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风行海内”的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

  内容摘要:唐诗选本丛多,《唐诗三百首》是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经典选本之一。本文就其自身所具备显著特点来说明《唐诗三百首》风行海内的原因。

  关键词: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就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成为诗人们的写作题材。

  唐诗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

  唐诗代表着一种高度,作为一般读者,没有必要、也可能没有精力和能力把《全唐诗》全部读完、读懂,“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所以,我们只取我们需要的精华部分就可以受益匪浅了。于是,唐诗的各种选本就应运而生了。

  梁萧统之前,曾出现过许多文学选集,可惜自杜预《善文》以下各种选本均已失传,所以真正意义上的“选本”的是以萧统所编《文选》一书为开始的。所谓选本,顾名思义就是经过选择的(或被选择的)文本。从文学角度而言,选本是指选择者按照一定的选择意图和选择标准,在一定范围内的作品中选择相应的作品编排而成的作品集。以种类说,有赋选、诗选、词选、曲选;以时代论,有通代之选、断代之选、当代之选。若以断代为限,从数量的多寡、选目的丰富、影响的深广来说,当以唐诗选本为冠。

  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高峰,后世的唐诗选家们别出心裁,各创体例,编选出了一大批的唐诗选本。他们有从宣扬自己的诗歌观点出发而编选唐诗的,如李攀龙的《唐诗选》;有的是为当时的科举考试服务的,如纪昀的《唐人试律说》;有从内容题材出发的,如汪琼的《李杜五律辨注》;有从练书法、习绘画角度出发的,如黄凤池的《唐诗画谱》;有专从姓氏出发,专选唐人同姓之诗的,如刘云份的《全唐刘氏诗》;甚至还有从怡养性情、安度晚年的需要而加编选的,如马思赞的《唐诗闲》……

  在唐诗选本中,有一个选本叫做《千家诗》。《千家诗》是一个唐、宋诗人的绝句和律诗选本,大体上以春夏秋冬分类(其中有少数诗的编排并不符合春夏秋冬的特点),迥异于其他选本。最早的《千家诗》是由南宋刘克庄编写的。后来流传的《千家诗》二卷本,大多是南宋谢枋得选注的。而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千家诗》则是由清代王相增补修订的。《千家诗》共收录了125位作者的220多篇作品。由于其选的诗内容上基本健康,有不少脍炙人口而他本又未收入的好诗;大多少作品都富于生活情趣,易于朗诵和记忆,所以在当时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当时社会上的儿童一上学,就学习《千家诗》,因为它容易背诵,所以一直流传不衰。但它选诗太随便,好坏不分,而且只有五、七言律诗和绝句两种体裁,唐、宋人的诗混编在一块儿,体例没有个标准,所以到了乾隆二十八年春,一位名叫孙洙的人就与他的继室夫人徐兰英相互商榷,开始着手编选一个新的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

  孙洙,字临西,一字芩西,号蘅塘,晚号退士,祖籍安徽休宁县,清康熙五十年生于无锡。早年入京师国子监学习,乾隆九年(1744年)中举,乾隆十一年出任江苏上元(今江宁)县学教谕。乾隆十六年中进士,以后历任顺天府大成县知县、直隶卢龙县知县、山东邹平县知县、江宁府学教授等职。在任知县期间,深入民间访问疾苦,视百姓如家人父子;断案时,还没有笞责,他已先落泪,令人感悟。为了预防灾变,他还捐私银兴修水利,以保农业丰收。每当卸任之时,百姓攀辕哭泣,为他送行。直至告老还乡,仍两袖清风,囊橐萧然。孙洙编选《唐诗三百首》这本书是有感于《千家诗》选诗标准不严,体裁不备,体例不一,希望以新的选本取而代之,成为合适的、流传不废的家塾课本。乾隆二十九年以“蘅塘退士”署名的《唐诗三百首》终告完成。该书选入75位唐代诗人及2位无名氏的诗作共310首,刻印时又补入了杜甫的《咏怀古迹》3首。

  唐诗选本“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四藤吟社主人语)的,当推乾隆二十九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试三百首》。《唐试三百首》刊行后,不断得到翻刻、印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是其他唐诗选本望尘莫及的。孙洙既不是名诗人、名选家,也不是著名的诗论家,为什么《唐诗三百首》成为家传户诵的书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

  首先,孙洙不是只崇尚、推重某种风格的诗人的作品,也不是为评价唐诗的发展流变而选唐诗,更不是为了标举某种艺术观来选唐诗,他是为“世俗儿童就学”而编“家塾课本”才选唐诗的。目的既不相同,又没有固定的成见,这样就能选入不同风格流派诗人的作品,和其他唐诗选本相比较,显得丰富多彩。就作者来说,有七十七人,从皇帝到僧侣、歌女、无名氏都有,这是非常难得的。

  其次,所选的作品大都明白易解,又多是脍炙人口之作,这就易于为群众接受,引起他们阅读、欣赏的兴趣。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李白的《月下独酌》,杜甫的《望月》,王维的《终南山》,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牧的《秦淮河》,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等等,都是几千年来人们众口交誉的佳作。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这部书选在清代中叶,入选的差不多都是经过一千多年淘汰的名作,差不多都是历代公认的好诗。”人们“吟咏欣赏,收到陶冶性情的益处。”

  再次,古今诗体兼收,诗体比较完备。孙洙鉴于《千家诗》“止五、七律、绝二体”,“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做,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孙洙原序)。其中孙洙承袭郭茂倩《乐府诗集》的观点,另立“乐府”一项,也与唐诗其他诸家选本有所不同。当然,孙洙没有选五、七言排律,似乎是美中不足。不过,作为“家塾课本”的《唐诗三百首》,不选排律,也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短处。就各体诗所选的数量来看,比较适中,反映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体诗的发展情况。《唐诗三百首》各卷的划分情况如下:卷一为五古,选韦应物七首,杜甫、王维各五首,孟浩然、李白各三首,柳宗元二首,张九龄、王昌龄、邱为、綦毋潜、常建、岑参、元结各一首;另付五言乐府七首:李白三首,王昌龄、孟郊各二首;卷二、卷三为七古,李颀、杜甫各五首,李白、韩愈各四首,岑参三首,白居易二首,陈子昂、孟浩然、元结、李商隐各一首;卷四为七言乐府,李白五首,杜甫四首,王维三首,高适、李颀各一首;卷五为五言律诗,杜甫十首,王维、孟浩然各九首,李白、刘长卿、李商隐各五首,司空曙三首,钱起、韦应物、许浑、马戴、崔涂各二首,唐玄宗、张九龄、王勃、骆宾王、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王湾、常建、岑参、韩翃、刘脊虚、戴叔伦、卢纶、李益、刘禹锡、张籍、白居易、杜牧、张乔、杜荀鹤、韦庄、皎然各一首;卷六为七言律诗,杜甫十首,李商隐八首,王维、刘长期、元稹各三首,崔颢、温庭筠各二首,祖咏、崔曙、李颀、李白、高适、岑参、钱起、韦应物、韩翃、皇甫冉、卢纶、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薛逢、秦韬玉各一首,沈佺期《独不见》作为乐府附后;卷七为五言绝句,王维五首,刘长卿三首,孟浩然、李白各二首,裴迪、祖咏、杜甫、王之涣、李端、王建、权德與、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张祜、李商隐、贾岛、李频、金昌绪、西鄙人各一首,另外,崔颢的《长干行》二首,李白的《玉阶怨》、卢纶的《塞下曲》、李益的《江南曲》均作为乐府附后;卷八为七言绝句,杜牧八首,李商隐七首,王昌龄、张祜各三首,李白、刘方平、刘禹锡、朱庆馀各二首,贺知章、张旭、王维、王翰、岑参、杜甫、韦应物、张继、韩翃、柳中庸、顾况、李益、白居易、温庭筠、郑畋、韩偓、韦庄、陈陶、张泌、无名氏各一首,而王维的《渭城曲》、《秋夜曲》,王昌龄的《长信怨》、《出塞》,李白的《清平调》三首,王之涣的《出塞》,杜秋娘的《金缕衣》则均作为乐府附后。其中,五言律诗比七言律诗多,七言绝句比五言绝句多,其实这也并不是孙洙的个人偏好,而是从唐诗各体诗发展的情况着眼的。

  第四,题材较为广泛、匀称,没有单调琐屑的弊端。入选的诗篇中,有的反映时代动乱,人民贫困,如元结的《贼退示官吏》;有的抒发怀才见弃,抱负不能施展的愤懑,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有的抒写不愿同流合污,坚持高尚操守的情怀,如杜甫的《佳人》;有的描写悠游山林,欣赏自然美景,如韦应物的《东郊》;有的是反映征戍士卒之苦和描绘边塞风光,如王昌龄的《塞上曲》;有的是感时伤怀,慨叹飘零,如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有的是表现羁留异地,深切怀乡,如韦应物的《夕次盱眙县》;有的是描写宫怨、闺愁,如李白的《玉阶怨》;有的是题画和描写音乐,如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等等。通过这些诗歌,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洞悉当时唐代的部分社会生活。

  第五,入选的诗人主要是大家、名家,和一些在唐诗发展过程中有一定影响的诗人。这样,重点突出,主次分明;同时并不是特别推重盛唐而忽视初唐、中唐、晚唐。在七十七个作者中,初唐八人,盛唐、中唐、晚唐各二十多人。入选诗篇比较多的有盛唐时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中唐时的韦应物、刘长卿;晚唐时的杜牧、李商隐;初唐时在诗歌发展上有过贡献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陈子昂等的作品也选入在内。盛唐时被称为“诗家夫子”的王昌龄选入八首,以七言歌行见长,“发调既新,修辞亦秀”的李颀选入六首。其他象张九龄、贺知章、高适、崔颢、岑参、祖咏、张旭等,都有代表作选入。中唐时的诗人除韦应物、刘长卿外,其他诗人入选的诗虽然不多,但面比较宽,为人们所传诵的名作大致都有入选。晚唐初“小李杜”而外,象许浑、马戴、温庭筠、韦庄、杜荀鹤等名家也都有作品选入。这是其他偏于一隅的唐诗选本所望尘莫及的。

  第六,入选诗篇教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和诗味。诗歌作为语言艺术,必须有鲜明的形象,强烈的激情,优美的意境,浓郁的诗味,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诗品序》)。在孙洙选编《唐诗三百首》之时,正是王渔洋的神韵说、陈德潜的格调说、袁子才的性灵说风靡一时之时,他博采众长,荟萃其美,甄选唐诗。所以,入选的诗篇,既有比兴言志,情致婉转的佳作,如张九龄的《感遇》;也有想象奇绝,扣人心弦的名篇,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还有描绘边塞奇丽风光,雄伟壮阔的篇章,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也还有感情深沉,忧国忧时的名作,如杜甫的《春望》、《登岳阳楼》;还有诗中有画,给人美感的诗篇,如王维的《终南山》、《过香积寺》;也还有叙事生动,曲尽其妙的长篇巨制,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更还有深曲隐晦,但有一种朦胧之美的作品,如李商隐的《无题》诗。还有众多的好诗,不能一一列举。正由于孙洙在选诗时不局限于某一家的标准,独具慧眼,重艺术、重诗味,因而使《唐诗三百首》两百多年来拥有广大的读者。

  但是,《唐诗三百首》毕竟是一个旧时代的选本,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的局限,有着编选者阶级的局限,所以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几个缺点:如对杜甫、李绅、白居易、张籍、王建、皮日休、杜荀鹤、曹邺等现实主义诗人反映人民疾苦,抨击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作品所选甚少;与此相连,选入了几首宣扬封建妇道的作品,如韦应物的《送杨氏女》,孟郊的《列女操》等;此外,一些奉和应制之作,虽然艺术上有可借鉴之处,但思想内容上很不可取。但这也只能算作白璧微瑕,不能影响《唐诗三百首》整体的成就。

  唐诗与宋词、元曲并称,以其题材广泛、丛体兼备、格调高雅,被奉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唐诗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后世的历代的文人都视唐诗为圭臬。从公元7世纪算起,孙季良编纂唐诗选本,至辛亥革命前,一千二百余年间,每二年即有一本唐诗选本问世。而《唐诗三百首》以其务实的编法、简易适中的篇幅、通俗大众的观点、入选诗歌的精美打动着每一位读者,是风行海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雅俗共赏、屡印不止的最经典的唐诗选本,成为儿童最成功的启蒙教材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经典范本之一。

参考书目:

[1]汤霖、姚枫.千家诗注析.[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2]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3]王启兴、毛治中.唐诗三百首评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4]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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