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执斌:也说李白的《静夜思》

    李白的《静夜思》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乃至家喻户晓。然而,这首只有四句二十个字的短诗,现今域内域外却有众多版本。袁茹在《李白〈静夜思〉版本嬗变及其诗学思想阐释》(《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中就举出由宋代到清代《静夜思》的八种版本。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实属罕见。

    在《静夜思》的这八种版本中,有两种版本最为重要。

    一种是宋代版本,现存李白诗文集中,最早的就是宋代版本。域内域外的宋代版本所载《静夜思》具有一致性,全文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文学研究者普遍认为,宋代版本的《静夜思》为李白原作的可信度最高。

    另一种是定型于明代中后期的“两个‘明月’版本”,全文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个版本最先见于明万历闵氏刻朱墨套印本《唐诗选》。《唐诗选》在明朝后期作为启蒙教材“盛行乡塾间”,所以,它流传广泛,影响巨大。

    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中指出:“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李白《静夜思》被明朝万历间人窜改,便是一例。

    比较这两种重要的版本,差别发生在第一、三两句。宋代版本的第一句“床前看月光”到明代万历闵氏刻本《唐诗选》变为“床前明月光”,改“看”为“明”。宋代版本的第三句“举头望山月”到明代万历闵氏刻本《唐诗选》变为“举头望明月”,改“山”为“明”。看来,改动者对“明”字,情有独钟,以至不避重复。

    薛天纬教授在《漫说〈静夜思〉》(《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一文中,单纯从遣词用字上分析,对明人的改动,大加赞赏。薛天纬教授是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西北大学国际唐代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李白研究学会会长。以薛教授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说法,影响不小。前面所引袁茹的文章就接受了薛教授的观点。

    清中后期文史理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因为任何作家和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必然要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所以知人论世是研究、鉴赏古人诗文的必要方法。像薛教授那样,离开知人论世的方法,单纯从遣词用字上品评不同版本的《静夜思》,就失掉客观标准,落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境地。

    薛教授说:“第一句如作‘床前看月光’,中间嵌进一个动词,语气稍显滞重。”一句五言诗,嵌进一个动词,就“语气稍显滞重”,嵌进一个形容词,语气就会变得流利通畅;从修辞学上讲,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体味宋代版本《静夜思》全诗,短短四句,每句都嵌进一个动词,整齐划一,“看”、“疑”、“举”、“低”,流畅、完整、形象地揭示出诗人的内心活动,鲜明、精炼、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游子秋夜月下思乡图。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滞重感?可见用“看”并不比用“明”差。

    薛教授又说:“‘月光’是无形的东西,不好特意去‘看’,如果特意‘看’,也就不会错当成‘霜’了。”这话貌似有理,可是经不住推敲。虽说“月光”无形,可它照在地上却有色,色是可以看到的。再说,“看”的方式,绝非一种“特意看”。正如薛教授下文提到的,“明月光”,“则似不经意间”,“映入眼帘”。试想,在一个清冷的秋夜,诗人独卧旅舍,短梦初醒,意识朦胧,不经意地乍看到照射在地上的明月光,从而产生错觉,怀疑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这十分自然、合理。

    薛教授说:“第三句,‘望明月’较之‘望山月’不但摆脱了地理环境的限制,而且,“山月”的说法不免带点文人气——文人诗中,往往将月亮区分为‘山月’‘海月’等,‘明月’则全然是老百姓眼中的月亮了。”这话说得让人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首先说,薛教授将“山月”归属文人,将“明月”划给百姓,这种区分法恐怕缺乏科学根据。其次说,任何作家、任何作品都必然受环境的影响。这里所说的环境,当然包括地理环境。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其中谈到“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假使在这里“望明月”果真较“望山月”优长,笔者以为,凭诗仙李白的才华,不会用错。李白一生与月结缘,“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古朗月行》);长大吟诗,以月亮作为素材,这类作品在他的诗集中俯拾即是;终老还留下醉酒投江捉月的传说:“捉得江心波底月,却归天上玉京仙。”(周紫芝《李太白画像》)“不因采石江头月,哪得骑鲸去上天!”(李俊民《李太白图》)李白对于“明月”的感情犹深。开元十六年(728),长女平阳降生,李白给他的宝贝女儿所起的小名就是“明月奴”。甘心情愿让自己的爱女去伺候“明月”,足见李白对“明月”的感情是何等深厚!“明月”在李白的诗歌中屡见不鲜,如《对酒》:“流莺啼碧树,明月窥金罍。”;《春日醉起言志》:“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把酒问月》“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从军行》:“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等等。在该用“明月”的地方而不用,却用“山月”,这对于李白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李白在诗中为什么用“山月”呢?

    李白《静夜思》内容过于单纯,人们很难据以确切断定它作于何时何地。詹锳先生编著的《李白诗文系年》所著录的诗文篇目,占李白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二以上,却不包括《静夜思》。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编的《李白诗选》,虽选编了《静夜思》,可还是把它放入“不编年部分”。

    薛教授认为,李白“二十七岁前后婚于故相许圉师的孙女,曾在安陆白兆山桃花岩渡过几年幸福而平静的岁月。……《静夜思》或者就是作于此时。诗中说“山月”,也切合安陆的地理环境。“薛教授的这个分析很有见地。这恰好验证了诗人和作品必然受到环境影响的定律。李白在诗中真实地描绘了安陆的地理环境———“山月”,而正是这个“山月”,诱发了诗人的思乡之情

    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一说出生于蜀),五岁时,随父亲李客迁居于蜀郡绵州彰明县青莲乡。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蜀郡度过的。李白可以说是蜀人。青少年时代的李白,观奇书,作古赋,学剑术,慕神仙,喜游历,爱山川,任侠尚义,性格倜傥。二十二岁时,李白游峨眉山。他在《登峨眉山》诗中写道:“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峨眉山给诗人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

    开元十三年(725),二十五岁的李白,以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临行,赋《别匡山》诗,其中有“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的佳句。这佳句透露出李白此次辞亲远游怀抱着忠君报国的理想。

    于是,他再游成都、峨眉,然后自嘉州乘船沿江而下,至渝州;次年春,出三峡,过荊门,到江陵。李白有《峨眉山月歌》,记载离开嘉州前往渝州的情景:“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是蜀郡名山,也是蜀郡的名片。峨眉山月的美景,让诗人难以忘怀。在李白的心目中,“峨眉山月”就是“故乡”最形象的代称。扁舟载着诗人,自清溪驿顺着江流蜿蜒而下,因峨眉山和月亮被两岸的高山遮挡,看不见了,因而引发了诗人的思念。“思君”句中的“君”,就是指“峨眉山月”。在这里,诗人采拟人化的手法,已经把峨眉山月当作亲人,与她们告别,故乡成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对象。这样,诗人就把他与故乡依依惜别的深情,表达得极为生动、形象。

    对于故乡,有难以割舍的情怀,这是人之常情。李白还有一首题为《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的七言诗。唐肃宗至德二年(757)至上元二年(761),西京长安曾改称“中京”。至德元年(756)冬,李白应聘入永王李璘幕府。至德二年(757)二月,永王李璘兵溃,被杀。李白逃往彭泽,系寻阳狱中;十一月,因附逆罪,被判长流夜郎。乾元二年(759)二月,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乘舟江行上三峡,至巫山遇赦,返舟回江陵,旋至江夏。《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大概作于此时或稍后,是李白晚年作品。当时,李白已是六十岁左右的老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诗歌一开头就写道:“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接下去,诗人还不厌其烦,反复地吟诵“峨眉山月”:“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长安大道橫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这终生难忘的“峨眉山月”,不正是诗人那浓重的思乡情吗?

    正是因为“峨眉山月”的形象时常萦绕在诗人的心头,所以见到安陆的“山月“,诗人就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峨眉山月”,诱发了思乡之情。

    薛教授说:“从乡情的特征看。《静夜思》中的乡情,十分轻淡。非但古诗中常见的那种客子思乡怀亲的悲愁与痛苦在《静夜思》中看不到,就连游子最起码的孤寂和凄清之感,都淡得使人觉不出来。……它所抒发的乡情,就像诗中那弥漫于天上地下的月光一样,轻盈似纱,清淡如水。”笔者以为,倘若李白泉下有知,读到薛教授对《静夜思》的这段评论,是不会把薛教授许为知音的。

    怀念故乡的方式多种多样。现代散文家杨朔在《茶花赋》中说:“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儿,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后来,杨朔在昆明见到艳丽的茶花,想到:“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许她肯再斟酌一番,为我画一幅画儿吧。”把故乡的某种“面貌特色“刻画出来,印在心田,寄托浓重的思乡情结,杨朔先生这种怀念故乡的表达方式,说不定是从诗仙李白那里学来的,即便不是直接从李白那里学来的,也是落于李白后尘的。作为故乡面貌特色的“峨眉山月“深深地刻印在李白的心田,它终生萦绕在诗人心头。这样的思乡情结,难道还不够浓重吗?怎么能说它“轻盈似纱,清淡如水”呢!  

    怀念故乡的格调也绝非“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充满“悲愁与痛苦”那么一种。李白回忆在流放夜郎途中,经过长江三峡时,说:“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在服刑期间抒发的思乡之情都丝毫不见“悲愁”与“痛苦”,相反,让人感到格外轻松与亲切。这是诗人风流倜傥,任侠尚义性格的表现。

    《静夜思》是诗人青年时代的作品。那时候,李白离开家乡不久,被招赘于故相许圉师家;正怀抱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雄心壮志,结交卿相。所以,诗中不带“古诗中常见的那种客子思乡怀亲的悲愁与痛苦”。这一点薛教授是说对了,可接下去,薛教授说:“连游子最起码的孤寂和凄清之感,都淡得使人觉不出来”,这就让人难以赞同了。《静夜思》给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幅图画:在一个漫长的秋夜,万籁俱静,诗人独卧旅舍,短梦初醒,在朦胧中,不经意地看到床前从天空洒到地上的月光,好像给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寒霜。试问:这样的画面还不够“孤寂和凄清”吗?要知道,完成这幅画图,诗人仅用了两句话,十个字。如此精炼,除去诗仙,孰能为也!

    定型于明代中后期的“两个’明月‘版本”改变了宋代版本《静夜思》结构的内在逻辑和思乡的具体内容。

    宋代版本的《静夜思》:“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是以“山月”为媒介,由安陆山月联想到峨眉山月,触动了萦绕诗人心头故乡的形象,直截了当、十分自然地诱发了乡情。从思乡的具体内容看,侧重的是对故乡山水的怀念、依恋。这跟诗人喜游历,爱山川的个人爱好有关系。诗人曾讲:“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遊。“ (《庐山瑶寄卢侍御虚舟》)但是,山是家乡的美,月是故园的圆。普天之下,哪里的山月也取代不了“峨眉山月”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诗人思念“峨眉山月”,并不能因此就排除诗人对亲朋的怀念。就像《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所说:“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在异地他乡,偶遇乡亲,诗人便送上一首十六句的七言诗,足见李白对乡亲是满怀深情的。

    定型于明代中后期的“两个‘明月’版本”的《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明月”成为媒介,诱发了诗人的乡情。因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最明时形如璧,是圆月。眼前,皓月团圆,而诗人却跟亲人,天各一方,因此诱发了诗人思乡怀亲的情感。从诗歌结构的内在逻辑说,它不如宋代版本直截了当,绕了一点儿弯。从思乡的具体内容看,侧重的是对故乡亲人的怀念。

    比较两种版本,后者对前者的改动,让诗人的个性在作品中丧失了。

    “那么,改诗的人是谁呢?”薛教授提出这个问题。他给出的答案——“只能是人民大众”。

    笔者不禁要问:李白的《静夜思》,自诞生之日,直至明代万历之前,大约经历八个半世纪,在此期间,人民大众都不曾改动诗句,为什么到明代中后期万历年间人民大众突然兴起改诗的雅兴呢?其实,闵氏刻本的《唐诗选》、蘅塘退士孙洙的《唐诗三百首》,都是由封建文人编辑、审定的。改动《静夜思》就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封建文人,跟人民大众不相干。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