭遇东汉党锢之祸的李膺,元礼是其字。这样的师长,对古典如此“脱口而出”的功夫,即使学术长辈中,也不多见。后来《陈宝箴与湖南新政》出版,我特在后记中标明此事并向吴先生致以谢忱。我的感谢吴先生,还由于大学就读之初使我深受教益的两部著作,游国恩先生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这两部书当时在我心里不啻学问渊薮,它为我铺平了通往古典之路。这两部书都是由吴小如先生注释定稿,其沾溉文史后学的功德,难以言喻。

    2012年,比吴先生小七岁的老伴去世,他增加了寂寞。一次通电话,他说了长长的一番话,关于吴玉如先生,关于京剧,关于俞平伯先生,关于对《唐宋文学史参考资料》编写的期待。而且思路清晰,嗓音清亮。我说想不到您能讲这么长时间的话,以后该多打电话给您。他说也不要多,不要在晚上。然而自今而后,我再也不能打电话给他了,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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