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漫谈:唐君毅论为人之学

    唐君毅是20世纪港台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之一,他秉承并创造性地阐发了传统儒学的为人之学,赋予传统儒学的为人之学以现代性和世界性,推动了儒学的现代发展。唐君毅理论思考的价值基线是:“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应当是现代世界的中国人。”(《人文精神之重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2月版,第4页)他阐释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重建,就是在这一基线上展开,并在此世界观和价值观中探讨人的本质、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如何融入世界文明、如何挺立中国文化自信精神等问题。

    唐君毅赞同康德关于理性“兼为分析与综合”的观点,同时又植根于中国儒学传统。他用“道德理性”来表达人之为人的价值根据,指出:“此理性在中国儒家即名之为性理。此性理或理性,即不断生起创造一切具普遍性之理想之超越而内在的根原。”(《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4月版,第36页)人依“理性”而有“理想”,依“理想”而有行为实践,并在现实活动中表现“理性”的超越与主宰能力。理性综合各种理想,进而发生道德行为,即是理性的功用;而理想与现实能够相一贯的根据,即是人心本有的性情:“此理想的原始的根,在人之生命存在与心灵,对有价值意义之事物之爱慕之情。此爱慕之情,柏拉图名之为Eros,中国先哲谓之性情。依此性情,而人形成一理想时,此理想即先实现于此性情之内,而亦求通过其身体之行为,以表现于外,而实现此理想于其周遭世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5月版,第488页)人的道德情感不能凭空出现,需要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与他人共存共在,互相影响、契合才能产生。基于“情”,唐君毅把理性解读为一种与活生生的生命、存在相结合的主体意识,既包含生命的创造力,也包含人的生命活动,是一个丰富多样的统一体。人具有不断为善的能力,并在现实生活自觉彰显理性的功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

    传统儒学建立在宗法血缘的基础上,以人为中心,重视内在精神生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承担着以文化之、化民成俗的重任。“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儒学肯定心性情一体,以此来理解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创造能力。从孔子开始,“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中的枢纽,包含着待人接物原则的修养,包含着治国术,还包含着学习的态度,更多的是从德性角度来分析。根据社会的状况决定自己的行动,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寻求个体行为与社会发展动态的平衡,是对君子行为的最高要求。

    在儒家思想中,人与人在日常交往中结成群体,按照礼义规范行事。而这种联系根源于人心人情:“礼以顺人心为本”(《荀子·大略》)。人根据自己的情感与生活,来推度、把握他人的情感与生活,并依此理念而展开处世之道和生活结构: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他人与自我的亲疏远近而形成一个生活网络,依此来决定对他人的态度。唐君毅指出,“恕道”,即推己及人之道,意义在于“可以使人人皆在世间有一立脚点,以阻碍自己与他人之过失与罪恶之流行。义愤以及与人为善之心,亦皆可以直接使善之在世间,得其自然生长之路。”彰显人与人“互济”的重要性,强调人与人之间互相扶持、同步发展是人获得自我完善的重要方法。(《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65页)

    儒学通过对传统礼仪、礼俗的承续来发挥教化功能,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文提升。当子路问及修养“成人”的道理时,孔子回答说,有了智慧、清廉、勇敢、多才多艺这四方面的品格,还必须“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论语·宪问》)。礼乐均本于人的情感,“礼”主要成就人与人的生命精神活动的秩序、节制与条理,有“节制”和“尊敬”两方面意义;“乐”主要成就人与人的生命精神活动的充实、和融与欢喜,可以使人之内外生命相感通,亦与天地万物之活动相感通。

    在唐君毅看来,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礼尚往来中熏养其道德智慧,看到生命之灵气的流行,欣赏到日用事物之美,化解人之心灵困顿并自觉提升人之生存境界。在这种生活中,人可以获得对天地人我万物通而为一的生命感受,获得性与情合一的生命体验。礼乐精神在修养人格中的关键作用,在于内外相合、表里如一,对个人修养的完成起着贯通和整合作用。(《东方人之礼乐的文化生活对世界人类之意义》,《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11月版,第202-219页)

    现代世界的中国人,既是中国人,也是现代人,两者需要完美结合,行为做事能够合理性、合时代、合人情。在以意义的世俗化、生活的平面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嫁接西方的宗教精神,而为生民大众提供安身立命的智慧,是唐君毅回答“如何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关键。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求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促进现代中国人的自我陶冶,是唐君毅论“为人之学”的根本旨归。

    唐君毅指出:“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自序(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4月版,第5-6页)他以“道德理性”为中心,运思于经济、政治、哲学、科学、艺术、文学、体育、宗教等文化活动,强调各种文化活动的内在统一,并高扬道德主体自我超越、自作主宰的力量,化解各种思想文化与现实力量相结合而造成的冲突。在唐君毅看来,作为现代中国人,需要在坚守中国文化的德性基础,保持礼乐教化的前提下,扩充道德理性“外向开拓”维度,发展科学、民主、法制等客观精神,既接纳现代生活的影响,又保持中国人的精神特征。

    在唐君毅看来,反求诸己的精神是儒家君子人格最根本的特征,这种精神“表示一种精神上之最高的凝聚,从整个的外面世界,收归自己,即使自己过失,呈露在知过的自己之前。”(《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2月版,第237页)反求诸己精神的缺失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精神病痛的原因,挺立这种精神是建设中国文化之必须。而中国人文精神之未来发展亦系于“确认中国人德性生活之发展,科学之发达,民主建国之事之成功,及宗教信仰之确立,乃并行不悖,相依为用者”。(同上书,第7页)他认为,反求诸己精神在科学哲学之中,可以使人在思想复杂、充满矛盾冲突之处稳定自己,使人的精神凝聚、撤退于自己之内;可使人之精神,于一切为必然之中保持自有和超越;可以使人在面对他人之批评与指责时无所寄心。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其根本精神亦包含着“对我以外之他人之从政能放心。此正是相信性善论者之所当至。”在民主政治制度下,反求诸己的精神表现在“一切从事竞选者,在原则上,同须求体察一切选民之意,同须用求诸己的工夫,去体察选民之意。”(同上书,第307页)

    通过文化教养来促进反求诸己精神的推广,加强世人对人性本善且能不断扩充为善能力的信心,是唐君毅对中国人的现代发展、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立足点。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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