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世纪老人近影

  时间的年轮将要辗过20世纪。回望百年文坛,有众多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曾经伴随和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值得我们铭记、回忆和品味。比如巴金、季羡林……我们把目光投向他们,正如臧克家的诗歌《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巴金:把心交给读者

  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和被国际笔会第47届大会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的巴金先生,自20年代初发表作品至去年3月发表最后一篇文章《怀念曹禺》,从事文学创作70余年,他的作品以真诚强烈的感情色彩,触动了几代青年人的心,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上海作协的路正伟介绍说,老人身体十分虚弱,住在医院里,他的日常起居由护士照料,子女也都尽心尽职,女儿李小林每天上午都要到医院来看望父亲,儿子李小棠也常来看望。现在巴老身体状况很差,讲话也很微弱。

  巴老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但是特别慈祥,宽容待人,十分尊重别人的劳动,任何人在巴老眼里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他积极地配合治疗,和护理人员相处很好,由于老人年纪大,静脉细,打点滴几次不能成功,老人忍受着,从没有任何怨言。无论谁对他的服务,他都记在心里,而且常感到过意不去。有一名曾经在巴老身边服务的退休职工,离开几年后回来看望巴老。在一起时他们都是称呼“老李老王”的,巴老没记住他的名字,又加上医生关照谢绝会客,所以护士把来人姓名报上来时,巴老一看不认识,就没有见。后来当他知道来人曾在他这里值过夜班,后悔了好几年,说:“我记忆力差了,人家来看我,都没能记住人家。”他请作协的同志帮助联系那个人,那人没找到,他倒把作协帮忙的同志的名字记住了,总是提起。后来路正伟通过公安局找到那人,终于使他们见面了。巴老当面向他致歉。那人后来又带着他的孙女去看望巴老,女孩还为巴老朗诵了她们的课文中巴老的文章《鸟的天堂》,巴老当场为她签名送书。

  病情稍稍好转,巴老自己在床上做小幅度的伸展运动。他常看《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喜欢看国际要闻。他喜欢音乐,病房里时常响起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文革”给老人留下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为了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的悲剧,巴老曾经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但是未被采纳。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李小林问他要不要听,他点点头,以后就每天晚上坚持听。他很希望接受外界的信息,护理人员常给他读书读报。巴老晚年特别关心希望工程、文化教育事业、慈善事业、下岗人员以及灾区的民众,一遇到国家发生灾情,他就要求捐款捐物,家里人也很配合。

  巴老十分珍爱书籍,书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晚年他陆续地把书捐给了上海图书馆、档案馆、作协资料室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为上海图书馆题下了“散布生命,散布知识”。巴老始终想着读者,永远都不会忘记读者。他说“是读者养活了我”。为了对读者有所奉献,他顶住疾病,亲自给《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写跋,并且认真校对清样。他以历史的见证人和时代的良心写出的五卷《随想录》被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读者在他心目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他一直勤奋地写作,一切都是为了读者,他要把自己的心交给读者。

臧克家:全家编“全集”

  诗人臧克家戏称自己“有口不能讲话,有脚不能走路”,只好闭门谢客,安心在家养病。据他的女儿郑苏伊介绍,臧老不能参加任何活动;而且由于中气不足,也不能多说话。别人讲话他根本听不见,只能趴在他耳朵上大声地说。已病了三年的臧克家依然受着身体的困扰,斑毒、高血压……由于臧老爱激动,医生关照不让他会客,否则一激动血压就上来了。近日,臧克家又起湿疹,浑身发痒,以致晚上根本无法入睡,每天都要多次擦药。

  臧老每天在房间里活动,以前是每天绕八圈,现在由于身体的状况,只走一两圈;他视力不好,耳朵也听不见,大夫叮嘱他不能多用眼,所以他的生活状况基本上是卧床、看报。臧老每天必看的报纸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一般是先看大标题,感兴趣的再用放大镜拿着看。他对国际国内新闻很感兴趣,更关心正在进行的奥运会,但他只能是远远地坐在电视机前,听保姆讲电视。

  从去年开始,臧老在为《人民日报》写了两篇文章后就没再动笔,常常是他口述,家人帮他整理。郑苏伊同时是臧老的助手,曾帮他编著过很多书,这一回,母亲、哥哥、嫂子也同时参与,全家动员编“全集”。在此之前出版的文集仅有6卷,不能完全涵盖臧老的创作概况。《臧克家全集》共12卷,包括诗歌、散文、小说、随笔、书信等,于今年年初开始编辑,计划明年出版。在编辑的过程中,郑苏伊感觉最困难的是信件,筛选、注释,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整理父亲的全集,郑苏伊颇多感慨:“我觉得搞文学创作确实不容易。父亲是农民出身,从小在农村长大,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反映人民疾苦,人民痛苦他也痛苦,人民快乐他也快乐。父亲坚持了70多年,一直是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作品内容比较丰富。”

季羡林:专注于学术研究

  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季羡林先生的眼角膜又增厚了。据季老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季老除了视力不好,他的身体状况尚可。目前季老在北京郊区安心专注于学术研究,正主编一套中国佛教史,他自己还主笔其中的一本。季老并不希望别人打扰,打断他仅有的工作时间。除了非去不可的特殊活动(比如他主编的书要发行,学校安排什么活动),其他活动很少参加。他喜欢听二胡,但从不在这上面花费很多时间。他对于时间特别珍惜,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工作。

  季老的日常起居很有规律,每天4点半起床,6点钟用早餐,平时用餐以素食为主。午觉醒来后接待客人,累了就写点散文调剂一下。这样一个惜时如命的老学者,对于年轻人却有求必应。北大200多个青年社团,时而学海社,时而吠陀社,不断地邀请他参加一个个研讨会、座谈会,季先生总是尽量地满足他们。“不接触他们,就无法了解他们,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可以使自己不至于木讷,并保持一颗永远年轻的心。对年轻人我从不拒绝。”只要学生们需要,他都觉得是种乐趣,喜欢跟学生在一起,这也是他份内的事情,他认为孩子们是最可爱的。

  谈到前段时间的散文侵权,季老很气愤,他其实跟出版社的人并不认识。他的家人说:“先生一生最恨损人利己,从不伤害别人,现在盗用先生的名义出版,先生一生气,什么主编呀、顾问呀,全都推了。”

  除了京剧和二胡,季羡林先生每天的娱乐项目是《北京新闻》和《小八义》。他的几间工作室,每个工作室的书都是固定的,报纸必读的有《参考消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大公报》,他的阅读速度相当快。目前,共32卷本的《季羡林全集》,已出版24卷,后8卷正在整理之中。

林庚:如新诗一般的“少年精神”

  幕色笼罩了北大燕南园的时候,我沿着林荫遮蔽的曲径,来到小路尽头的林庚家里。木质的门窗和地板透着古朴典雅。林老从书房走出来,面容清癯,穿着浅灰色的中山装,尽管还有着初秋的炎热,但他的衣扣却一丝不苟地扣着,令人联想到先生做学问的严谨。

  在北大中文系为林庚先生九秩华诞举行庆祝会时,林先生送给来宾的礼物是刚出版的新著:《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和《空间的驰想》。他在答辞中潇洒地说:“我这两本书的出版,只想说明:我还在工作。”林先生的年龄与新诗的年龄相仿佛,他的一生是和诗联系在一起的。1934年,他的诗集《夜》、《春野的窗》出版,以写自由诗显露才华。1935年发表论文《诗的韵律》,“在追求韵律的声浪已因此路不通而消歇”的诗坛上,重新提倡创造新诗的“新的韵律”。此后他在几所大学任教授,钻研中国古典诗歌。

  林先生年轻时喜好打球,至花甲之年,便改唱西洋歌曲作为锻炼。他每天要唱三个小时,居然把多年的哮喘病治好了。他说:“现在我每天只唱半个小时,一来我也就会唱那么多歌,二来我没那精神学新歌,老来回地唱没什么意思。”他每天浏览很多寄来的报刊杂志,也不能细看,但凡是文学的他都喜欢。关于目前诗歌处在低潮的现象,先生说,诗歌是艺术的语言,这就存在矛盾:既不能脱离生活语言,又要超越生活语言,它所突破的正是所依赖的。诗歌包括句式、语法、词汇,句式是基础,现在连基础都没建立起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喜欢写文言诗,还有旧诗刊物,就是因为有诗化的基础,最起码还有形式,目前诗坛上缺少的正是这些。在他看来,一种诗的新体裁的成熟一百年的时间当然不够。如果大家来研究诗的格律,更自觉地进行创造,定然会加快新诗成熟的历史进程。他认真地说:“新诗应该有‘少年精神’!”

  闲暇时,林先生在幽静的燕南园里散步,也去未名湖畔走走。他耳背、患有白内障,看书很吃力。手也发颤,小字几乎难以成文。但是,当我听他旁征博引地谈起诗歌,我感到先生的年轻,正具备如新诗一般的“少年精神”。

施蛰存:率性而为

  三十年代著名小说家施蛰存的创作曾被呼之为“新感觉派”,归入与刘呐鸥、穆时英并列的“海派”。但确实地说,他当时的作品称为“心理分析小说”更为恰当,代表作包括以都市为背景的《梅雨之夕》及以历史为背景的《将军底头》等。他曾评价自己的小说“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轨道”。

  施老今年95足岁,跟孙女及孙女婿生活在一起。据了解,施先生一直抽雪茄,烟瘾很大,早上起来时近十点,吃一只水鸡蛋,八枚红枣,他认为这是一天中最好的营养。他唯一的嗜好,是下午喝杯牛奶咖啡,加一块饼干当点心。本来还喜欢吃点肥肉,尤其是火腿皮烧酥,因为没有牙齿就很少吃了,他又从来不装假牙,牙坏了就拔掉了。今年夏天起,老人的身体差多了,大多数时间只能躺在床上,很少起床。

  由于身体的缘故,施老很少接受外界的来访。老人情绪好时,会答应做某件事情,但若情绪不好,即使答应了也会拖很长时间。关于本报记者的采访,先是施老的儿媳接待,说施老正休息,一听就推掉了。隔了十分钟,又说给施老详细解释了一下,施老同意了,可以先写信过来。为着时间的紧迫,记者再次打电话,将传真发过去,他的孙女婿说:“不是我泼冷水,你得先做好准备,他答应过的事也可能实现不了,我们得尊重老人的意愿。”

冯亦代:为年轻人多做点事情

  且相伴,在生命的暗夜里醉入破晓的梦。

  不这么着,又怎么着?

  这是黄宗英老人在记述和老伴冯亦代病中相携的《多彩的故事》结尾的话,假作的无奈里,透露出对生命的执著和相守的惬意。

  周末的午后,我如约来到冯亦代、黄宗英夫妇的家里。书房小而凌乱,四处堆着打好包的书,书架上已有部分空出。黄老从电脑前站起身热情地迎接我。她正在整理冯老写的东西,电脑旁的稿纸上正写着我在电话里的问题:“答舒:关于黄——,关于冯——”,条分缕析地有些简答在上面,我不禁为老人的认真而感动。

  冯老在看奥运会的现场直播,音量开得很低。曾七次脑梗塞的冯老刚刚恢复健康,尚有炎症,说话很费力气。黄宗英呢?“我到阴间去了3个月,又回来了。”她其实也正在为青年写作品读后随笔,并摘出日记之类,以备续写《冯亦代年表增编》。墙上的写字板上是黄老的字体:“二哥于9月6日开笔。”冯老现在终于又能开笔写字,正打算为巴荒编一本散文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独闯西藏阿里无人区的女画家巴荒出版的《阳光与荒原的诱惑》,被冯老称为是“人间难得听到的交响乐”。黄老说:“每天早晚,冯老都处于抢救状态,因为脑梗塞,随时都可能猝死,我是接近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没人扶着不能走。依我的状况,医生说最好是躺着。昨天我拿着小板凳去楼下,坐在板凳上跟别人比划了两下太极拳,人总是要动一动的。我们的身体寄托在笔上,如果能动笔,身体怎么样不要紧。”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来不及做自己的事情,却在为一个生病的画家忙碌。黄宗英说:“如果冯老走得早,他的字我也不认得。冯老在为巴荒整理,我在为冯亦代整理,我自己的反而来不及整理了。”

  “使自己正常、愉快地工作,这才是坚强。”冯亦代和黄宗英两位老人,决心要慢慢地淡出这个热闹的世界,为年轻人默默地做点事情。由三联书店等出版了《色彩集》、《水滴石穿》,冯亦代很感动。“人说久病故人稀。我们是久病故人‘惜’”。冯老每天都要浏览很多份报纸。黄老说:“我只能看3天以后的报纸,以为这样就不打架了,可他还要找回来。”关于有消息说黄宗英要写赵丹,黄老说:“我不会写赵丹,我只会写《快乐的阿丹》——写些快乐的东西,绝对不会写长篇,会有人写的。”

孙犁:病中惦记老朋友

  以“荷花淀派”在文坛独树一帜的孙犁先生近年来身体状况欠佳。辗转打听到孙犁研究学会,常与孙犁接触的学会秘书长刘宗武向记者介绍了孙老的有关情况。五年前孙犁下楼散步偶感风寒,从此重卧病榻,病魔迫使孙犁完全中断了他的文学生涯。5月9日,他抄写完《理书四记》,发表于《天津日报》,此后,再未写一篇文章。

  1997年春节,孙犁从自己独居的住所,由儿子接到家里养病。先时,他还能在室内走动、坐坐,逐渐地就长时间卧床静养,很少下地走动。再后,走路比较困难,下床吃饭、如厕亦需护理搀扶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刘宗武去了看不到孙犁,就和他的儿媳说说话,了解一下病情。有一次,她说:“爸爸常常想起战争年代的情景,有时突然就说‘打仗了’,‘快走快走’;或想起‘文革’中的遭遇,说有人赶他走,他自己就非要下楼,拦都拦不住,到了楼梯口,踌躇一阵,又踅回屋内。”出现了如“芸斋小说”写的那种幻觉现象。

  迄今,孙犁的头脑清楚,记忆力也比较好。他不能写作了,不再读书看报,也从不谈及文学方面的事情。但他还是念念不忘文坛上的人和他读过的书。大概1996、1997年前后,他还把随时想到的人名、书名等等,写在单页纸上。刘宗武见到过几张大的、十几张小的,笔迹已经弯弯曲曲了,有的还可能是护理代笔。其中,他想到老战友曼晴、秦兆阳、徐光耀、康迈千;想到几位市党政领导;想到文学前辈闻一多、黎烈文、徐调孚、赵家璧;想到古人范仲淹、单雄信;想到同时代文人傅铎、舒群、彭子冈、林呐;想到中外艺术家郝寿臣、冼星海、李劫夫、贝多芬;想到古书《吕氏春秋》、《文心雕龙》;想到解放前的出版社“良友”;想到1949年进城前住过的小镇胜芳……以上,仅仅是他写在纸片上的一小部分。

  这五年间,又是孙犁著作出版最旺盛的时期,出版了《孙犁自叙》《孙犁书话》、《孙犁小说全集》、《书衣文录》、《芸斋书简》、《耕堂劫后十种》等将近20本书。

  今年4月中旬,刘宗武和《林业报》的段华去医院看望孙犁。早就听说孙犁春节以来康复得不错,到那儿一看果然。他的脸色红润,也胖一些了。他俩紧靠他的身边,突然,听到他发音不是那么清晰地说了一句话,他俩没听准,问了问他,才弄明白,他问《修辞学发凡》是谁作的,告诉了他;又问《文坛登龙术》是谁作的,再告诉他,他不说话了。刘宗武说:“对于他的发问,我们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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