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为范本的印光与净土之研究——评《印光思想、净土信仰与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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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

    中国文化崇尚易简,禅宗与净土宗作为中国化佛教最为广布流传的宗派,禅宗易知,净土宗简能,正合乎易简之风。学术界研究禅宗之著述颇多,尽管佛教界归依净土者众多,然学术界多认为净土宗思想性不足,故研究者少见,推许其理者更显希微。中国现代化过程发展至今,信仰危机日益显现,净土宗专力于信仰实践的价值更是随之凸显,其宗师印光的净土思想与修持亦更具镜鉴作用。黄家章的印光研究,历时十余年,其篇幅近40万字的专著《印光思想、净土信仰与终极关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以下凡引该书,仅注页码)在近日出版,可谓正当其时。

    印光虽号为民初佛教界四大师之一,甚至有佛门中人推许其为“第一尊宿”,弘一法师赞誉印光为自己的“最服膺者”,但以往研究者主要是着眼于印光在佛门中的宗教影响与个人修为,至于印光的信仰行为所具有的思想示范作用,却少有深入解析。黄家章独具慧眼,将印光大师视作一信仰范本进行思考剖析,从其思想体系、特点和本质三个方面,透视大师的解行双绝、生命智慧与终极关怀,从而显示出作者踏实地“立足真、小、实”的学问研究之风。具体而言,体现为以下四个研究特点。

    一是同情的理解。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对宗教仅禀执“找问题”的心态与倾向,谈问题多,然后动辄就得出单一化的结论,真正揭示宗教尤其是正教的合理核质与智慧者少。该书作者则认为,印光思想尽管有迷信的成分,但这不能够成为其思想尤其是其信仰被漠视的根据,对信仰的漠视“多少也折射出当下时代的一个特征,即通过对信仰作所谓新潮而时尚的嘲讽来否定信仰,多解构乃至只解构,而少建构乃至无建构,以至出现普遍的信仰危机”(第15-16页)。信仰危机的出现,迫使我们重新重视对净土信仰、印光思想的研究,为了避免重蹈仅找问题的覆辙,“研究者须有‘同情之默应’,才能认知佛法中的宗教智慧之深与情绪之真。又须有‘心性之体会’,才能颖悟佛法中的哲学精微之道,否则,徒获文字表象,当不易了悟文字之中所蕴涵的生命智慧”(第26页)。

    正是基于这种同情性的理解,作者认为,以往忽略印光与净土信仰研究的两个原因,所谓净土思想浅薄,所谓印光思想保守,均难成立。其一,净土思想虽简洁但绝不浅薄,仅就印光思想而言,其思想深度与广度就不逊于晚明佛教四大师,其中内蕴终极关怀主旨。其二,印光虽游离于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思潮之外,但他对近现代人的生死困境有着超乎寻常的深刻体认,深信并力主在现世、此岸的净土信仰可以成就来世、彼岸的解脱,传统的念佛工夫在了生脱死的根本人生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大功效。印光对近现代时状的认识,聚焦在“南北相攻,中外相敌,三四年来,人死四五千万”(第47页)的人生苦海之中,了脱生死始终是人生的根本大义,虽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遭遇二千年来未遇之大变局,但就佛教的信仰认知而言,却仅早已开始的末法时代的延续,“人的根机驽钝,故只能选择弥陀净土作为信仰与往生的不二法门”(第55页),“谁欲再仅仗自力去断烦恼、了生死,已不可能”(第56页)。因此印光强调信众专归净土,执名念佛,以求生有恃怙,死有归宿,具体就是以佛教因果观念统摄儒家道德,使人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必然性,建立和增强行善的信心,从而发愿往生弥陀净土。显然,作者将印光思想理解成解决生死问题的信仰系统,提升了印光思想的研究深度。

    二是操作的关切。信仰的重要性在于可以改善人的行为方式,因而信仰内在地要求面对人生的诸多问题和现实境遇。对此,作者有强烈的自觉,强调要有相关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关注到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印光思想中所包含的答案中可以或可能产生关联或启迪的内容”(第22页),进而体认到印光之所以主张一心归净土,一方面是因为末法时代人的根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执名念佛简洁易行,不需要离世苦行,也不需要闲暇或巨富,无论行作或静处,均可念佛修行,具有普泛的可行性。对操作性的认知,需有细心之琢磨,作者自述:“本书中的一些章节或段落、一些寥寥三言两语乃至一些脚注,作为自家的感受语或感悟语,或就是自己经过三五年的问题郁积或学术积累后的猛然一觉语,或就是午夜梦醒时或晨起豁然开朗时因思考明晰而速记语……”(第364页)有这些感受语或感悟语,该书的相关内容就更具独立品格与优秀质地。

    该书中特别重视剖析临终三大要、在家修行三要务这些信仰操作的具体细节,以及其中蕴含的临终关怀与道德关怀。如在介绍印光的临终三大要说时,详解了三大要的操作细节,对助念声音的高低、助念法器的选择等都有具体的解说,更为重要的是,指出印光为了救度众生而发展出“平时说”与“临终说”相结合的念佛说,通过助念将死亡升华成念佛的道场,从而使个体生命临终的场合转变成祥和修行的场合,揭示出佛教信仰的现世价值。在研究印光在家修行三要务时,详述了家庭教育、因果报应、戒杀护生之具体内容,又道明了相关行为所内蕴的深刻义理,如总结印光解说因果报应教育的内在理由:其一是“入世者只要明晓因果,明晓相应的行为主体就是行为后果的承担者”,就要对自己的行业言思负责(第125页),其二是“生活在现实生活的佛教信众,即使没有达到佛与菩萨的境界,因果观也可以使他们在直面人生的无常、痛苦及纷乱时……起到一种精神疗法的作用”(第128页),其三是“作为世间法的人伦道德要维系人心,就须有一种源自先验且内在的公平观的支持,三世因果观导出的正是这么一种公平观”(第129页)。通过如此推演,对修持操作性的分析就上升到了行为理性分析的高度。

    三是比较的视域。人与人的差异,理与理的分别,教与教的高下,可通过比较出真知。作者重视运用比较的方法,既有佛教内部之比较,也有跨宗教之比较,既有历时性之比较,也有共时性之比较,在这种时空纵横而力求更全面一些的比较中,揭示印光既不同于净土宗历代祖师亦不同于时人的独有信仰心路和思想特质。作者在研究上,实质也就是对信仰与研究的某种调适,要防止信仰的离场,又要力求保持学术的不偏不倚,“解题的方略也就是在不失敬重的前提下,对相关论题作尽可能谨慎而细致的开放性思考,而且不奢望得出一劳永逸的结论。毕竟,开放的思考不同于特定的宗教信仰,前者重在多角度地提出问题并寻求多种答案,后者则要对问题给出唯一且标准的信仰答案”(第26页)。这种开放性的探询与思考,就近乎是一种思想的探险。

    该书在通论印光思想之后,紧接着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显然是要将我们引领进一个开放性的思考境域。在与净土宗历代重要祖师的纵向对比中,主要确证的是印光思想的集大成,这一方面体现在对历代祖师佛教思想和修行精神的继承上,即所谓诸祖师与印光之同,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与祖师之异上,即印光的修持与思想发展及其现实关怀的内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由观想念佛到持名念佛,第二是由禅净双修到专修净土,第三是净土信仰与修持趋向专一与简洁(第213页)。在与同时代佛学大师的横向比较中,作者主要确证的是印光思想的信仰性选择,相比于欧阳竟无思想为代表的哲学性选择的殊胜性,“印光、弘一与欧阳竟无的分野,区别初看似为是否要走知识论或佛法学理化的径路,是肯定或否定净土信仰的抉择。但更实质的区别之一,却是当事人在直面死亡时,或因信仰而生极乐的心境,或因世俗悲伤而生极痛的心境,分别在心境层面上,分别在接纳或拒绝净土信仰所提供的终极关怀上”(第271页)。在与史怀哲、章太炎的跨宗教比较中,作者主要确证的是净土思想之所以能成为多元化信仰之一要端,端源在于其内在的终极关怀,“在信仰多元化的时代,类似印光的信仰心路,同样不是唯一的,而只是在多元信仰中,有特色也有代表性的一条佛学终极关怀的归宿之路”(第280页)。通过这些纵横比较,印光作为信仰范本因此而变得更立体也更具体,活泼且富于信仰与修持的生命力。

    四是具象的理论。中国思维的特色在于形象思维的发达,注重建立具象性的理论。作者在写作该书时,深知单纯地讨论纯抽象性或观念性的佛学思想,远非如具体地讨论佛陀、慧远、慧能、印光、弘一、太虚等的佛学思想和唯识宗、禅宗、净土宗等的佛学思想,更能接近对佛学核质的认识。同时,也始终自觉地防止出现因“只知其一”而“一无所知”的结局,为此就要奉行理性的拿来主义,“对于印光式的中国传统乃至保守僧侣的个案研究,也是可以放置在全球普世价值的宽大视域中进行”(第21页)。如此就可达致大问题越做越小,小问题越做越大的通境,从而因一颗小水珠也能折射反映出太阳的七色光芒而受益。

    结合对印光思想与净土信仰的研究,作者指出:“面对‘死亡之神’的肆虐,宗教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提出了‘拯救之神’的谱系与具体的拯救径路,并最终落实在终极关怀上。”(第283页)印光思想中内置的向死而生的终极关怀,“也就得以先落实在道德关怀、生态关怀和临终关怀等具体的世俗关怀上。终极关怀与世俗关怀的关系,是本末、体用的关系,彼此既有区别,又密不可分”(第291页)。印光的终极关怀思想也就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达至慈悲的极致;包括了世俗关怀、临终关怀和终极关怀在内的净土信仰思想,则已具全了作为“宗教”的系统化的蕴涵,“从世俗层面言,净土信仰蕴涵的世俗关怀与临终关怀,在自古及今的汉传佛教信仰群体中,以道德有序与宗教仪轨维系着世道人心;从终极层面言,弥陀净土则为净土宗信众提供了终极关怀,是人类对宗教精神家园的终极确认之一”(第333-334页)。作者的这些甚有见地的阐述,深入到了净土信仰与思想的实质,发前人之所未发。浏览全书,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研究员所言,该书“中心突出,取材弘富,富有启发。可谓累积多年,终发一击,嘉佑佛门,惠我士林,是可叹又可畏也”(《序》,第2页)。

    作者通过诸种富有特色的研究与阐发,印光其思其行得以贯穿,其信其理得以联结,从而使印光作为净土信仰范本的祖师地位得以确立,也使读者能够从个案之具象出发,体会到净土信仰更加深沉的超越与解脱之蕴。当然,该书若能对印光信仰心路的剖析更加细致,对印光因果言说的不足予以更深入的论述,对信仰践履的修持过程加以更系统的总结,等等,则为完璧矣。然瑕不掩瑜,总而论之,该书对研究印光的汉语资料收集完备,引文详实精到,并且对研究成果有深入的思考,系统细致的辨析,在国内学术界对印光研究中颇具代表性,自成一家之说,是研究净土信仰的佳作,既有应对信仰危机的现实价值,亦有进一步促进信仰理解的学术意义,其中的思想与智慧意味,堪值现代读者诸君反复与仔细地品味。思想问题必须通过思想来解决,信仰危机则必然要在信仰重建中才能求得化解,该书不是急就章,其当今的学术价值明显,指向未来的意义则会随时光的流逝而渐显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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