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独立与公共史学:读《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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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章玉政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45.80元。

    先前读胡适先生《四十自述》,知其少年求学于中国公学时的情状种种;也由之对这所创办出于公心,运营纯属公益的学校颇有敬意,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之意,在此似乎得以完美实现。初读者难免都会去思考,这种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的教育机构,其背后一定有某种强力的精神与物质支撑;恰如19世纪初期风行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种种社会试验中所诞生的各类社会组织那样,一定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与历史语境中,才能得以理解与探讨。那么,中国公学创办的历史背景,及其创始人的历史诉求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遗憾的是,我一直没能找到一部完整叙说中国公学史的文本,也就一直没能解答或验证自己的上述设想。虽然后来在考索文献的过程中,得知中国公学确有中国同盟会驻上海机关的特殊政治使命,确有掩护革命党人从事政治活动的特定历史背景,但我仍然没有放弃中国公学本身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社会试验的观点。毕竟,就我个人的考察而言,中国公学的创办者、运营者、监管者、教师、学生等各类群体中,革命党人固然是层出不穷,但改良主义者、启蒙思想者、自由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多如牛毛。胡适先生自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学生到校长的经历,使得中国公学这一重大社会试验的后果,在一个人物身上得以完整体现出来。我曾经试想,如果将来有人要编写中国公学史,是否可以从特定人物的特定阶段来加以梳理与考察,并由之串联出一部有血有肉的校史来呢?这样的校史一定比编年体、大事记体、断代史体、口号阶段体的校史要更为有意义。毕竟,中国公学的校史体裁也需要某种“试验性”,而不能照搬惯例,单纯的公立、私立校史体裁,并不适合这一部有特殊意义的中国公学史。

    令人惊喜兼赞佩的是,章玉政先生所著《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达成了我预期中的校史体裁的“试验性”,并且在审慎求证、缜密考证、精确论证的文本框架中,将这种“试验性”的场域基础平稳铺垫出来。略看“导读”部分,援引胡适先生1952年中国公学校友会致辞,“中国公学的‘校史’,实在可以算作中华民国开国史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就已经为这部校史的“实验性”定下了基调——“中国公学的命运,其实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这样的基调,任何一位关心中国社会史、教育史、制度史、政治史、文化史的读者,不但都可以接受,而且都会衷心地、有意识地、有兴味地去解读这部校史了。

    “导读”中提到,胡适时期的中国公学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广场走道旁,竖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无党无派的,有国民党员的,有左派的,有国家主义的。胡适一视同仁,任由学生各抒己见。——这样的学校,即使是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也是罕见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是“巴黎公社”式的历史奇葩。读者难免会去思索,究竟是胡适影响了这所学校,还是这所学校影响了胡适?究竟只是胡适任校长期间如此,还是所有时期都如此?

    “导读”之后的正文篇目与文本结构,一目了然,可以非常明确的解答读者的上述一系列疑问。少年胡适、姚宏业、郑孝胥、王敬芳、梁启超、舒新城、胡适、杨亮功、沈从文、马君武……一系列以特定人物为题首,以该人物在特定阶段之特定影响为题目,篇章以此缀联成书,梳理与辅展,均别开生面。这样一部校史的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中国公学本身的特立独行,更在于著者将校史的“共时性”寄予某个特定历史人物,而又将其“历时性”让渡于多个特定历史人物;从而使中国公学的校史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一部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人物传记的复合史。

    这样的复合史,可能会让一些文史研究者与工作者感到匪夷所思;这看似“四不像”的不合惯例之史记章法,难免会让长期沉湎于“国家历史”、“史学历史”的,所谓主流历史学者们、读者们都感到难以接受。实际上,这种复合史早就根植于中国文史传统之中,早就在钦定、御定“国家历史”之外扎根于公共知识场域久矣,我们对此不应陌生了。至于如今在学院体系内,模式化、模块化、模型化的“史学历史”,则是近百年来自欧美学术体系舶来后才产生出来的,与这种在中国公共知识场域已延续千年以上的复合史传统而言,自然更是无法弥合。这种复合史,我们姑且称之为“公共历史”,这种复合史的学术倾向,我们姑且称之为“公共史学”。可以说,《中国公学往事》,正是承续“公共史学”之诉求,抒写“公共历史”的难得佳构。

    所谓“公共历史”,并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天外来客,更不是什么后现代术语。这是自宋、明历代以来,中国文史传统中一直都有的,也一直都在发展着的,区别于“国家历史”的,更无法趋同于“史学历史”的一种历史抒写方式。从南宋岳珂《桯史》、郑思肖《心史》,到明代王世贞《弇州史料》、李贽《史纲评要》、冯梦龙《情史》、张岱《史阙》等等;其他体例更为随意,笔触更为松散的文史类笔记更不胜枚举。事实上,“稗史”传统与“公共史学”诉求,一直都是中国公共知识场域的核心组成部分。“稗史”最初只是个史学概念,指不同于正史、记录闾巷旧闻的史籍类型,其内容、体例与地位等与早期的“小说”类似,人们以“稗史”指称“小说”,遂成文学概念。从史学概念到文学概念的转变,反映着皇权社会体系之下,一种不得不“以小说为正史之余”的公共知识诉求。

    随着近代理性主义的启蒙与皇权社会体系的推翻,“公共史学”的诉求不再只是通过文学体裁隐匿传达“影射史学”,复合史类型的“公共历史”抒写开始得以蓬勃发展起来。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国家历史”与“史学历史”也随之并进,且渐以其所谓的“主流”身份,不断挤压其发展空间。权威版本的史籍、国家制订的教科书、各级院校的历史试题、历史学系的学位证书、评定职称的学术论文等等,所有这些“国家历史”与“史学历史”的特权认证体系,都使得“公共历史”的抒写不但“非主流”,而且变得可疑与不可信赖。

    那么,同在“国家历史”与“史学历史”的不可置疑之中,同在“公共历史”与更有所谓“野史”的难以置信之中;“历史自有公论”这句话,就将永远是一句套话、空话、废话而已。难道国家、学院、民间对中国历史的评判品鉴,就这样一直自说自话、各行各道,还仍旧以一句“历史自有公论”做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万能幌子?怎么个“自有”法?怎么个“公论”法?我想,答案可能就在这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公学史中。而这本书里提到的“往事”,绝不仅仅只是采编史料搁在那里让大家“自有公论”一番;不讳言“影射史学”,不回避“政治梦想”,也是这一部校史的大义所在。

    诚如胡适对中国公学无法复校,对校友们的勉励那样:“我们目前应做的工作,是发扬中国公学的历史价值,确定我们母校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或许,胡适先生所倡言的“学术独立”,及其后来所拟的乌托邦计划之一“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不但是其早年求学、中年执掌于中国公学的后续影响,还更是其发扬中国公学“试验精神”的具体体现。换言之,对于公共历史的抒写与复盘,我们目前应做的工作,也就是发扬公共史学千百年来一直承续着的传统精神,确定公共史学在中国史学史和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而无论这样一部校史,是否会有来自各个方面的或赞赏或贬斥,或欣喜或漠视的种种反响。应当说,这部校史的著者,是颇有这种“试验精神”的。这部校史的问世,也从事实上肯定了“公共历史”与“国家历史”、“史学历史”的相对独立性,为“公共史学”诉求之延续再添实证。

    读罢《中国公学往事》,我们确信,公共历史的抒写还在绵延承续,公共历史的抒写水准还在不断提升;公共史学的诉求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强烈。这不是一部纯粹的校史,也不是一部断片式的校友传记,更不是一部民国题材的抒情散文集;这是一部全力呈现中国公学——这一重大社会试验之“试验性”的生动史记,更是一部本身就极富“试验性”的公共历史抒写之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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