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与《尘埃落定》

  好多年前,诗人廖亦武来说,有一个人让他感觉特别好。他是指人的气质特异。朋友都知道,廖亦武对人相当挑剔,进入他的“好感觉”范围的人寥寥无几。他一定要让那个令他感觉好的人来见一面。朋友真诚地推荐朋友,那个时代,纯是精神上的事。那天他们踩着吱吱呀呀的木楼梯来到我的小木屋。“阿来!”廖亦武淡淡地说,阿来个儿不高,气闲神定,散淡随意,我们喝了一些葡萄酒,阿来几乎不怎么言语,喝了酒也没见他神采飞扬。是时的阿来正在写诗,兼写小说。那时候四川诗派林立,大师辈出。阿来有幸没有忝列其中,他的诗极具异域的明亮色彩,又有点哀愁和伤感,他倒没有那些与诗歌同步运作的诗人情状,另外他把诗歌语言操练出来的一切好感觉都带到小说里了,不可一世的四川诗人笑傲江湖,却又隐隐感觉尚有高手深藏武林中,他们说,就是阿来。

  我早年看过阿来的小说,却很少跟阿来谈小说,他的中短篇小说,打磨得都很精致,格调也很稳定。谈这类小说,是很要心智的,阿来也不主动谈自己的小说。写小说这种个人劳动曲里拐弯牵肠挂肚,阿来可能更愿意自己品尝,有时他从草地到成都,相约喝酒也是摆些闲龙门阵,相互问候说又到过什么地方,那里有什么人什么事。阿来总在阿坝草地上游来荡去。他有时候对宗教问题感兴趣,有时候对红军过草地的遭遇感兴趣。朋友多时,他更少言谈,酒至酣时,大家便唱歌,阿来便欣然加入进来,他是一个好歌手,那声音低沉,柔和,却又有明亮的色彩。很多写手在文学上都有些妄想,但看不出阿来有没有。

  1994年我回四川在成都呆了两天,阿来在几百公里外的阿坝,自然无缘见面。听说他好像不太顺,我给《四川文学》的朋友高旭凡打电话。那边的声音说,高旭凡不在。我说,哟,跟我开玩笑,你明明是高旭凡。那声音说,我真不是高旭凡,我是阿来!我兴奋起来:阿来你在成都?!还能见到你!第二天,见到高旭凡。高旭凡说阿来不能来,他生病了,每天打点滴,就在我那破平房支个床,情绪也不好。我在《四川文学》宿舍住过很多年,情状我是能想象的。朋友们在聊天喝酒,南方的秋雨绵绵,房檐滴答着清冷的水声……

  后来我才知道,阿来这年已经写完了《尘埃落定》,并开始了在各出版社漫长的流浪旅程。之后,阿来回到阿坝州继续编那本纯文学双月刊《新草地》。空隙时,给旅游电视片撰写解说词,给地方志撰写宗教方面的文章,总之,为地方文化建设作贡献。《尘埃落定》的命运尚在一团迷雾中……
    1997年,《当代》编辑周昌义、洪清波将疲惫的《尘埃落定》带回北京,副总编辑高贤均读后,认定这是一部好小说,他在电话里兴奋地说:“四川又出了一个写小说的人。”书稿编好后,出版社将订数订在一万册。当时纯文学人气散淡,一本小说发行3万,简直就是奇迹了。对于陌生的《尘埃落定》,陌生的阿来这个名字,印数一万也得咬着牙。

  《小说选刊》有本《长篇小说增刊》,供职该刊的关正文常“流窜”到各出版社抓书稿,他刚发过《抉择》,反响不错,高贤均向他力荐《尘埃落定》,关正文刚认识了阿来,对阿来印象颇好,便急忙驾车来我家取书稿。我兴奋地跟关正文谈了半天书稿,他只颔首说,回去看看再说,很是老练的样子。几天后他来电话说,好,不错,我们要用20万字。刊物出来后,关正文又来商量要开个《尘埃落定》研讨会。关正文有新点子:不要老面孔,不要老生常谈,刊物送到新派评论家手中,还送了一句话:有谈的再来,没谈的不必勉强来。效果是奇异的,研讨会本定在40个人左右,结果来了60多人,很多人是知道了《尘埃落定》这部书来研讨会旁听的,很快报纸上陆续出现关于评价《尘埃落定》的文字……

  这下该出版社坐下来商量对策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牌子又老又硬,好书稿、好机会、好编辑不缺,社里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应市场化的出路,1998年社里刚成立了宣传策划室,室主任张福海年轻有锐气,他认定要做就要把《尘埃落定》做成一流的作品,老牌出版社第一次尝试了全方位策划、营销一部纯文学作品的运作:写出厚厚的策划书、开新闻发布会、电视、广播、报纸大规模立体宣传、区域代理、全国同时发货,每日监测销售量数据,不久盗版书铺天盖地……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1月15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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