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研究文学史应该心胸宽阔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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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

    2013年,80岁的严家炎又回到北京大学的讲台讲了一课,讲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和1959年初次登上北大讲台时的观点不同,他主张现代文学起点应向上推移至甲午战争之前。

    采访严家炎先生是很享受的过程。他始终端坐在沙发上,但思维严密开阔,不觉间就透出文学史中都很难翻到的史料和掌故。他经常谈到的一个词是“意思”。他说,对于作家认真创作的作品,如果评论家“马马虎虎看,就没意思了”;如果评论回避作品中的缺点,也很没“意思”。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严家炎先生的学术研究,或许别人看来枯燥,在他却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读书报:您最初的理想是写小说,发表过作品吗?为什么后来改为学术研究?

    严家炎:读高中时,我在上海地方报纸《淞声报》上发表过两篇短篇小说。《巳生嫂》写了一个贫苦的农村妇女,《不堪回首》是一个爱情故事。我还写过一篇以国民党逃兵为题材的《青青草》,因为带点政治性题材,没能发表。1950年,我听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培养土改干部,半年可以结业,就背着母亲报了名。母亲希望我上正规大学,我一心想搞创作,华东革大可以快一些使我投入到生活这所大学。我们的老师是刘雪苇,后来被批判为“胡风分子”。他讲课讲得非常好,都是结合文艺工作讲一些体会,批评创造社,肯定鲁迅,认为鲁迅思想是实实在在的。但是1955年他被抓起来了,我买的胡风、路翎、刘雪苇的书都上交领导接受审查。我很想不通。我想创作是不能搞了,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

    文学史应涵盖不同倾向的文学作品

    读书报:您一开始就对自己有着明确的定位?

    严家炎:1949年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八九个喜欢文学的同学自发组织起来,利用暑假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文学上的问题,也学习邵荃麟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要求文艺创作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读书报:后来怎么去的北大?

    严家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后,我很想进大学再系统地读点书,恰好看到北大1956年招副博士研究生的广告,就报名了。考进北大以后,按老师开的书单实实在在地读了几百本书,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老庄孔孟读起,外国文学从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读起,也读《圣经》,因为它是西方文学的重要源头。老师主张我们要扎实打好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有了心得,有自己切实的体会和见解,再去写。《文艺报》1958年聘我们当评论员,我也写过应时的文章,批判厚古薄今。学了两年,我就被调出来了。

    读书报:您是指被调出来当老师吗?最早讲的是什么?

    严家炎:1958年10月中文系找我谈话,让我教现代文学史。那时候我给留学生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讲起,把它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现在我不这么看了。

    读书报:为什么?您在学术研究上有什么坚持?

    严家炎:后来我发现了不少材料,证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五四”则是高潮。另外,我主张现代文学史里不但要有左翼的文学,也可以写倾向国民党的那些文学,比如陈铨的《野玫瑰》、徐讦的《风萧萧》就非常好读。我出版《求实集》的时候,请唐弢为我写序。文学史里可以写倾向国民党的文学,唐先生是不赞成的。我认为做文学史应该心胸宽阔一点,可以涵盖不同倾向的文学作品。关键在于写法,写得是否准确。后来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写进了相当多的台湾文学,包括台湾的左翼文学。

    我觉得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文学的实际成就出发,不是看政治,而是真正看作品。我相信我的研究有道理,而且靠真凭实据说话,在文学上站得住脚。

    读书报:唐弢在《求实集》里也不主张把旧诗词、通俗文学写到现代文学中。

    严家炎:我觉得文学史里写旧诗词的条件现在还没有成熟,将来是一定会写进去的。在这个问题上,唐先生也说我有点固执。我之所以固执,是因为不认为自己不对,我很可能是对的。

    对梁生宝形象提出“三不足”

    读书报:关于对作品的评论,我发现对一部小说您会写好几篇文章。比如对《创业史》的评价,有评梁三老汉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和丰满,也有评梁生宝的“三多三不足”。

    严家炎:我读了两遍《创业史》,边读边做笔记,前后写了五篇评论文章。我是从文学出发,从实际感受出发,讲的都是真话。我跟一般人的评论不同,他们要肯定英雄人物,讲《创业史》都是讲梁生宝这个形象怎么成功。我说梁生宝这个形象不错,在一般农村人物塑造之上,也有一些弱点,所以我提出“三不足”。我不是否定他。柳青在《延河》发表文章,以《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为题反驳我。我们见面是在1967年夏天。柳青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你背后是不是有大人物要搞我?我说:跟你说老实话,关于《创业史》的文章,完全是我个人的真实思想和真实评价,没有大人物指点。他问我多大,我说当时28岁。他就说:我要知道你还是二十几岁的人,就不该写那篇文章。他还请我到家里吃西瓜。后来柳青在北京住医院,我还和朋友去看望过他。2003年我去过一次西安,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告诉我,她自己同意我对梁生宝形象的看法。我有点惊讶,我说我当时有的话语可能尖锐了一点。

    读书报:但是当代文学研究面对海量的作品,一部作品读完就属不易,更不用说像您这样读两三遍。对当代文学的评论,您有什么建议吗?

    严家炎:《李自成》的一、二卷我都读了两遍,而且读了明史和十几种野史。姚雪垠关于明末的历史做的卡片有两万多张,合计有一百多万字。可见他下的功夫。做评论的人如果马马虎虎就没有意思,对不起作者。姚雪垠写的是历史小说,相关的材料我必须要读一点,看作者怎样用他独特的眼光、独特的见解改造史料,改得有没有道理。你要研究作者为什么这么写。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这个评价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我是怀疑这种说法的。“高夫人”必须要写得比较“高”。明朝末年确实有“高夫人”其人,虽然历史记载的材料有限。这位女性是了不起的,李自成死后十多年,她还坚持带领大顺军和南明联合起来抗清。有人说这个人物是为了捧江青,《李自成》第一卷1963年就出版,那时江青还没出场。姚雪垠下了功夫研究,凭着自己对高夫人的判断加以虚构。

    对于当代文学可以放松去评,不必总在赶任务。“赶”并不产生好的东西。也不能都怪学者本人,他们也有压力,一年必须要发多少篇文章才能评职称。完全是从心底想写的、自由的表达,对社会有好处,对文艺的发展有好处。

    读书报:过去谈到20世纪文艺批评时,您提到“异元批评”,现在这一“危险区域”还存在吗?

    严家炎:现在好多了。“异元批评”就是你批判我我批判你,在我看来都不对。我觉得文学的各种创作方法可以同时并存。喜欢先锋派的不必把现实主义看得很蹩脚,现实主义也有它独特的地方,很深刻很细致,确实把作者的体验写出来了。

    读书报:您连续三届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您认为自己有哪些成果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严家炎:能起一点推动作用的,也许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这类著作,曾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材奖一等奖,引起学界很多关注。

    关于柳青的《创业史》,不管怎么说,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争论和思考,引发不同的见解,这是好事情。否则,一切风平浪静,都是讲柳青的好话。当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希望中国文坛搞得活泼多样一些,如果单调刻板,一味提倡写英雄人物也不见得好。

    读书报:您对鲁迅和金庸等作家的研究也是鞭辟入里,1995年您就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

    严家炎:鲁迅是了不起的,他的创法方法多样,太宽广了。《呐喊》《徬徨》主要是现实主义,《故事新编》是表现主义、荒诞派;一篇《孔乙己》也就三千字,那么生动复杂;《狂人日记》既有现实主义又有象征主义,有时候是同时出现,有的时候交替出现。

    内地对武侠通俗小说的误读很严重,到现在还是有一些人对武侠小说不以为然。我对金庸的研究,除了满足广大同学的要求,也纠正了有些人对金庸认识上的错误。有很多写金庸的文章甚至传记,都没请他本人看过。1949年的时候他就帮新中国说话,从法律上证明海外的中国资产应该归属新中国。50年代初金庸曾希望进外交部,为国家做点贡献。但因为不是共产党员,进外交部很困难。金庸的本事是白天写社评,晚上写小说。武侠小说是娱乐品,但金庸的小说是有思想的娱乐品。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有自己敏锐的眼光。

    江西干校时期的“过于执”

    读书报:您的不畏权威敢于直言,我想跟实事求是做学问有关,是不是也跟性格有关?

    严家炎:我有一点呆气,有点固执。我希望是从实际出发。如果对方没有准确的依据说服我,我不放弃。1970年在江西干校,我带了一个班参加劳动,他们给我起了外号叫“过于执”,这是《十五贯》里的一个官员,意思是过份固执。比如说挖水沟的时候,排水沟的两侧必须有一定的斜度。斜多少度?我当时说 “45度”,并且用量角器量度;刚去的时候盖草房,草房的屋顶要用一层一层的稻草压住,我要求必须每一层压到三分之二的位置,他们认为长一点短一点有什么关系,就给我起一个外号“过于执”,简称“老过”。有一天中午收工时分,我还在刚平整的水田里补加修整,洪子诚老师老远就叫:“老过,老过,你可不要骄傲,我看了两三块刚插上秧的水田,大部分秧苗都浸泡在没顶的水中,高的地方却完全干涸没有水,苗是蔫的!”

    读书报:做学问是否也是这样?听说您对学生特别严,“严上加严”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严家炎:有的老师希望自己同学全都及格,我可能打分数上相对严格,不会随便送分,但是也打过一百分。我还翻了一些冤案。比方说,1978年刚恢复高考时,王瑶先生和我计划带5名硕士生,结果报名的700多人,后来扩招到8名,考完拿到及格分数的有几十个人。阅完卷后我花了几天时间一份一份卷子复查,发现赵园的卷子虽然答得有遗漏,但是有很好的见解,应该加分。我看完后整体斟酌了一下,给赵园打了六十四五分。钱理群报名之后,我们收到接二连三的匿名信。怎么办?我认为写信人不肯署真名,当可以不管。我征求了王瑶先生的意见,拿定主意不管,他的考试成绩很好,一样录取了他。

    读书报:关于最新出版的四本书(《严家炎自选集》《严家炎对话集》《严家炎讲演集》和《严家炎问学集》),对您而言有何意义?

    严家炎:这套书的内容基本是第一次面市。“问学集”、“对话集”过去从未编辑出版过,“自选集”是第一次选,虽然质量上不太平衡,比方说《现代文学起点在何时》,从学术论文来说,不像后面的评《李自成》、评鲁迅那样厚重,但是在史学上有重要的发现和推进。“讲演集”同样不曾出版过,但有关金庸的小说曾收入专辑。这些选集我觉得有实在的见解,还是有份量的,体现了我晚年学术上的求索。(本报记者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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