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锦还乡情难免 昼锦而行品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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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锦还乡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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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前泼水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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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项羽率军攻占咸阳,火烧秦宫,劫掠了财宝就往老家彭城赶。有人劝他说:“关中这块地方,土地肥沃,又有山河为屏障,是建都成就霸业的好地方。”项羽却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从此,就留下了一个成语:衣锦还乡。

    凡夫俗子也同样有着“衣锦还乡”的想法:得势后一定要在家乡父老面前炫耀一番,否则总觉得有些遗憾。

    那么,普通人为什么会有强烈的“衣锦还乡”情结?我想原因有二:其一,家乡人了解自己的底细,发迹前后的巨大反差更容易在父老乡亲面前得到羡慕;其二,世上总有势利的人,一个人在困厄之际难免会遭受轻视,于是,某些人发迹之后“衣锦还乡”的做法就有点“心理报复”的味道——你们当年轻视我的时候可没想到我也有今天吧?

    历史上有许多故事反映这种情结。西汉的“朱买臣休妻”就是一例。朱买臣未发迹前家境贫困,靠砍柴为生。他喜欢读书,担柴时也边走边吟唱。其妻觉得砍柴很丢人,屡次阻止他在担柴时吟唱诗书。可朱买臣依然故我,妻子觉得朱买臣不靠谱,要求离婚。朱买臣无法挽留,只好任凭她离去。

    后来,朱买臣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官拜会稽太守。赴任之际,会稽的官员将欢迎仪式搞得很隆重,在欢迎的人群中,就有朱买臣的前妻。见朱买臣风光无比,前妻请求与朱买臣复婚。朱买臣叫人将一盆水泼在地上,对前妻说,你若能把倒在地上的水收起来,就可复婚。前妻很羞愧,最后自缢身亡。这个故事既是劝人不要太势利,以免像朱买臣之妻那样后悔莫及,同时也从侧面表明,衣锦还乡往往意味着能够享受莫大的荣耀和心理满足。

    与朱买臣际遇相似的还有战国时期的苏秦。他最初以“连横”的主张游说秦惠王,没有成功,游说资金也花光了,只能灰溜溜地回老家。他回到老家时“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最需要的就是理解和安慰,可是,家人给他的却是情感打击,“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刺激之下,苏秦更加发愤读书,一番努力之后,最后以“合纵”的主张成功游说了“山东六国”。

    发迹之后,他挂六国相印,途经家乡,家人对他的态度完全转变了,“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苏秦的慨叹可以说是对世态炎凉的极佳概括。

    正因为发迹前后的反差太大,所以很多人才愈发追求衣锦还乡的成就感和荣耀感。这种追求总让人感觉境界不高,心态不够豁达。

    那么,有没有一种超越衣锦还乡的高尚情怀?

    有。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所写《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主旨就是颂扬韩琦的这种人生境界——“不以昔人所夸者(即衣锦还乡)为荣,而以为戒”。这是为什么呢?请看欧阳修的解释。

    欧阳修欲扬先抑,说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返回故乡,这在人情上是光荣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时候,困居乡里,就是那些平庸之辈甚至小孩,都能够轻视欺侮他。就像苏秦当初不被他的嫂子礼遇,朱买臣被他的妻子嫌弃一样。可是一旦发迹之后,坐上四匹马拉的高大车子,有旗帜在前面导引,有骑兵在后面簇拥。街道两旁的人们,并肩接踵,一边瞻望一边称羡。而从前那些庸夫愚妇,则恐惧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面对车轮马蹄扬起的灰尘,十分后悔,暗自认罪。这些人发迹后得意扬扬的表现,就是像穿着锦绣服装回到故乡那样荣耀。

    随后,欧阳修笔锋一转,引出了韩琦。他说,可是大丞相魏国公韩琦却不这样。韩琦是相州人,他的先祖世代有美德,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官。韩琦本人年轻时就考中进士,当了大官。因此,对韩琦来说,他很早就得到了世人艳羡的富贵,并不像曾经有过困厄经历的人那样,是靠时来运转才发迹的。

    更难得的是,再高大的旗帜,也不足以显示韩琦的光荣;再高的官位,也不足以显示他的富贵。

    那么,韩琦的荣耀和富贵要靠什么才能显示出来呢?欧阳修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意思是说,只有用恩德施于百姓,而功勋延及国家,把这些镌刻在金石上,并用诗文传播到四面八方,使他的好名声传于后世而无穷无尽,这才是魏国公韩琦的大志所在,士人对他的希望也是如此。

    与这样的大志向、大气魄相比,普通人那些夸耀于一时、荣耀于一乡的“衣锦还乡”是否显得有些狭隘呢?

    最后,欧阳修才交代写《相州昼锦堂记》一文的缘由。宋至和年间(公元1054年—1056年),魏国公韩琦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兼任相州地方官,在官府的后园建造了一座“昼锦堂”,并在院内的石碑上刻诗。诗中认为,过去像苏秦、朱买臣等人那样,以计较恩仇为快事、把衣锦还乡视为荣耀的做法是可耻的。所以,韩琦“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即他不把前人所夸耀的“衣锦还乡”当作光荣,却以此为警戒。所以欧阳修才感慨地说:“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欧阳修进一步说,韩琦所以能出将入相,成为“社稷之臣”,原因就在于他思想境界高远、心量广大。把他的丰功伟绩铭刻在钟鼎之上,谱写在诗歌之中,这是国家的光荣,哪里又仅仅是相州一地的光荣啊。欧阳修还称赞韩琦“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相州昼锦堂记》构思新颖,写法别致,堪称优秀散文之典范,而韩琦的人生境界亦堪称世人之楷模,文因人而成就佳构,人因文而美名远播,二者诚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韩琦和范仲淹、欧阳修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史书记载,韩琦“相三朝,立二帝”,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在北宋防御西夏、契丹及改革行政积弊方面均做出了卓越贡献,有贤相之名。韩琦弱冠之年即考中进士,在担任谏官之时就以敢于直言进谏著称。后来,他与范仲淹一起经略西北,史称“韩、范”。当时的边塞上传诵着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北宋与西夏议和后,韩琦入朝为执政大臣,与范仲淹、富弼等人一起成为主持“庆历新政”的重要改革派人物。北宋至和年间,韩琦“归判”相州。按照唐宋两朝的官制,以高官兼较低职位的官称为“判”,“归判”即被“判”到自己的家乡为官,这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因为它可以很好地满足一般人所谓的衣锦还乡的心理。就是在这时,韩琦建了昼锦堂,提醒自己不要堕入普通人“衣锦还乡”的庸俗思想之中,而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以服务苍生和社稷为己任。至和之后,韩琦又得到了两次“归判”的殊遇,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是莫大的荣耀了,可是韩琦“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三次“归判”之荣在他看来不过是“浮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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