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缘堂:丰子恺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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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件事(图中先生原型为夏丏尊)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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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资料图片

    【编者按】

    今年是丰子恺诞辰116周年。为了让读者重温先生的艺术成就,从去年始,海豚出版社陆续出版了16卷本的《缘缘堂书丛》。众所周知,“缘缘堂”不仅是丰子恺的现实家园,更是他的精神归宿。他不仅几次撰文描述缘缘堂,还将自己的文章一再以“缘缘堂”的名义结集出版,如《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和《缘缘堂续笔》。本文作者系海豚出版社社长,重读、重编丰子恺的作品后,生发出内心的呼唤。

缘缘堂之恋

    丰子恺先生的家乡,在石门县玉溪镇(今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那里有他许多生活的记忆,还有那所让他一生牵挂的居所——缘缘堂。缘缘堂建于1932年秋,是子恺先生在母亲留下的一处平房基地上,亲自设计建造的一处中国式楼房。他曾经深情地对“缘缘堂”说:“因为你处在石门湾这个古风的小市镇中,所以我不给你穿洋装,而给你穿最合适的中国装,使你与环境调和。因为你不穿洋装,所以我不给你配置摩登家具,而亲绘图样,请木工特制最合适的中国式家具,使你内外完全调和。”

    其实子恺先生生逢乱世,四处漂泊,留下名分的居所不少,像遵义的星汉楼、上海的日月楼,还有那么多未获名分的“行宫”云云。但是在子恺先生的心中,只有缘缘堂重如泰山。1938年1月,当日军炮火将缘缘堂夷为平地的时候,逃亡中的子恺先生,闻讯悲愤万分,他后来写文章的标题,即有《还我缘缘堂》和《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他甚至在《辞缘缘堂》一文中写道:“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和我对调,我绝不同意。”

缘缘堂缘起

    子恺先生将缘缘堂看得如此之重,发端的原因,却在这两个“缘”字之上。其实在1926年秋,这个名字就有了。那时子恺先生在上海居住,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来到丰子恺家中探望。子恺请弘一法师为自己的寓所命名,法师让他将自己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写在一个个小方纸上,团成许多小纸团,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他让子恺拿两次阄,结果拆开来一看,两个都是“缘”字,于是就将寓所命名为“缘缘堂”。子恺当即请弘一法师写了一幅横匾,挂在上海的寓所中。翌年9月,子恺发愿,要拜弘一法师为师,皈依佛教,法名“婴行”,地点就在上海缘缘堂中。后来,子恺先生说,缘缘堂是有灵的,这个“灵”一直跟随他六七年,直到1932年,子恺先生在家乡那座房子建成,“缘缘堂”才算真正落地。

    由此说到子恺先生与弘一法师的关系。早在1914年,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为他讲音乐和绘画课的老师,就是李叔同先生。当时李先生名气很大,他创作的歌曲《祖国歌》和《送别》,实在让子恺倾倒。他曾经这样赞扬李叔同:“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子恺深受李叔同沐浴。他后来深情地说,李先生的教育,是“爸爸的教育”;另一位夏丏尊先生,是“妈妈的教育”。突然有一天晚上,李先生对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子恺说:“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阵强烈的东风,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从此子恺打定主意专门学画,一生未变。

缘缘堂随笔

    其实很早的时候,子恺先生的才华,就已经显露出来。那是在1924年,朱自清与俞平伯合办《我们的七月》,当时正在春晖中学任教的子恺先生,奉上他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由此成名。当时郑振铎先生在编《文学周报》,经常向子恺先生索画,做插图。后来,郑先生干脆在一个周日,与叶圣陶、胡愈之一同,来到子恺先生的住所,来看子恺的画作。那真是天才的创作啊,他们被惊住了。郑振铎后来写道:“当我坐火车回家时,手里夹着一大捆的子恺的漫画,心里感着一种新鲜的如占领了一块新地般的愉悦。”

    当然,漫画只是子恺先生艺术成就的一部分,不久他的文学才华与学术才华也显现出来。1925年,子恺先生的第一本译著《苦闷的象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此后有了缘缘堂,子恺先生有了自己的精神依托,创作天地顿时宽阔起来。作画与做文章、做学问并驾齐驱,一步步走向极高的境界。于是在缘缘堂,短短的几年间,子恺先生的创作进入喷发期,漫画集、随笔集、文艺论著和译著,有20余部。诸如《云霓》《人间相》《都会之首》《子恺小品集》《缘缘堂再笔》《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等,以此确立了子恺先生艺术大师的地位。

缘缘堂品格

    子恺先生的才华有口皆碑,其实他的品格也让人感动。先说他的“童心”,他是儿童的崇拜者,他说自己的心,始终被四件事情占据着: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一点也与弘一法师的教导有关。李叔同先生出家之前,曾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婴”;后来他为子恺取法名为“婴行”,取意所在,十分清楚。马一浮先生曾经赞叹子恺漫画艺术:“然艺之独绝者往往超出情识之表,乃与婴儿为近。”这些都是点破了子恺先生的艺术本质。

    再说子恺先生的“血性”,此为中国传统正派文人的脊梁。有一次谈到周作人,子恺先生说:“我出走是很犹豫的、反复的,是舍不得的,我的书都在那里啊!我为什么最后下决心带着全家逃亡,把‘缘缘堂’丢掉了、不要了呢?别人不理解周作人之所以做汉奸,我理解。周作人就是因为舍不得他北平的‘缘缘堂’,因为舍不得,他就没有出走。日本人利用了他,由此变成了汉奸。这是前车之鉴,我无论如何不能做汉奸。精神的、物质的财产我全部丢掉,就是因为不能做汉奸。”

    及此,我不忍心再看下去,只是内心中呼唤着:民族的脊梁啊,愿缘缘堂早日归来!由此也想到子恺先生抗日流亡时的《辞缘缘堂二首》。今日看去,那情怀让人如坠五里云雾之中,飘兮渺兮,依然追望不已。其一云:“江南春尽日西斜,血雨腥风卷落花。我有馨香携满袖,将求麟凤向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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