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哥大会有这些中文资料

——仆人丁氏、费正清、袁同礼、岳良木与百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二战期间的1942年,费正清再次来到中国。这次是怀揣莱卡相机和胶卷以美国“特务”的身份而来。他名义上是美国驻华大使的特别助理,实际上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员,来华收集日本有关的书刊文献……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图书馆;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成立时间被认定为1902年。前不久,北大图书馆举行成立110周年馆庆,盛况空前,八方来贺。可是,有谁知道,大洋彼岸另外一所中文图书馆也成立110周年了。

    那是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即现在的哥大东亚图书馆。110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中文系,即现在的东亚语言文化系,用一位中国仆人Ding Lung的名字开设中文讲座教授职。他的中文姓名和生平到底如何,遗憾的是几无史料和文献可考。后人只能以音近而称其丁良或丁龙。丁良虽为仆佣,却有文化巨人的远大眼光和非凡魄力。1901年,他将毕生积存的巨款一万两千美元,寄给哥大校长,希望哥大开设中国语言文化课程,无任何附带条件。这与10年以后在康乃尔大学求学的胡适希望康大最终建中文系如同一辙。只是胡适和中国同学捐的是跨洋负笈的中文典籍。丁氏代表的的孔孟美德让其在美国西部淘金和开拓全美电报业中成为巨富的雇主、哥大校友卡本蒂尔(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 1824-1918)深为感动。次年向哥大慷慨捐赠10万,后捐赠更多。卡氏的另一位中国仆人Mah Jim,姓名也不可考,只能是马先生了,也捐赠一千美元,大致相当于那时普通劳工四五年的工资。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 1843-1907)代表哥大向清政府求书,以建哥大中文图书馆。曾长期任中国海关官员的著名德国汉学家夏德(Frederick Hirth, 1845-1927)受聘任首任丁良讲座教授职和中文图书馆馆长。清廷向哥大赐赠《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五千余册,成开馆之书。这样,1902年,哥大中文图书馆(Chinese Library)与中文系(Chinese Department)一起正式开张成立。以“中文图书馆”直接命名,为北美第一家。二三十多年后哥大开始收藏日文和韩文书刊。1935年,三文种的馆藏合并而成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的馆藏章一直用到上个世纪50年代。100多年来,这个主要由普通华人善举而发起的图书馆与中国的命运、与中国现代史上很多政治领袖、文化名人和无数的普通留学生,都有重要的关系,发生了无数动人的故事。别的不说,抗战时期,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袁同礼(1895-1965)和岳良木(1905-1994)等一起为这个图书馆的中文馆藏发展出谋划策、密切合作,在战乱中的中国为哥大中文馆搜求大量书刊,鲜为世人所知。这里介绍一点背景和故事,聊做这个图书馆110周年纪念,并缅怀中美先贤。

费正清来华

    费正清第一次到中国是1932年,作为牛津大学研究生为写中国历史博士论文而来。胡适、蒋廷黻等让他去找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帮忙。费、袁二人一见如故,成为朋友。袁同礼为哥大校友,1922年获历史学士,1923年获得纽约州立图书馆学院学士。纽约州立图书馆学院1926年自纽约州府奥尔巴尼搬回哥大,为哥大图书馆学院。1930年,袁同礼“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签定协议,由北平图书馆派馆员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研究院学习并兼管该校中文图书,为期2年,每2年更换一人”,争取各种奖学金以推荐馆员到哥大等大学深造。到哥大学习的图书馆馆员不仅拿到图书馆学学位,而且在中文图书馆做采购、咨询和编目等工作。岳良木(1905-1994)即为其一,他1936年从哥大学成回国。归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学习、工作,一般可以说影响其一生。哥大归国留学生在政治上极左的时代,都不得不以各种形式批判美国教育,但几乎所有毕业生都对母校有很深的感情。哥大对回国后表现突出的毕业生也不会忘记。1935年哥大授袁同礼“大学卓越勋章”(University Medal for Excellence ),表彰他在中国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和中美文化交流上的突出贡献;同年授予蒋廷黼荣誉博士学位。“大学卓越勋章”的荣誉和荣誉博士学位的程式和性质几乎是完全一样的。1945年,袁同礼随中国代表团参加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会议后,顺访母校。哥大校长和董事会举行异常隆重的欢迎宴会,邀请美国东部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的四五十位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和图书馆界的知名人士做陪,以示格外重视。

    二战期间的1942年,费正清再次来到中国。这次是怀揣莱卡相机和胶卷以美国“特务”的身份而来。他名义上是美国驻华大使的特别助理,实际上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员,来华收集日本有关的书刊文献,将从中发现的有用情报资料拍成缩微胶卷,送回华盛顿。照相做缩微胶卷运送,是利用当时最先进的谍报技术。同时,他又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在华代表,为恒募义(Arthur W. Hummel, Sr. 1884-1975)任主任的国会馆东方部采购中文图书文献。由于其夫人费慰梅(Wilma C. Fairbank, 1910-2002)在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部负责中国处工作,经该部认可,他又成为该机构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的联络员,代为分发从美国国务院安排运来的主要是缩微胶卷形式的各种科技、文化和宣传的文献资料。

    费正清来重庆后发现,国民党政府关键部门不配合,在华最有势力的美国海军部情报部门与战略情报局时有矛盾,各行其是。费正清与驻重庆共产党机构的龚澎和乔冠华等关系良好,但不能赢得很深的信任。所以他深感收集情报困难重重,不知如何开展工作。袁同礼自香港完成中国近三千种善本书运送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使命后,脱险返回重庆。在抗战全面爆发不久,袁同礼就鉴于中国文教机构和图书文献遭日军摧毁严重,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大力呼吁国际图书馆文化界、特别是美国图书馆协会给予同情和援助,宣传效果很好、影响很大。费、袁故人在重庆相见,分外亲热。二人都有学术企业家的魄力,互相帮助,精诚合作,遂成就抗战时期中美文教和书刊文化交流的绚丽篇章。

袁同礼与费正清合作

    袁同礼对费正清的帮助是巨大的。1943年,袁同礼帮费正清设计成立“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U.S. Embassy American Publications Service),连中文名称都是袁同礼最后敲定的。既然日文情报资料难搞到,经华盛顿主管部门认可,费正清干脆重点收集中文书刊文献资料。最有用的资料,尽早制成胶卷送回美国;一般学术书刊,则利用大使馆的有利条件在重庆存放好,等运输条件缓解时再运至美国。这样,在战争最困难时,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美图书文化双向交流的目标,费正清终生都对此感到非常骄傲。同年,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帮袁同礼成立隶属教育部的“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此机构除费正清和美国大使馆代表外,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李约瑟也参加。教育部次长主持这个代表三国的机构,袁同礼为执行秘书,各重要学术机构都有代表。这个机构主要是接受和分发美英两国的科技文教书刊,开始战事吃紧、交通运输困难时多为缩微胶卷和电影;抗战形势好转时,则以书刊原件为主。后来由于中英科学合作馆参与的越来越少,遂改名为“中美学术资料供应委员会”。袁同礼的部属严文郁和徐家壁先后任干事。二人也都是哥大图书馆学院毕业,在哥大中文图书馆工作过。

    除国会图书馆外,费正清还义务为美国其他重要的图书馆和机构服务。首先,费正清是哈佛教授,顺理成章地为哈佛1928年成立的汉和图书馆(后发展为燕京图书馆)服务。从当时燕京图书馆馆长裘开明(1898-1977)的年度馆务报告看出,1944年,燕京图书馆汇费正清2000美元,以做在重庆和北平购书费用。1945年,费正清为该馆得书1400册,并获中央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机构的赠书。1946年,裘开明的年度馆务报告再次感谢费正清为该馆购书和获得赠书,总共716种,刊233种,合计约2700册。

    其次,1943年,费正清对美国很多其他大学实施联合采购中国图书,贡献很大。其实这是又与袁同礼分不开的。1942年底,费正清和袁同礼联合向美国图书协会提交“中国和美国知识界关系”的备忘录,建议美国在中美结盟联合抗日时多采购中国图书、中美大学师生互相交流和交换等。同时该备忘录附上袁同礼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美方联合采购中文图书的项目计划书。几经周折,美国图书馆协会终于在1944年确定13所著名图书馆,其中包括哥大,开始联合向国立北平国书馆采购中文图书。各馆各出资1000美元,请袁同礼代购经史子集传统文献以及战时出版的文献。用完后,又商量决定各增资1000美元继续联合购书。袁同礼及其助手精明强干,书目丰富、书价合理,而且明细账目很专业化,特别清楚,深得美方各馆信任。此大规模联合采购项目,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为美国众馆集体性采购成千上万的价廉物美的中文典籍和资料,大大丰富了美国的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与此相关,1943年上任的哥大总图书馆怀特馆长和图书馆学院院长(Carl Milton White, 1903-1982),对中国的战时西文馆藏建设方面,也贡献很大。主要由于其不懈的推动,1944年底美国国务院终于同意拨付五万美元,由美国图书馆协会两年内为中国图书馆采购西文书刊,次年,又追加五万美元,极大地推动了规模较大的美国政府“捐书中国”计划,让二战后期很多中国文教图书机构普遍受惠。在袁同礼和费正清的率先强有力的影响和鼓动下,美国图书馆集体向艰苦抗战的中国采购中文书刊、越来越多的公私机构免费向中国提供越来越多的图书文献、大学教学设备和教科书等援助,成抗战中后期一时文化盛况。

    再次,也是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在上述联合采购之外,其实是在联合采购确定之前,费正清为哥大东亚图书馆采购和代收赠送的中文书刊。事实上,费正清、袁同礼和岳良木等一起特为哥大中文馆藏建设义务服务,积极效力,巧妙合作。有意思的是,为哥大发展中文馆藏,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乃至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等,都有所参与。由于战争和人事等原因,其中波折不少,但费正清、袁同礼和岳良木三位能人确保哥大中文图书采办顺利进行。笔者有幸,偶尔看到一些保存到现在的三人零散信件。

不能没有岳良木

    1943年10月9日,费正清向哥伦比亚大学写信,建议哥大接受国立北平图书馆赠书,同时主动提出自己代表的美国方面和以袁同礼和岳良木代表的中国方面合作为哥大发展中文馆藏。信是由费正清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写给即将退职的哥大图书馆学院院长和总图书馆馆长威廉姆森博士 (Dr. Charles C. Williamson, 1877-1965)。信的内容如下:

    “谨附国立中央图书馆采访主任岳先生信函一封,言愿为哥伦比亚大学发展中文馆藏。国会图书馆由国立中央图书馆襄助,正在扩大中文馆藏。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可为哥大效力,在为国会馆服务的同时,愿为哥大发展类似于国会馆的中文馆藏。

    鉴于目前战况,我无法向贵馆空运这些中文资料,故建议为贵馆置办的图书先装于密封木箱,外裹油布,先在我驻华大使馆存放,或在重庆其他同样安全之处存放。待运输条件转好,则运往上海,再由水路运美。

    由于政府不能承担木箱费用和少量的手续费,故哥大有必要负担此费用。鉴于通货膨胀和汇率不稳,若你直接向“这里”(二字下加重线——译注)的我和Kates联名汇500美元(可申请中国政府汇率补贴),则最为稳妥。这应为我们的私事,我们个人负全责,并向贵馆提供发票和明细账。

    如果你能就此事与富路特教授联系和全面商讨,我深为感激。我相信他对此建议有浓厚的兴趣。”

    Kates为侯感恩(George N. Kates,1895-1990),为哥大和哈佛校友。费正清1943年底回华盛顿后,也是中国通的侯感恩接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主任职。岳良木1934年到哥大图书馆学院深造,同时兼任中文图书馆负责人,1936年学成回国,主要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效力。1937年,代理筹备处事务,并负责艰难的西迁四川工作,表现卓越。1940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奉令结束。中央图书馆与北平国立图书馆一起共同行使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富路特教授(L.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当时任哥大中日文系、后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是著名的汉学家。富路特生于北京通县,其父母为来华传教士。

    信为打字机打出,并有少量修改,信末和信封都有费正清签名,且信封上加注:“Official”(“公函”)。信封口处贴有“Examined by __”(“检查人__”)标签,附近有费正清签名。由此或可理解此信的大使馆公函检查人是费正清本人。而费正清却信中明确表示此乃私事。费正清如袁同礼一样,行事有远见又有手腕,为此事顺利办成,费正清显然是特殊时期公事私办。

    费正清相信与中国联系密切的哥大图书馆和哥大主管一定会支持,并配合执行他的建议和计划;他更相信富路特教授也一定赞同。费正清在此信还附有岳良木一页原信和另外两页费正清仔细列出的确保此事办成的步骤。

    所附岳良木10月6日写给哥大总馆馆长威廉姆森博士的打印信:

    “我谨代表国立中央图书馆非常高兴地通知你,本馆决定赠送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一批远东冲突开始以来中国政府的出版物。该批资料含中央、省和县级出版物。除政府机构出版的文献资料外,很多大学也贡献良多。

    驻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费正清博士好意答应将此信转递给您。待空运允许时,我想他会安排空邮这批图书。

    1934-1936年,我在哥大中文图书馆工作两年,非常快乐。现在忆起,亲切如在眼前。如果你认为我可做点什么以增强贵中文馆藏,径请明示。”

    信的英文落款是毛笔所书Peter L.M.Yoh,并加“SLS,‘36”(“图书馆学院,1936届”)。

    这封简信将中国政府机构向哥大赠书和自己愿与费正清一起义务为哥大搜书的事写得很清楚;同时也反映自己对母校和中文图书馆的深厚感情。但是,帮哥大发展中文馆藏,自然属于规矩很多、程序严密的外事。此时的岳良木能对外代表国立中央图书馆,似乎不见于其他档案文献,但必有政府授权,而且袁同礼知晓。袁同礼毕业后回访母校两次,赠送大量重要图书,而且单独就哥大中文馆藏建设的事与哥大交流不少。但是,抗战中晚期,中美关系主要因国共两党关系错综复杂、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纷争加剧而变得有时神秘莫测。一贯精明强干、异常忙碌的袁同礼,或可能出于业务和政治上的谨慎考虑,让自己信得过的岳良木以中央馆出面来系统地操办为哥大采办图书的事。

    该信另外所附两页,为费正清交代哥大如何与中美两方相关主事人员合作的详细步骤,非常清楚。这似乎还不够,费正清竟一句一行,明显地是要哥大慎重其事,以免出错。为节省篇幅,这里的译文就不一句一行。全文如下:

    “1.岳先生:

    他发来书目供挑选,哥大选、定图书。但不要向他汇款付钱,相反,向他提供哥大不藏的复本图书。哥大的首次回函中,选定的书与他的书目宜相同。所选定、索购者,可超过他的书目,但总数不得超过书目的150%。向岳提供的复本应最好是二战开始后出版的图书。不见得是政府出版物,也可包括小说。让王先生选定,但让王先生知道他的名字会不要出现,而且也不提如何选定。请用最好的信纸向岳写信。请岳将图书送至美国大使馆。

    2.可敬的裴克先生,华盛顿特区格兰特大楼国务院科技、教育和艺术司中国部主任:      

    向他写信请他告知重庆美国大使馆接受和代转中央图书馆袁同礼为哥大提供的图书文献。此乃为解决岳提供的图书的大使馆代存和储运问题。将写给袁的信也抄送裴,供其存档。问裴是否可转送哥大写给岳的信。所有致中国函件,请不要封口,但要贴五分钱邮票。将岳信邮送裴一份。

    3.袁

    写给袁的信要通过裴转送袁。告诉袁美国图书馆协会负责多馆联合采购中文图书项目;岳将直接从美国图书馆协会获得信息。袁的地址: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三点:

    1.为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代表,代理接受、储存和分发来自该处的图书文献。这些图书文献由中央图书馆而来。2.中央图书馆图书文献,大使馆检查接收;袁负责供给哥大的图书的运送,此为最好。3.只付手续费。

    其他杂项(袁):

    (为美国图书馆协会联合采购中国图书项目)建议向袁提前支付一笔款项,以支付联合采购项目不能支付的储存和手续费。美国赴华一般人员(纯私人)汇率为100比1。通过大使馆,则20或30比1。哥伦比亚大学大力维持和发展与中国文化关系。让大使馆以国务院之名付相关费用——国务院会电报通知大使馆付款。最好通过当地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本处财务会及时定期向袁提供账款清单。如果头批款项用罄,再补款,我们再提供账款清单。请写明:‘鉴于袁先生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服务,此款的一半应为付给他的酎金。’

    华盛顿特区西北34街1306号

    费正清先生

    华盛顿特区白宫劳克林·居里

    转费正清博士

    中国四川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 

    岳良木先生”

    其中提到的王先生可能指的是在哥大东亚馆负责中文馆藏十年、后转任东亚系教授的翻译家王际真(1899-2001)。但当时负责哥大中文馆藏的是陈鸿舜(1905-1986),他同时又在读哥大图书馆学学位。不排除费正清误将当时在国会图书馆的王重民当成在哥大工作。裴克(Willys Ruggles Peck,1882-1952),生于天津美国人家庭,在中国多地任美驻华领事外交官数十年,任国务院科技、教育和艺术司中国部主任,也为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部特邀顾问,负责指导有关中国的文化工作。自然可代表国务院与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直接沟通乃至在文化事务上指示。居里(Lauchlin Bernard Currie,1902-1993),先为哈佛经济学教授,1939年为罗斯福总统特别顾问。1941和1942年以总统私人代表访问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广泛会谈,商定中美结盟抗战的很多重大事务。特别是,他后来代表美国总统支持和指导实施对华租借援助和组建飞虎队助华抗日。

    费正清要哥大用最好的信纸向岳良木写信、哥大信函不要封口,以及下面提到的给袁、岳信函不要提到他们彼此的名字,等,我们需更了解额外的背景,方能理解清楚。但是,很明显,费正清为哥大采办中国图书,除袁同礼之外,很大可能与其友、通天的人物居里商量并得到认可。费正清很可能也与岳良木商定。当然也不排除最先由袁同礼和岳良木倡议为母校哥大服务。此信也看出,费正清希望通过哥大来推动当时尚未最后确定的美国图书馆协会联合采购中国图书项目,并期待哥大推动中美战时文化关系。费正清通知哥大写给他的信可通过居里转交他。岳良木的地址也赫然列在美国总统红人居里之后。

    随后不久,哥大下自东亚馆、东亚系上到大学校长都完全同意费正清和岳良木的信函建议,有关各方都积极跟进。哥大甚至之前和收到此信后,由校长特批,向袁同礼寄数量可观的劳务费。1943年12月27日,美国国务院研究和出版部主任斯波尔丁(E.Wilder Spaulding, 1899-1997)向哥大邮来学术价值甚高、口碑很好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并在随函中写道:“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为哥大所得,国务院收到代转”。这明显是从重庆空邮到华盛顿。在空运非常紧张的抗战时期,空邮转来非常难得。

    费正清1944年2月2日的打印信,信纸上直接有通过白宫居里地址、转给富路特教授,再次基本强调和确认之前提到的为哥大采办图书的步骤。2月11日,费正清竟然直接用白宫信纸,向哥大新任的图书馆总馆馆长和图书馆学院院长怀特博士手回一简函,加“由局里转”几字。费正清那时已在中国养成了口授信函、文章和书稿,由在一旁的秘书打字成文的习惯,在华期间的如此手写信函比较少见。费正清同意哥大的正面理解和积极采取的行动,但是他建议哥大“请不要向袁提到岳,也不要向岳提到袁”,并建议向侯感恩写信注意的情况。

躲避日机轰炸

    再精密的安排,在艰苦战争年代也难免意外。1944年4月21日,岳良木向怀特博士写信:

    “您1944年2月25日的大函刚收到,非常感谢。您1月15日的银行支票,我们还没有收到,请从贵处邮汇款凭证。

    4月16日,我向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侯感恩处为哥大送437册中国政府出版物;但侯先生代贵馆拒收。这样,我处为哥大采办的图书已积近千册。即使哥大不寄一分钱,我仍将继续为哥大采办中国文献资料。这是因为我乐见我1934-1946任职的哥大中文图书馆,在重要方面继续发展而成为纽约地区中国研究的中心。

    重庆已过雾季,敌机空袭更可能,如果为贵馆采办的图书资料在重庆任何地方如此遭毁的话,我最为痛心。我已经装箱运往离重庆九十英里的安全之处保存。这些文献,如果遭到不测,战后采补会最难。将来为哥大采办的图书资料,都将依此办理。采购的报告会定期向您邮送。这样,您会不难了解相关的费用情况。与哈佛和其他美、英机构,也如此定期邮送采购报告。”

    1944年5月24日,费慰梅致函哥大,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已经为哥大接收很多箱图书,在安全地方存放,以便以后运美。侯感恩与哥大富路特教授、费慰梅等国务院相关人士沟通后,同意主要为将来的中国研究计、为培养下一代学者计,决定不顾更为不容易的大使馆条件和已改变的、原则上不能代收图书的行政现状,代哥大接收和保管岳良木采办的图书资料,以待以后运往美国。 

    很多年以后的反右和文革时期,在上海图书馆任职的岳良木被发配至当时偏远的徐汇图书馆、工资陡降数级,生活艰苦,并且屡遭批斗、羞辱甚至挨打。如果他为哥大购书而与美国国务院等有关人士合作的事,有人知道并揭发,不知要加他多少等罪名。幸运的是,这些故事在历史岁月中深埋,无人知晓;但一定是骄傲地存活在岳先生的心中。

    现在很多哥大学生、学者,以及许多来哥大访史、访书的学者,对哥大丰富甚至独特的中文图书馆藏有所了解后,会诧异不已,常问:为什么哥大会有这些资料?不用说,这是中美先贤不管是在和平盛世,还是在动乱和战争年代好几代人努力搜求的结果;这是百余年来辛辛苦苦的积攒和珍藏。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成立110周年,静悄悄没有任何纪念活动。安安静静,原为图书馆的本质,原为读书人的祈愿!谨以这简单的文字,来纪念一个中文图书馆成立110周年;来纪念大名鼎鼎的费正清和袁同礼;也纪念在民国时期声名卓著、解放后默默无闻但同为图书馆大家的岳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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