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倒褪鱼鳞似的写作

    大跃进期间为了庆祝建国修的十大建筑,不到一年时间,中国首都因此从一个千年古都转变成现代化城市,这种魄力和速度对外国人来说不可想象。中国有一种很神奇的拥抱变化的能力,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品质,欧洲人没有,是什么呢?不后悔,不管干了什么事绝不后悔。西方精神中长期有关于后悔的各种感伤和戏剧性的思考,相形之下中国似乎有意愿和能力充满勇气地面对新形势,充满热情地追求进步——即使这些激进的变化有时意味着对过去粗暴的抹除。

    在建筑史上,国庆工程实际上是在同一时刻修出来的,建筑史上的资料非常少,当时被认为是大跃进的产儿,是中国建筑史上有开创性的成就,这个工程非常重要,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和血汗,值得大家好好的分析和赞颂。但是实际上到现在没有一部关于十大建筑的深入的建筑案例的分析,怎么设计、怎么施工、哪些技术问题。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把大跃进社会史和建筑史放在一起,这两个知识鸿沟那么大,以至于让我们怀疑他们是不是在讲同一个时代。

    在中国城市化项目所亟需的一系列批判性评估工作中,我认为中国建筑史写作——与中国社会史写作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的空间史写作——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历史写作并不能为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提供具体答案,也不会帮我们预测未来,但它对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深入的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挖掘集体健忘症的根源,挑战和击破神话,解释来源和意义,重新恢复我们空间经验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在努力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筑师如何与社会、文化、政治持续互动,一路走过来的。历史通过加深我们对中国建筑过去的认识,将会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空间问题,从而更智慧地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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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有一个建筑师叫奥雷·舍人(Ole Scheeren),建筑事务所OMA的主管,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时候,当时O?鄄MA正在设计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在场观众有的表示怀疑,OMA是这样一个前卫、思想进步的建筑事务所,为一个媒体设计这么一个尺度庞大、造型很张扬的建筑,是不是违背建筑师的伦理。这是在西方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他辩解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很正常,中央电视台的大尺度是业主自己的选择,不是建筑师的选择。一般建筑师辩论到这一点就为止了,但是毕竟是有思想的建筑师,他进一步说,在中国修建这样的巨型建筑根本不是独特的当代现象,而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传统。他通过历史理论化来证明中央电视台的大尺度形式的合法性。接着他放了一张幻灯,是1958年到1959年间,大概十个月左右在北京修的,大跃进期间为了庆祝建国修的十大建筑,现在只剩下九栋了,华侨大厦路口的楼已经拆掉了。他说不到一年时间,中国首都因此从一个千年古都转变成现代化城市,这种魄力和速度对外国人来说不可想象。他说中国有一种很神奇的拥抱变化的能力,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品质,我们欧洲人没有,是什么呢?不后悔,不管干了什么事绝不后悔。而西方精神中长期就有关于后悔的各种感伤和戏剧化的思考。这些后来正式发表在日本建筑杂志,所以我很精确的把它翻译过来。西方精神中长期有关于后悔的各种感伤和戏剧性的思考,相形之下中国似乎有意愿和能力充满勇气地面对新形势,充满热情地追求进步——即使这些激进的变化有时意味着对过去粗暴的抹除。

    当时我在哥大读博士,作为一个留学的中国建筑师,在纽约几年下来,听了很多关于外国建筑师对中国的评价,最有想象力、最有洞察力的到最幼稚的,无奇不有。但是没有比他这番话更刺痛我的心,从这点我特别感谢他,那一段话让我接下来几年不停地在回想,我也想搞清楚为什么那段话会刺伤我。我进行自我分析,首先从表层上,我不喜欢他那种傲慢的态度,这种轻易的就说中国人怎么样,他没来过中国几次,没呆过多长时间。另外我个人不觉得不后悔是一个好的品质,对于历史不后悔,那不是值得别人来羡慕,值得别人来称颂的。

    但是我后来再一想,跃过这些很肤浅的,多少有点民族主义的情绪,之所以刺痛我有更深层的原因,我发现他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的,这一点真正地刺痛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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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细节,我刚才提到了,他演讲放十大建筑的幻灯,我突然意识到,关于大跃进,关于国庆工程,有两套历史知识,我完全没有任何连结。在社会史上,我那时候在哥大读一批关于大跃进、大饥荒的书,我们现在大家逐渐知道了,1958年到1961年中国,主要是乡村,有人饿死。在建筑史上,国庆工程实际上是在同一时刻修出来的,建筑史上的资料非常少,当时被认为是大跃进的产儿,是中国建筑史上有开创性的成就,这个工程非常重要,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和血汗,值得大家好好的分析和赞颂。但是实际上到现在没有一部关于十大建筑的深入的建筑案例的分析,怎么设计、怎么施工、哪些技术问题。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把大跃进社会史和建筑史放在一起,这两个知识鸿沟那么大,以至于让我们怀疑他们是不是在讲同一个时代。

    所以这个问题开始越来越引起我的研究兴趣,能不能写出来,把这个社会史和建筑史联系起来,把国庆工程放在大跃进的语境里探讨,他是如何动员、组织,通过设计、技术创新、人海战术把它修出来,它与当时经济政治形势如何互动,这个成为我的研究问题。

    我也意识到一点,建筑师和任何人,如果面前面对一堆纪念碑式的建筑,如果脱离历史背景、时代背景,不可避免的只有审美化,只能被它的形式打动。换句话说,我们观察建筑通常是,这个建筑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一堆物质的躯壳。更进一步说,这个建筑有风格,有形式审美,但是它没有社会历史,它脱离当时的历史状况。

    接下来就是2008年四川地震乡村校舍倒塌和北京这一批的奥运工程,建筑资本分配的极端不平衡现象是如何以最直接的方式来揭示中国内部存在的深层矛盾。于是在2009年又一个建国的大周年,我开始研究北京的十大建筑,在调研过程中我时时为一种现象感到困惑,我称作建筑的任意化现象。我从本能上觉得建筑任意化在形式上,为什么十大建筑形式语言如此散乱或者多样,如此的折衷主义,如此的任意化。比如说军事博物馆显然是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民族饭店、华侨大厦是现代主义,民族文化宫是大屋顶的传统形式,人民大会堂是文艺复兴式的大柱廊。而这些风格在上世纪50年代的十年中一个一个都被批判过的,而突然在1958年、1959年全冒出来,而且并列在一起,建筑师是以怎样的心态在当时创作,突然会释放出这样一种折衷主义的热情。

    所以我采访了将近二十几位老建筑师、老工程师,每一个我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你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听说乡村爆发饥荒,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建筑师都不知道,都在非常浪漫的想象中国马上就要实现现代化了。最打动我的就是高义兰老师,清华大学的,他参与国庆工程设计,民族文化宫刚落成,前面广场上是彩色喷泉,晚上他在那转悠,他就想多美好,北京再过十年就会现代化。只有清华大学当时的党组织书记知道。而在历史学家中,我查到的,文字可查的,只有顾准先生的日记里写到。因为同时有着两方面经验的人非常少。其实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信息断裂的状态。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状态?我开始觉得光写十大建筑的案例分析已经不够了,我决定再倒退一步,回溯新中国1949年到1959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于是产生了今天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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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步就是方法论,也就是如何写这本书。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在方法论上一个比较大的创新是用梁思成先生的思想检查为中心线索串联起来的,通常建筑史是以建筑案例或者建筑师正式发表的文章,我是用思想检查。我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1920年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建筑师宣言推动的,那么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则是靠一篇篇建筑师的检讨展开的。在众多建筑师的检讨中,梁思成,这个‘新中国建筑运动’的中心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我是靠这套史料把相关的历史资料串联起来写了这样一本书。

    在具体着手分析处理梁先生的第一篇检查,1951年的那个检查《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的时候,我马上被一个问题难倒了,他的检查写得非常好、非常全面,回顾、反省了他30年代、40年代的工作,我就不停地回过头去看他做了什么,然后我就发现篇幅越来越大,一转眼一万多字下来,还没有走到新中国建筑的主要论述的时候,我觉得还得再回溯,把30年代、40年代梁先生做的工作再整理一遍。我当时想不可能有任何创新了,这已经研究得透透的。再整理一遍,我的重点在新中国建筑史,结果没想到一深入下去,我很吃惊的发现梁思成先生的研究大量的空白,大量都是想当然的重复和抄袭,很少有独立的挖掘史料来分析的。

    比如说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1932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各发表了一篇文章,非常全面地概括中国建筑史,理论性地、历史性地概括中国建筑史的体系,已经非常全面地写出来,而他们在1932年6月份才开始第一次中国古建筑,越过明清之前的中国古建筑考察,到河北蓟县考察。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当你把很笨的工作做的具体以后。6月份才开始第一次中国古建筑考察,4月份提前两个月就已经写出来非常完备的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概括性的文章了,他的知识从哪来?我就到港大图书馆把1932年之前的所有国际的学者研究中国古建筑史的书拿出来,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伊东忠太都摆出来,一点一点的对,跟林徽因先生的文章对,大段大段的文字是借鉴了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

    我再次声明,这不是贬低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的贡献,而是只有分析哪些东西是借鉴别人,你才能搞清楚他们的独特贡献在哪里,要不然他们永远成为模糊的神话。他们独特的贡献是什么呢?他们整个的知识是借鉴了日本的学者,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观念,他们是建筑师的训练,他们用现代主义,用结构理性主义,满眼看到中国建筑的优点都是关于结构,因为那一点跟现代主义原则是相通的。他们建筑史的研究是非常理论化的,从一开始就关注中国建筑独特的木结构体系是跟现代建筑相通的,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催发出中国自己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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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中心是1949年到1959年,类似的方法一个月、一个月地来考察。我越过这一段,通过这个考察我得出结论,这十年非常重要,人们相信通过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能全面解决建筑专业问题。而这些运动常常受各种偶然因素影响,国内外的局势、领袖个人的情绪影响和变化莫测,前后逻辑不连贯,方向忽左忽右。梁思成先生又是非常热切的追随者,一开始很真诚,但是到反右之后开始怀疑所有人变得不真诚。他不停的写思想检查批判改造自己,有时候也将批判矛头指向别人。到最后我相信我自己弄清这个问题了,到1958年、1959年,尤其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政治的任意化导致建筑语言的任意化,建筑师的信念和行动、行事和周围愿景之间的关系彻底断裂,建筑师完全变成折衷主义,迎合形势的一帮工作者。

    这个历史没有结束,尽管今天阶级斗争、思想政治斗争不再主导中国的社会生活,但是据我的观察,运作的任意化导致建筑任意化仍然随处可见,更奇怪的是在今天又时常跟资本的任意化结合在一起。大家看看一二三线城市,到县城,甚至到小镇,大家都疯狂地在圈地,修建庞大的没有馆藏的博物馆,没有演出的歌剧院等等,有一批批非理性的建筑生产活动在全国发生。

    在中国城市化项目所亟需的一系列批判性评估工作中,我认为中国建筑史写作——与中国社会史写作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的空间史写作——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历史写作并不能为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提供具体答案,也不会帮我们预测未来,但它对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深入的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挖掘集体健忘症的根源,挑战和击破神话,解释来源和意义,重新恢复我们空间经验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在努力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筑师如何与社会、文化、政治持续互动,一路走过来的。历史通过加深我们对中国建筑过去的认识,将会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空间问题,从而更智慧地面向未来。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在新中国成立十年间,以沉重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不该被遗忘。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过程,以及与那个时代的互动经验,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中,仍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拼命强调自己不要急于下价值判断,要深入读解梁思成的民族主义,仅仅从他的动力来研究是不够的。我们今天作为史学家探讨他是如何做的,他的建筑史学思想源于何处,如何构筑起来,这是我感兴趣的。因为只有探讨清楚他的构筑过程才能看出来他的长处在哪里,他的局限在哪里。

    尤其是1950年、1951年这段时间,我也认为非常的关键,梁思成去了西方受了启发,但是同时也受到西方一批新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问题的批判,充满了对新的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的憧憬和美好的愿望,他觉得中国在那一刻建立新的政权,废除土地私有制,理论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应该可以更好地规划,所谓的计划经济,整体的城市规划,因为土地是属于人民的,政府会更好地照顾到整体的人民的利益,会规划出更好的城市,就在那一刹那里,他确实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有问题的,造成了杂乱无章的城市,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他虽然受现代主义的启发,但是他认为现代主义的理想根深蒂固上是不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实现的,居者有其屋等等,人人平等这种社会理想,他相信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可以帮他或者帮助这个城市实现理想。

    什么叫心理分析?不是说给你一把药,你就把你的心理疾病治了,而是把你心里黑暗的东西说出来。在我采访的很多老专家里,每个人都有一团黑暗的记忆心结,因为他们身体都不好,说话很激动,所以我不敢问,只能局限于五十年代研究。但是我总的感觉,上一代人,首先他们表述的语言还停留在那一代,他们还在谈斯大林的文艺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表达愤怒还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语言,让人很担心的是,他们每个人心理有很多事情不愿意说出来,这一代人可能会带着特别珍贵的史实永远的离开我们,我们永远没办法复原。比如梁思成先生,不管他的思想检查是真诚的还是违心的,但当年哪些人批判了他,不是每次在周年纪念上总是说先生高风亮节对我的教诲恩比山重。如果有谁忏悔,帮助我们民族真正揭开黑暗的情节,也才能面对现在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永远没办法面对现实的问题,永远没办法走向未来。

    我不能很清楚地感觉有哪些预设的观念,如果警觉到我的主观观念对我的写作起到不好的影响,如果能意识到,就尽量的回避。有一些基本的历史的点非常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今天的问题。在1950年到1952年对新制度的想象和对现有的现代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结合的不满,那一瞬间是有相当大力量推动他们探索建筑语言、城市、体系跟新的制度的结合。在1956年春天到1957年百家争鸣的时候,这种能量是巨大的爆发,最灿烂的一刻,那时候有很短暂的大家可以发言的时候,很多人可以贴大字报,可以畅所欲言的时候,不光梁先生说你们批我复古主义,其实我倡导保护城市和城市发展不矛盾,梁先生想反驳对他的批判。更激进的年轻学生发表文章说我们要现代主义,为什么不能直接说我们要的就是现代主义。甚至有人贴大字报,陈占祥先生贴大字报说,设计院就是一个培养苗头机器的一个大的臃肿的机构,扼杀创造力的机构。我们中国建筑师产量一年相当于外国建筑师一辈子的产量,但是好的品质有多少呢?设计院体制扼杀创造力。更激进的言论说应该废除公有设计院,那是1955年、1956年,刚把私有事务所废除掉,又提回到私有制,只有私有制度的建筑所才能鼓励建筑师的创造。但同时有更大的大字报说,私有事务所只能照顾私有业主的利益,私有业主利益无视公众利益,回到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而国家的设计院可以站在更高的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甚至可以不听单个业主的局部利益,这才能保证整个制度、整个空间权益的平等。在设计院内部如果进行创作的竞赛,也许既可以鼓励创作,又可以保障公共利益。所有这些争论其实是一轮一轮都在发生的,我们的问题是每一轮过后都忘了,过去那些资源没有得到再发掘、再传承,所以我们每一轮都在原地打转,都是从零开始。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朱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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