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为学派义钩沉

    《孟子》有两章提到“儒”字:“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滕文公上》5·5)“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尽心下》14·26)前者是引夷子之语,后者是孟子自道。“儒”之一字,孟子如何理解?又有何意义?这里联系先秦思想文化史略作辨析。

    《左传·哀公二十一年》说过:“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左传》书中,“儒”字只此一见,亦仅具备普通含义:儒书即礼书。鲁哀公二十一年是公元前474年,而孔子已于鲁哀公十六年亦即公元前479年去世。因故,一般认为“儒”字最早出现于《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6·13)冯友兰(1895-1990)的《原儒墨》认为:“孔子不是儒之创始者,但乃是儒家之创始者。后世既为儒家之天下,故孔子亦为后世之‘至圣先师’。”钱穆(1895-1990)的《孔子传》指出:“儒业为孔子前所已有。凡来学于孔子者,初为求食来,而孔子教之以求道。志于道则为君子儒,志于食则为小人儒。”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8章《师儒》强调:“按照孔子所说,春秋末期世俗的用法中,确有以‘儒’为贬义而妄相诟病的情况,但这已不是‘儒’之命名的本来意义;而儒家则以大丈夫的君子儒自命,显示着儒与儒家的根本分化。”孔子乃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但《论语》中的“儒”字其实并不是在学派意义上使用。

    章太炎(1869-1936)的《原儒》一文认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照此说法,《论语》之“儒”还不是指专门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的人——此乃儒之“类名”,只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此乃儒之“达名”。外延越小,内涵才越确定,“达名为儒”比“类名为儒”的外延大得多,可见《论语》对“儒”这个字眼的学派意义尚处于极其朦胧的境地,它离外延最小、内涵最确定的“私名为儒”还相距较远。

    孔子之后,《墨子·公孟》有“儒之道”的提法:“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又云墨子非儒,但称许孔子:

    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非儒”是墨家的主调。《墨子》即有《非儒》两篇,上篇已阙,下篇今存。《非儒下》云:

    [1]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

    [2] 儒者曰:“君子必古服言,然后仁。”

    [3]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

    [4]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强则助之胥车。”

    [5]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

    《非儒下》引述的这些话,可视为依次对应于下面的儒家经典:

    [1]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

    [2]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经·卿大夫章》)

    [3]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7·1)

    [4] 伐不踰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春秋穀梁传·隐公五年》)

    [5] 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客,然后尽其声。(《礼记·学记》)

    这种对应关系,正如陈来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的论文所言:“到了墨子的时代,‘儒’或‘儒者’已经成为墨子及其学派用以指称孔子学派的定名了。”换言之,《墨子》已有“私名为儒”的明确意识。当然,近人吴毓江(1898-1977)的《墨子校注》有段关乎《非儒下》文献可靠程度的话亦值得注意:

    儒、墨道不同,交相非毁,诚无足怪,于诸子书中可考见之。此篇所举,或涉琐细,又无“子墨子言曰”,与《尚贤》等有上、中、下三篇者亦不同,明非尽本墨子。自“以所闻孔丘之行”以下,与上文就事立论者显然有别,不类一篇文字,疑经后人补缀窜乱,非墨书之旧也。

    《墨子》以“儒”指称孔子创立的学派,实亦启发了孟子。“儒”字在《孟子》中仅仅二见,但从“儒者之道”(5·5)到“逃杨必归于儒”(14·26),均表明孟子是从学派意义来理解“儒”字,此乃“私名为儒”。与孟子大约同一时期的庄子,亦具有儒、墨之分的学派意识。《庄子·盗跖》录满苟得曰:“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儒者伪辞,墨者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 

    孟、庄之后,“儒”字频繁出现于荀子笔下。《劝学》就以儒、墨对举:“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儒、墨之分,实则学派之分。荀子说“儒”,意义又较为复杂。比如,《劝学》有“陋儒”“散儒”之说,《非相》有“腐儒”之说,《非十二子》有“贱儒”之说。《儒效》甚至区分出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四种类型: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亻患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怍,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荀子说儒,极具批判意识,有时甚至毫不包容。《非十二子》就指名道姓地认为子张、子夏、子游等孔门高弟子均是贱儒:“弟佗其冠,祌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荀子这一强烈的批判意识,与其“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的政治儒学立场密切相关。凡不符合这种立场,荀子均加以排斥,以致“不把‘儒’作为一个单一的学派群体,而是充满内部分歧的学术混合群体”。

    但是,荀子对“雅儒”“大儒”的期盼,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鲜明反映了儒家因应秦之统一时代的新追求,并因而与孟子相区分。这种区分即是:孟子坚持文化儒学,荀子持守政治儒学。正如前引陈来的期刊论文所说:

    荀子自己很重视《诗》《书》,常常引称《诗》《书》,这继承了春秋后期思想家和早期儒家重视以《诗》《书》为规范性资源的作法;但同时在他看来,在制度与秩序重建的战国后期,《诗》《书》的缓慢的文化作用赶不上政治的急迫需要,注重经典传承的“文化儒学”的立场应当让位给强调制度和规范的“政治儒学”的立场。

    文化儒学与政治儒学之分,亦是“儒分为八”的思想根源。《韩非子·显学》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儒分为八,展示了儒家不断发展的一面,也刻画了儒学日趋复杂的一面。另外,熊十力(1885-1968)的《原儒》上卷《原学统》指出:“……晚周六大学派,儒为正统,墨、道、名、农、法,同出于儒而各自成家,各辟天地,猗欤盛矣!”这一论断至少表明儒家是周秦之际最大的显学,并对诸子百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以“儒”名篇的古籍,《墨子》有《非儒》,《荀子》有《儒效》,《礼记》有《儒行》。《礼记·儒行》记有孔子对鲁哀公列举的17种儒者之行,而且几乎均以“儒有”二字起首(仅第16种例外)、“其××有如此者”(仅第17种例外)作结,格式十分工整。孔子陈述的种种儒行,勾勒出真正的“儒者”应当是从主观内心到身体外表、从言论到行动、从在朝到在野、从通达到穷困都合乎道德标准和理想人格的“全面发展的人”。考虑到《礼记》各篇成书的复杂性,我们仅将《儒行》视为早期儒家而非先秦儒家的理论反思成果。

    综上所述,从点化“儒”字的学派意义看,孟子乃承墨子之先,启荀子之后:墨子以局外人、批判者说儒,孟子以剧中人、继承者说儒;荀子把儒者复杂化、政治化,孟子把儒者简约化、人文化。因其简约化、人文化之维,孟子重构了《诗》《书》与孔子之间的相互性权威,阐释了孔子与《春秋》之间的批判性关怀,实现了道统与孔子之间的内在性贯通。因其剧中人、继承者之维,孟子既以“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为准绳,同时又逻辑地展开了“距杨墨”的异端批判意识和“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3·3),此亦孟子从儒家一统取向点化“儒”字的苦心孤诣!魏源(1794-1857)的《默觚上·学篇九》说过:“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外于儒矣……”历史上的政治运作假借儒学之名并外在于儒家精神的种种事实,十分值得我们时时刻刻——而不是在这里——予以深切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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