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史》:一部综合性、有特色的文化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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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史研究一度成为热门,相关著作层出不穷。而进入新世纪后,文化史研究却似乎一直在徘徊中前行,宏观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并不多见。近读北京师范大学张昭军、孙燕京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2年10月出版)一书,耳目为之一新。综观全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研究时段的重新界定。早期问世的文化史论著,大多遵循传统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办法,即以1840—1912年作为研究范围。近几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下限延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逐渐为学界所公认,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时段也随之下延。较以往文化史论著不同的是,该书不再完全以政治史分期作为文化史研究的分界点,而是根据近代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滋生新文化的种子,以至生根、发芽、结果的历史过程确定研究时段,重在凸显新文化生长、嬗变的轨迹。贯穿全书的有两条线索,一是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蜕变和新生,二是近代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生长。基于此,作者把1826年经世思潮兴起作为传统文化“嬗变”的起点,而把其发展理路延伸至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中国确立之前,充分展现出近代新文化的发展嬗变历程,增强了其完整性和连贯性。

    其二,内容宏富,视角独特。该书除导言外,共分九章。前八章以时间按章排序,每章皆从文化政策、文化改革、文化思潮、文化运动、文化教育、文化论争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九章对前几章的内容作了扩展和补充。这样的设计避免了将文化史割裂为思想史、学术史、宗教史、文学史、艺术史、民俗史等专史来研究。以时间为轴来论述近代文化的嬗变轨迹,每个时间点上又分别予以阐述,完整连贯;该书一改以往研究文化史的划分标准,正如导言中所说,“官方的文化政策、文化变革属于制度层面,借助国家权力直接影响民众的文化观念、文化思潮、文化教育具有群体性特征,而且对近代民族文化的培育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最具特色、最具效力的表现形式,是文化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文化论争虽限于知识精英,但往往能从理论上回应时代课题,或为文化发展指明方向,可视为一个历史时期群体智慧的浓缩。”该书在结构上以宏观把握全局,以微观补充,深描细节的手法,新颖独特,不落窠臼。以往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大都将着眼点放在文化本身,从历史事件的角度来撰写近代文化的变化。该书则力图把人们注目的焦点,从文化事件转向“集体写真”。全书采取文化社会学的视角,赋予文化以生动性、拟人性,使各个时期的文化都呈现出其不同的特点,就好比人的一生一样,各个时期的思想状态、生存环境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形象再现了生动鲜活的历史图景。

    其三,资料翔实,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具。该书作者发掘了大量资料,不仅涉及档案、古籍、资料汇编、奏折、上谕,还大量搜集报纸、杂志、个人游记、日记、回忆录、书信等,丰富而翔实。尤其是大量引用诗歌、书信、词曲、报刊等方面的材料,不仅增加了全书的知识性、趣味性,也增进了读者对于逝去历史的感性认识。比如在第七章插入了金陵大学写给日本大使福田的书信,用真实的例证揭示了日本侵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抗战文化中,插入了被迫南迁合并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读着那慷慨激昂的歌词,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炮火纷飞的时代。全书还配了30多幅历史图片,这些视觉资料与文字记载相映成趣,使一幅幅全景式的历史文化画卷跃然纸上。此外,全书各章结尾辟有“小结”,对整章内容进行梳理归纳,还均附有“历史文献”“论著选读”和“研究讨论”,提供了主要的资料来源和延伸文献,也为研究者、读者提供了进一步拓展视野和开展研究的珍贵信息。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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