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张伯伟在“上图讲座·章培恒讲座”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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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张伯伟,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台湾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诗学和域外汉籍,近著有《东亚汉籍研究论集》、《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等等。

  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形象,如果从比较文学意义上看,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就被称作“形象学”,这和我们今天要谈的很相契合。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自觉的意识之中。这个形象是对两种类型的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或者非文学的一种表述。

  我们不妨举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15世纪后半以下的朝鲜,除了在外交文书上面称日本,通常都是用倭国、倭人,把日本看成是在文化上比较低劣、野蛮的区域,从而形成了一个“日本小国观”。1526到1534年之间所绘的《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图》现存韩国高丽大学仁村纪念馆,这幅地图把日本画得非常小。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地图并不总是客观的反映,在这里它是一种意志的反映,在绘图者的意志当中,日本就是一个远远小于朝鲜半岛的“小日本”。

  在这样一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来讨论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形象。为便于说明,我将之分为四个阶段:

  (一)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到高丽时代,大概是14世纪末(1392年)之前。

  (二)朝鲜时代的前期和中期,差不多15到17世纪的中叶,相当于中国的明代。

  (三)大概有100年,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

  (四)18世纪中叶以下。

核心观点

  从高丽末期到朝鲜末期,朝鲜半岛每年都会派使臣来中国。在长达500多年无间断的历史中,这些使团的成员几乎都会留下他们的使行记录。在明代,他们到中国的这些记录大多称为“朝天录”或“朝天记”,因为是到天朝。到了清代,他们认为满清是“夷狄”,不配称天朝,所以几乎不用“朝天录”,而改成“燕行录”或“燕行记”。这类材料现在保存下来的,至少有500多种。

从慕华到小华

  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从慕华到小华。朝鲜半岛的世界观简单说来就是“华夷观”。当然,这个华夷观是来自于中国儒家的观念。现藏日本龙谷大学附属图书馆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权近在朝鲜太宗二年(1402)所绘制。他以元末苏州文人李泽民《声教广被图》为蓝本。无疑,中国居于世界中心,也最为广大,朝鲜仅次于中国,且与中国相连,日本小于朝鲜。如果说中国代表了中华,朝鲜就代表了“小中华”。

  朝鲜人有一个小中华的观念,可这个小中华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可以称自己小中华的?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华夷并非一成不变。《论语》里面记载孔子“欲居九夷”。有人说:“陋,如之何?”孔子就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朝鲜人说,九夷就是他们那里。《春秋》里的华夷之辨,决定于文化而不是种族。

  朝鲜就是一个受到圣人教化的区域。周朝灭殷,箕子不忍为新朝之臣,所以就到了朝鲜,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汉书》里也记载:“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在平壤,他建立了井田。据说,箕子到朝鲜后,感觉朝鲜人很犟,所以就种柳树,以柔其性,因此平壤又被称为“柳京”。在20世纪前还可以看到,平壤有箕子台、箕子井、箕子墓,今传箕子像、箕子治朝鲜图,还有箕子的手笔。有关箕子的传说,在高丽、朝鲜的文献中多有记载。箕子到朝鲜后,“教民八条,变夷为夏”。这是他能够称自己是小中华的由来。

  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三国指的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我们举新罗历史上的一种组织花郎道来看。朝鲜现存的第一本史书就是金大问的《花郎世纪》(真伪有争议),里面讲到,花郎原从中国而来:“花郎者,仙徒也。昔燕夫人好仙徒,多蓄美人,名曰国花。其风东渐我国,以女子为源花。”这种风气逐渐东传,开始都是找女的来做花郎,后来改用男的来担当。“花郎”之名是从法兴大王开始的。有了花郎之后,对社会、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谓“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这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团体,一个民间修养团体,对国家兴衰存亡起到重要作用。领袖,称之为花郎,或国仙,或仙花,徒众称名为花郎徒。

  崔致远《鸾郎碑序》里讲,花郎包含了三教,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这是儒家的;“处无为之事,行不教之言,周柱史之宗也”,这是道家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这是佛教的。

  韩国人一直认为新罗的花郎道是他们本土自己有的东西。我们去看看早期的记载,都认为这个风气是从中国过来。花郎道有三个特点,第一,花郎都由美貌的男子担当,比如魏花郎“面如白玉,唇若赤脂,明眸皓齿,谈下生风”。长得很漂亮,而且很会谈。第二,花郎都是贵族子弟。顾愔《新罗国记》曰:“择贵人与弟子美者,傅粉妆饰之,名花郎,国人皆尊事之。”新罗朝是一个贵族社会,崇尚阀阅,花郎必以贵族子弟任之。第三,花郎当中颇多僧人,这些僧人很富有艺术气息,善于乡歌。

  花郎道的风流,和魏晋时期的名士、名僧的风流颇多类似,据我的研究,这是花郎道形成的一个更为直接的影响因素。“风流”这个词,原来只是表示风的流动,形成了一个区域的风气。魏晋时期获得一个新的意思,专指名士内在气质的外在流露。如果我们去看《世说新语》,看六朝的文献,可以看到,作为魏晋风流的内容之一,魏晋人十分重视人的体态、姿容之美,甚至认为离开了形体生命之外的德行是不足称的。

  《花郎世纪》“二花郎”赞语说:“二花风流,鸡林清谈。华胄宝眷,聘王公主。金佛来依,药师如来。花郎之门,法师之亲。振振公族,万世无穷。”鸡林,就是新罗的古称。魏晋名士和花郎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恐怕不是用偶然的巧合能作解释的。由于他们对中华文化是仰慕的,因此要处处效仿。效仿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使自己变成一个“小华”。

  神文王二年(682),新罗王朝开始“置国学”。到了元圣王四年(788),开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如果你书读得好,就可以步入仕途。读书的三品是这样规定的:通《左传》《礼记》《文选》三者之一及《论语》《孝经》为上品;通《曲礼》《论语》《孝经》为中品;通《曲礼》《孝经》为下品。和中国不一样的是,除儒家经典外,要成为上品的,一定要能通《文选》。因为在外交场合,只有你写得一手好文章,才能不愧为“小中华”。

  中国的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除了在中国国内实行科举考试外,也专门有一个吸引外国人来考试的,称之为宾贡,属进士科。这个制度始于唐代长庆年间,一直到后唐末年,在这100多年中,一共取了90人。除了渤海国十多人,其他人都是新罗的。这样的宾贡制度,一直延续到元朝。宾贡重诗赋,所以“朴仁范苦心为诗”,负笈文士“编名献赋”。新罗学子入唐留学,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提高辞令和文章之美。

  这里面最有名的人是崔致远。《三国史记》里面记载,崔致远年轻时就非常聪明好学,所以12岁时随海船到中国留学。他只用了六年就“金名榜尾”,进士及第。我这里举洪奭周的一段话:“吾东方之有文章而能著书传后者,自孤云崔公始;吾东方之士,北学于中国,而以文声天下者,亦自崔公始。崔公之书传于后者,唯《桂苑笔耕》与《中山覆匮集》二部,是二书者,亦吾东方文章之本始也。”被朝鲜半岛的文学史上称为文学之祖的崔致远,就是在中国考上宾贡进士的。

  新罗王朝后,就进入高丽王朝。高丽朝时朝鲜实行了自己的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里也有三科十一门,其中最受重视的为制术业,相当于中国的进士科。考试科目,尤重诗赋。在当时,最受追捧的中国诗人就是苏轼。徐居正说,在高丽时期,最喜欢学习的就是东坡的诗体。因此每年考试放榜,就有一个说法,叫“三十三东坡出矣”。

  随着汉文化水平的提高,朝鲜半岛慢慢就成为“小华”了。在唐玄宗的时候,曾经派邢璹赴新罗,临行之前,唐玄宗特别对他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可见派一个人到新罗,不是随随便便的。

  高丽使臣朴寅亮与金觐到宋朝,宋人把他们的诗文刊刻了,给一个名称叫《小华集》。可以说“小华”最初是中国人称朝鲜半岛人的。

  李奎报的《题华夷图长短句》这样写道:“万国森罗数幅笺,三韩隈若一微块。观者莫小之,我眼谓差大。今古才贤衮衮生,较之中夏毋多愧。有人曰国无则非,胡戎虽大犹如芥。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意思是:世界地图,几张纸就可以画出来了。三韩很小,只是一微块,但你们不要小看,我看起来还挺大的。因为这块土地从古到今出过很多人才,数量和质量跟中国比起来也无愧。有人才我们方可称之为一个国家,胡戎是贬称,像辽、金,虽然大,但文化落后,在他看起来反而是小。“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他感觉很荣耀。

从小华看中华

  第二个阶段,是从朝鲜时代的初期到中期,大概相当于中国明代250年时间。在观念上,从并行无别到强调同中有异。原来说我是小中华,我们的人才、诗文水平不比中国差。再往下,就是强调我们不仅仅是小中华,其实我们还有跟中华不一样的地方。我举几条材料来说明这一过程:

  第一条材料,是徐居正《东文选序》。为什么他要编《东文选》?他说我碰到华人,跟他们讲中国的汉唐宋代的文学,都讲得头头是道,可是中国人来问我“你们国家文学”的时候,我答不出来,感到很惭愧,于是就想到编这么一部书。《东文选》序里讲:“吾东方檀君立国……至元朝由宾贡中制科,与中原才士颉颃上下者,前后相望。”宾贡从唐代延续到了元朝,但元朝和唐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唐代是单独考试,发榜在进士榜的最后,到了元代,发榜是和中国人混在一起,所以他觉得完全是一家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因此,他觉得自己国家的人才是完全可以跟中原相比较的。所以,“人物之生于其间,磅礴精粹,作为文章,动荡发越者,亦无让于古”。这样的文章,是“我东方之文,非汉、唐之文,亦非宋、元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

  下面我们来看赵龟命《贯月帖序》,这段话很有意思:“我东之称小中华,旧矣。人徒知其与中华相类也,而不知其相类之中又有不相类者存。”这时,它不仅强调相类、相同,还要强调不同。而不同的地方,可能觉得还是优越的地方。

  从高丽末期到朝鲜末期这500多年中,朝鲜半岛每年都会派使臣来中国。最少一年来四次,多时七八次。在长达500多年无间断的历史中,这些使团的成员几乎都会留下他们的使行记录。在明代,他们到中国的这些记录大多称为“朝天录”或“朝天记”,因为是到天朝。到了清代,他们认为满清是“夷狄”,不配称天朝,所以几乎不用“朝天录”,而改成“燕行录”或“燕行记”。这类材料现在保存下来的,至少有500多种。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部书,就是鲁认的《锦溪日记》,从这部书谈谈“从小华看中华”。《锦溪日记》现在保存下来的,是1599年2月22日到6月27日的日记。鲁认是朝鲜人,1592年壬辰倭乱时,他奉父亲之命,奋起反抗,履立战功。到了1599年,丰臣秀吉再次带兵打朝鲜时,他在南原之役中被俘,被抓去日本。他想办法逃出日本,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到了福建,然后到北京,再回到朝鲜半岛,他把这样的经历在日记中记录下来。

  我们可以看看,鲁认眼里的日本是什么样的。僧希安是一个日本和尚,鲁认记载他说:“日本数百年来,未有干戈,不知师旅。而百官之改替,科目之取才及法令赏罚,与中国无异,自为一乐国矣。五十年前,南蛮海舶,满载炮矢等物漂到日本,日本之人,从此力学,皆为妙手。自成战国之习,而便作禽兽之域。”我觉得,这不像日本人讲的话,日本人会自称自己的国家是“禽兽之域”吗?但这一定表达了鲁认的看法。

  鲁认在中国也和一些秀才交谈,那些秀才说,我们很想了解朝鲜的风教和礼制。鲁任回答说:“风敎只依箕圣八政之敎,而礼制一遵晦庵家礼。”有个少年不太相信,就跑去房里把《大明一统志》拿出来,找出关于朝鲜记的部分给他看,上面说:“朝鲜人,父母死,壑葬、水葬、瓦葬,而崇佛喜巫,善淫使酒,白昼市井,男女相谑。”鲁认看了以后说,这里面写的,“只因太古之史而泛修外国之笔也”。他认为这是高丽时候的情况,不是朝鲜时候的情况。然后他说,我们朝鲜是什么样子的?是“至周武封箕圣,衣冠文物,礼乐法度,一遵华制,而吾道东者久矣。凡我国文献,则文武科,孝廉举,一遵古典。上自国学,下至党塾,弦诵洋洋,达于四境。子生八岁,先敎《孝经》,次以《四书》《六经》,皆业明经。况丧制三年,无贵贱一也。又妇人夫死,则或终身守节,或同死同穴。皆以孝烈旌其门闾,处处相望。”然后中国的秀才们说,真没想到,你们朝鲜这么厉害。在中国,朱熹的《家礼》也只是行于江南,不是到处都实行的。你们国家都是这样,真的很了不起。

  总体来看,明代朝鲜半岛汉籍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多属正面,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皆引起他们的赞叹。他们希望通过观察记录,学习中国,并用来改变东俗。朝鲜人眼中的中国,我觉得最好和他们眼中的日本做一个比较。比如说,赵宪《东还封事》:“谛观中朝文物制度之盛,意欲施效于东方。”他回国后写了一些条陈,把看到的东西都写下来,希望朝鲜可以模仿中国。朴齐家《北学议自序》也说:“重峰以质正官入燕,其《东还封事》,勤勤恳恳,因彼而悟己,见善而思齐,无非用夏变夷之苦心。”但他们眼中的日本是什么样的呢?朝鲜宣祖大王是这么说的:“设使以外国言之,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阶段,从小华看中华。

从“朝天”到“燕行”

  第三阶段是华夷颠倒,从“朝天”到“燕行”。

  明清易代,满人入主中原。除外交文书,朝鲜不用清朝年号,怀念明朝,蔑称清国皇帝为“胡皇”。因此,使行记录一改过去的“朝天”而为“燕行”。他们到中国后最愿意做的事情,一是“访禁书”,二是“秀服装”。他觉得,我们历来就是小中华,中国没有了,只有我们保存着中国。在《肃宗实录》里面这样讲,当时的朝鲜,除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都是用崇祯后多少多少年、崇祯后多少多少甲子。

  以前的小中华是相对大中华而言,是对中国的仰慕。这时的小中华是相对胡虏、戎狄而言,所以是对清朝的蔑视。而最值得注意的,这不是一两个人这么看,而是普遍的社会共识。形象学研究特别强调要研究一个民族对异族看法的总和,而在这一阶段的总和,我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轻蔑”。下面我举一些例子。

  朴趾源说:“我东人士初逢自燕还者,必问曰:君行第一壮观何物也?第为拈出其第一壮观而道之也。人则各以所见率口而对。上士则愀然变色易容而言曰:都无可观。”为什么呢?原来“皇帝也薙发,将相大臣、百执事也薙发,士庶人也薙发。虽功德侔殷周,富强迈秦汉,自生民以来,未有薙发之天子也。虽有陆垅其、李光地之学问,魏禧、汪琬、王士禛之文章,顾炎武、朱彝尊之博识,一薙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吾于犬羊也何观焉?”

  下面我们来看朴齐家的记载:普通老百姓看到五谷,就要问中国有五谷吗?中士以“文章不如我也”,认为中国人的文章不如我们写得好。上士说“中国无理学”,认为中国的理学变了样了,讲什么阳明学,而朝鲜始终保持着中国的程朱学。

  朴齐家又讲:假如我对别人说,“中国之学问有如退溪者,文章有如简易者,名笔有胜于韩濩者,必怫然变色,直曰岂有是理,甚者至欲罪其人焉。”可是你如果和别人说:“满洲之人其语声如犬吠也,其饮食臭不可近也,蒸蛇于甑而啖之也,皇帝之妹淫奔驿卒,往往有贾南风之事也。必大喜,传说之不暇。余尝力辨于人曰:余曾目击而来,举无此事。其人终不释然。余数与人辨,颇有谤之者。”朴齐家说,我到过中国,中国没有这样的事,别人不相信。我一直和别人辩,别人甚至因此诽谤我。

  下面的一段记载更可笑,有一个长者,“多读经史,善制表策”,文章写得不错。有一天看见诸少年传玩乾隆书法,惊问曰:“乾隆能书乎?”少年曰:“然。”长者取视良久曰:“此是乾隆笔云尔乎?”少年曰:“然。”长者曰:“怪哉!怪哉!此兀良哈效我国字,何其若是之巧乎?”诸少年莫不匿笑。

  这位长者不信乾隆还会写字,而且仿效我们国家的字,还写得如此不错。他们把汉字当作自己国家的字。所以,这时他们以小中华自居,表示的是对满清的一种轻蔑。

“通信”与“燕行”

  过了差不多100年,就进入了第四阶段,华夷观转变,我将之概括为“通信”与“燕行”。转变的契机就是朝鲜英祖四十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见闻和反省。

  朝鲜王朝建立后,基本国策叫“事大交邻”,事大即对明朝、对中国要忠心耿耿,交邻即和邻国日本要讲究信义。所以他们向明朝派出朝天使,向日本就派出通信使。

  在德川幕府时代,朝鲜从宣祖四十年(1607)到纯祖十一年(1811),先后向日本派遣了12次外交使团,学术界也往往统称为“通信使”。我注意到,1764年是非常特别的年份。在1764年之前,通信使在朝鲜受到的礼遇是极高的,全民上下对通信使追捧得很厉害。朝鲜方面常常要派一些文采很高、字写得好、画画得好而且速度很快的人充当通信使里面的成员,因为常常有这样的任务。日本方面,也是派出他们认为汉文学水平最高的人来跟通信使接应。

  申维翰《海游闻见录·风俗》说,他看到的日本文学以及参与唱和的那些人,写的诗都平仄不和,趣味低劣。如果放到朝鲜,“为我国三尺童子所笑”,根本瞧不起他们。

  但到了1764年,奥田元继把当时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对话、唱和的诗编起来,写了一篇跋。过去朝鲜人很瞧不起日本人,1764年改变了,通信使团的人说这些日本人不可小觑,韵士文儒很多,而且日本人聪明秀敏,这真是文化可兴之日。

  总之,甲申年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唱和笔谈具有明显特征,双方对彼此文学的评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数十年来的总体趋势上看,这一变化是在朝鲜方面对日本诗文水平的逐步肯定,以及日本方面对本国汉学日益提高之自觉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结果。通信使把这些印象带回朝鲜,就改变了人们对日本人及其文明的看法。1763年李德懋送元重举赴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岛俗多狙诈,外面待朝鲜。揖让升降际,忠信当勉旃”等句。用“狙诈”来概括对日本的看法,可能受到中国人的影响,但1764年通信使回到朝鲜后就发生了变化。

  成大中说,我到日本,看到日本人“重交游,尚信誓”,谁说日本人很狡猾?“愧我不如也”。

  元重举说,现在日本“家家读书,人人操笔,差过十数年,则恐不可鄙夷而忽之也。虽谓之海中文明之乡,不为过矣”。

  李德懋说:“朝鲜之俗狭陋而多忌讳,文明之化,可谓久矣,而风流文雅,反逊于日本。无挟自骄,凌侮异国,余甚悲之。”

  一年前还在说日本“岛俗多狙诈”,这时就发生了变化。但重点还不在这里,重点是他们要考察,是什么原因使日本文明迅速进步?他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日本长期大量且及时进口了清朝的书籍。

  李德懋说:“近者江南书籍,辐凑于长碕,家家读书,人人操觚,夷风渐变。”

  柳得恭说:“倭子慧窍日开,非复旧时之倭。盖缘长碕海舶委输江南书籍故也。”

  李尚迪说:“近来中国书籍,一脱梓手,云输商舶。东都西京之间,人文蔚然,愈往而愈兴者,赖有此一路耳。”

  日本能够由“蛮俗化为圣学”,是因为大量吸收了清代的文章和学术,那么,朝鲜是否依然能够以“小华”自居,而以“夷狄”视清呢?以往的华夷观是否又有坚持的必要呢?答案是:不可以了。

  英祖三十五年(1759),19岁的李德懋碰到漂流到朝鲜的福建人黄森,在一番问答之后,李德懋很骄傲地说:“顾今六合之内,浑为戎夷,薙发左袵,无一干净地。独我东尚礼义而冠带之,于今觉幸生东国也。”但1764年之后就不是这样了,李德懋在给李调元的信里是这样写的:“不佞樗栎贱品,瓦砾下才,只是秉性迂直,爱人信古。只自恨口不饮江河汉洛之水,足不蹈吴蜀齐鲁之地,枯死海邦,有谁知之?每诵亭林先生‘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未尝不泫然流涕也。”

  这样的材料太多,整个观念发生了改变。1764年以后,朝鲜北学派兴起。“北学”出于《孟子》“北学于中国”,所以就是要向中国学习,北学派的全面兴起,对清朝文化来了一个全面拥抱。

  华夷观改变之后,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在日本国内,有三股势力,一股是日本的国学,一股是西洋的学问,称之为兰学,还有一股中国的,叫汉学。在朝鲜,也有亲近中国的,后来又有亲近日本的,还有强调民族自尊的,这时候形成非常复杂的局面。但是跟中国拥抱的,还可以算得上是主流。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东亚文化的走向,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一方面是朝鲜学术与清朝文化的日益接近,另一方面是日本对中国、朝鲜的逐步轻视,强调日本中心主义,以东洋之英国自负,主张脱亚入欧。所以,1764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想借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什么?那就是观看,不只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注视,也不仅是彼此的对看,有时候是左顾右盼,看你看我又看他,就在这个“游目骋怀”的过程中,发生交错、复杂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因此我们的考察,不应该是单向的,而应是多向的,不应该是单义的,而应是复义的。

(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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