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则新史料看陈垣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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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出版的二十三卷本《陈垣全集》中,披露了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一篇未刊作品的提纲。该提纲作于1941年12月8日,题为《伟大之中华民族》。在他所有的文章著作中,这一标题的感情色彩之浓重无出其右。将其与陈垣的其他著述相参证,可全面了解他的文化观。

    陈垣的文化观可分为两部分,首先体现在姓氏论与民族观上。陈垣认为,“无一姓无外来民族加入”。此为《伟大之中华民族》“最要证明”者。而这一观点在陈垣早年即已发端,他曾于1930年代提及这一观点。辛亥革命前后陈垣的满汉观点即带有这一倾向。辛亥革命时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宣传深入人心。曾为同盟会会员的陈垣,一方面具有鲜明的反满反清立场,但是另一方面却不主张排满,而是力主满汉调和,并反对区分满汉畛域(《陈垣早年文集》)。1936年,在一次接受采访中,陈垣谈到他正在撰写《汉以来新氏族略》。他认为“汉”是从陆路与中国交往的外国对中国的称呼,汉族在历史上是融合同化了许多民族后形成的,仍在融合同化之中,他指出:“我觉得现在的人常常说‘汉族’,这是绝大的错误。严格地说,只能说中华民族,因为我国没有纯粹的汉族,都是混合民族,同时这种分别的称呼,很容易使其他民族起疑,而发生无谓的争执。其实我们单从姓氏一方面考察,多半都是各族混合的。”“这部《汉以来新氏族略》是考察民族史的,搜集汉朝以来信史,归纳逐条解释,而供国人参考”(茜频:《学人访问记——历史学家陈垣》,《世界日报》1936年1月5日)《汉以来新氏族略》写成后,“因牵涉面广”,并未刊发,后来,连底稿也不完整了(刘乃和:《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

    但是,作于1941年的《伟大之中华民族》提纲却保留了十分类似的观点和内容。在笔者看来,《伟大之中华民族》之撰写计划既是《汉以来新氏族略》姓氏问题的扩展,也是作者对中国历史大势的理解和把握。从标题一望即知,此著饱含作者对中华民族的无比自豪。提纲以“广土众民,君子乐之”开篇,统领全篇42段文字。每段非常简洁,由一两句话构成,应当是全文的各个要点。其中,姓氏问题居于首位。在42段要点中,论述姓氏者亦接近一半。比如开篇后第二句即为“无一姓无外来民族加入”,陈垣认为,无论“东来之姓,西来之姓,南来之姓,北来之姓。中部之姓,如荆蛮、豫蛮”,他们“同语言、文字、风俗、习惯”。

    提纲中,“外族之内徙”共用五段文字分述,应该是要详细展开的部分。“前篇言历朝外族之同化”。将以朝代为主,分述先秦、汉魏六朝、唐五代、两宋、辽金元和明清历朝历代归化的外族。“后篇言各姓同化(参入)之外族”。将以姓氏为主,述各姓参合之外族。“各姓新族之参合,包括上平各姓,下平各姓,上声各姓,去声各姓,入声各姓。”提纲中还包含“东正教鄂罗斯旗之汉姓”、“各地外族之归化”“五胡之君好文学”等专题。

    这一观点亦延续至陈垣1945年撰成并发表的《通鉴胡注表微》“夷夏篇”中。陈垣提到鲜卑与汉族共处通婚,到隋唐之后,已分辨不出彼此。契丹在金元时期,女真在元朝时,都称“汉人”,与汉人也已为一家。胡三省常常感叹“中国自此胥为夷”,陈垣则自信地反驳:“岂知夷至此胥为中国乎?”他引《春秋》公羊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认为夷夏观念在当时,“非尊己卑人也”,“内外亲疏之情”乃“出于自然,不独夏对夷有之,夷对夏亦宜然。”在他看来,夷夏观念,就是“民族意识”。这就是陈垣“无一姓无外来民族加入”的姓氏论和民族观。

    陈垣的文化观不只限于探讨中国境内及与周边民族关系,还包括外来宗教观。众所周知,陈垣以宗教史研究著称于世,其开创的外来宗教研究被称为古教之“绝学”,包括研究元代来华基督教的《元也里可温考》(1917)、研究犹太教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和《摩尼教入中国考》(1922)与《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古教四考”与陈垣的代表作《元西域人华化考》(1923)所探讨的对象都是外来宗教文化。在陈垣所擅长的外来古教研究中,外来宗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乃是其深义之所在,这一点可见于陈垣在探讨这些外来宗教时,在三个方面的研究侧重:

    第一,侧重宗教传入的接受史。“古教四考”的几本著作都是以这类内容为主体,如《火祆教入中国考》,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火祆教传入及被中国接受的历史,包括第一至第八章,含“火祆之起源”“火祆之始通中国并其名称”“北朝火祆之奉祠”“唐初祆字之创见”“字书祆字之增入”“唐时典籍称祆之略例”和“春秋时睢水有祆神之谬说”;第二部分与景教、摩尼教的比较(第九至十一章)和第三部分结果及影响(第十二章)只占全书章节的三分之一。除了篇章安排外,“接受史”也可见于对细小问题的把握。例如从第二至六章,陈垣以“火祆”教之名称的创见、改造和被官方接受,来看其宗教在中国被民间和官方认同接受的过程:火祆教拜日月水火,所以“祆”之称谓,从“示”从“天”,表示天上的神,但为了区别于中国的天神,造了“祆”字,该教则被称为“火祆教”。

    第二,侧重外来宗教的信徒被中华文化所同化的现象。陈垣从“儒学”“佛老”“中国诗文”等方面,举出大量事例对此加以证明。如高唐王阔里吉思,本为基督教徒,但是他“筑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靡不经意”。再如摩尼教世家高昌契氏,“一门两代,凡九进士,时论荣之”,而“科名之盛之如契氏,不读孔氏之书而能然耶?”还有从外国宗教而学儒,再入佛,极精于汉学的“双料华化”者,如小云石海涯。其祖父是“畏兀人”,但他本人既通中国诗文,又谈禅学道。通过他们被中华文化同化的事实,陈垣感慨道:“特患其不通中国之文,不读中国之书耳;苟习其文,读其书,鲜有不被其陶化者”,表达了对中华文化感召力的坚定信心(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第三,侧重外来宗教的遗留与影响。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中,陈垣全文引用张相文的《大梁访碑记》,记录宣统二年的犹太人状况,张相文曰,犹太教的遗民“一切起居状态,祀先敬祖,与汉民无异。然谛审之,则高鼻深目,与高加索种相仿佛。”《火祆教入中国考》中,陈垣提到该教在唐末虽已被禁,但仍有宋人信奉,并使用了祆教在元曲中遗留的资料,“不独未曾消灭,且更形诸歌咏,播之管弦,想其意义已与中国旧俗之火神相混,非复如西来之火祆教矣。”

    以上外来宗教的接受史、被同化和遗留影响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既是说明外来宗教在中国,无不被中华文化所接受、同化和融合,而中国文化除了本身特有的儒老、中国文学等,也融化含纳了包括四种外来古教在内的各种宗教文化。正如陈垣所总结的:“其旧俗譬之江河,中国文明则海也,海无所不容,故无所不化。”(《元西域人华化考》)以上是陈垣的“外来之宗教可成为中华宗教”的外来宗教观。

    可以说,由姓氏、而民族、再至宗教的中华文化观,是陈垣多年来一以贯之的观点。而这一观点不同流俗,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1900年代,其“反满”但不“排满”的满汉观,超越了时人在革命之后因时势之需才转换的立场。至1930年代,其民族立场,既与当时将“未结合之种族而欲混而同之”(如将徐福东渡之日本后裔混同于汉族)的调和观点截然不同,也与将“已结合之种族而欲析而别之”(如将匈奴后裔、契丹后裔从汉族中分离)的种族主义观点迥然有异。

    在1920至1930年代,中国文化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后,在文化的前途问题上出现了各种思潮与主义的碰撞和交织,易走两个极端:或者持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华文化优越,而拒绝接受外来影响;或者持全盘西化观点,要将西方文化全盘带入。而陈垣由外来宗教史推出的文化观与二者皆不相同,他既反对前者的封闭保守,又反对后者的极端崇洋。他对中华文化具有坚定的信心,但同时也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他的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文化观。

    如果说,1900年代至1930年代陈垣更强调的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那么到1940年代,结合抗日战争的大背景和他的其他成果,可知陈垣规划《伟大之中华民族》一书,其实更着重于强调中华民族的长久生命力:“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统,与中国混而无别,则同为中国人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通鉴胡注表微》)而保持生命力之关键,则是陈垣在“宗教三书”,即《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和《清初僧诤记》(1941年)中论证的“贵能读书而不仕”之观点。可见,《伟大之中华民族》这部未完成的作品与“宗教三书”一样,都包含了抗日战争时期陈垣对自身处境和国家民族处境的深切思考,是对外族入侵所产生的文化保存和发展问题的时代回应。

    总之,陈垣始终相信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研究氏族学,不知中华民族之大也”,“善能吸收外来民族,故能继续发展而不衰老”(《伟大之中华民族》),也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文化顽强生命力的坚定信心,“呜呼,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人民愈生而愈众,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便是陈垣的文化观的要义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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