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学兴替关乎中国学术变革——为《“新子学”论集》一书所作序言

    中国哲学精神的兴起、演进和繁荣,与先秦子学息息相关。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不同的文明都经历了一个轴心时代。这是一个颇具启发的说法。至少对中国哲学而言,子学的兴起可以视作哲学的开创期,子学构成了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核心内容。先秦哲学家面对当时社会的空前危机,自觉反省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对天人关系、内圣外王以及人生态度等问题作了深入探索,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遗产。当然,和其他的文明不同,中国的哲学突破自有其独特之处。先秦诸子大多着眼于人世,有浓厚的社会关怀,致力于理想世界的建设。孔子、孟子、荀子如此,老子、庄子以及黄老学派同样如此,其他各家也不例外。中国哲学的基本性格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发展。黑格尔说,欧洲人每想起希腊,就会有家园之感。这句话,用在中国人之回想先秦,应该也是恰当的。

    但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并没有继续下去。秦王朝建立后,以法家思想为蓝本治理国家,采取严酷的文化政策,甚至于焚书坑儒,这是国家权力对思想的第一次压制。到了汉代武帝时期,又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最终形成了经学一统的思想格局,这是国家权力对思想的第二次压制。自此后,中国哲学就在国家权力和正统意识的压制下迂曲而行。经学的地位日益无法挑战,多元思想被视为异端而屡受打击。唐代犹能三教共存,而宋代之后,在政治权力的挟持下,“道统”成为思想压制的新武器。尤其是明清两代,陆续有各种迫害异端的惨剧发生,文祸不绝,士人寒心。集权制度下的社会慢慢僵化,集权意识下的思想慢慢退化。失去了多元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思想文化的活力不断弱化,直到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和改变自我命运的能力。

    当然,无论怎样强大的专制,也无法真正统治人们的思想与精神世界,因为这违背了人的内在要求,也无法保障社会的健康发展。从历史上看,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抑或经学的任一派别,在获取独尊地位后,都会逐渐陷于僵化停滞的状态,并进一步造成思想学术的普遍凋敝。思想一统的局面在国家权力的扶持下还可勉强支撑,而一旦经学思想丧失强制性的体系支持,就会迅速堕入溃败。此时,受压制的哲学思想往往会马上找到生长的空间。因而我们会看到,经学的凋敝经常会激发子学传统的复兴,或者某种新形态子学的兴起,这差不多是中国哲学历史的基本规则。东汉末年,经学为世家大族把持,成为繁琐的章句之学,又因为与谶纬之学结合而堕落为灾异神学,弊极而衰,于是从汉末开始,经学一蹶不振,而老庄强劲复兴,进而慢慢推动了魏晋时代子学的复兴,由此学术打开了一个新局面,文学、美学、艺术等各领域都进入了一个大创造的时代。这一格局延续了数百年。之后的时代同样如此,往往在独定一尊的专制思想衰落后,多元化思潮就会随之涌现,亦即由子学的复兴来重新焕发哲学的生机。明代理学一统天下,而傅山等发出质疑,并提倡与之相对的子学。清代思想专制解体后,又有清末的子学复兴。在某种意义上,“五四”精神亦复如是,它在西方思潮的推动下,对清代的思想专制进行了全盘的清理。一元衰而多元兴,子学正是凭借着其自有的坚韧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连绵反复,不断自我重生。认识到这一点,在今天有着特殊的意义。

    近年来,我一直努力来做的事情,是站在当代立场上阐发历代道家的人文情怀。和通常的说法有所不同,我愿意强调道家思想中人文和自然相互蕴含的特质。实际上,不仅仅是道家,先秦哲学的特质都在人文精神上。从中西哲学的对比来看,先秦诸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特异之处,就是人文意识的自觉尤其早,而思考又尤为圆通。从产生的时间来说,中国的人文精神要比西方的人文精神早很多。在西方,人文精神到文艺复兴时期才真正出现,那已经将近十四世纪了。可是在中国,早在老子、孔子的时代,伴随着对神权的质疑,哲学家们已经开始从“人”的视角来思考重大的哲学问题。老子是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家,他用“道”代替神学意义上天帝的位置,真正体现了人文精神。固然我们不能把孔子视作哲学家,但他也的确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孔子思想中深厚的人文精神同样是那个时代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在老子和孔子之后,人文思想成为先秦诸子的时代精神,诸子各自不同形态的人文思想相互激荡,最后汇成一股时代思潮,因而可以说先秦是人文思想汇集到人文思潮的开创期。先秦诸子百家的人文精神对今天的世界有着非常大的启示。自古至今,人类就不停地面临三大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己内心的冲突。环顾今天的世界,这些冲突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在一些霸权意识下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子学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对话、和谐的精神,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子学是中国文化宝贵的遗产,需要不断开掘,不断发展。近代以来,子学研究有非常大的进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面对现代中国的复杂境况,子学还应该在世界哲学的背景下,紧紧抓住中国哲学的特质,开拓出新境界。由此,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子学”主张就特别具有学术创新与思想变革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从提出“新子学”这一命题,倡导子学的振兴,到深入阐释“新子学”的精神,方勇教授的主张一直得到学界的积极呼应,并由此引发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呈献给读者的这部《“新子学”论集》就记录了学者们的精湛思考,这说明子学及其背后的精神是富于生命力的,是这个时代需要正视的思想资源。

    “新子学”新在哪里?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从“新子学”的提出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深入,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相信读过本书后大多数人会同意我的看法。在这些见解中,有的特别能够引起我的共鸣。比如傅璇琮先生提到,需要花大力气做诸子文献的整合梳理工作,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还有许抗生先生谈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极其丰富的,绝不是儒家一枝独秀。再如陆永品先生谈到,儒、道、墨、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四大“显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四大坚强支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当然还有很多学者的看法都非常精到,需要时间细细体味。相信《“新子学”论集》的出版会推动“新子学”研究更深入的发展,这于我而言是一件颇感欣喜的事情。是为序。

    2013年11月

    (本文系作者为《“新子学”论集》一书所作序言,本刊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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